吕　雪

　　摘要：本文通过广为熟悉的一些华裔女作家作品中展示的早期华裔女性移民的工作、生活状态来探讨她们生存状态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个时代的移民，她们的身份、思想都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她们都是游走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在华裔女作家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关键词：华裔女性工作生存状态边缘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9-0022-01

　　近些年来涌现了大批以美国华裔女性历史、生活等方面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喜福会》、《女勇士》《扶桑》、《橙血》等都形象又生动地展示了一副老一代华人移民海外的生活图像。这其中的“中国女人”，首先有一个“中国”的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上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压迫”感造就她们“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

　　令狐萍在其著作《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对华裔美国妇女的移民阶段做了如下的划分：把从19世纪中期到1943年为早期中国女性移民时期。1834年，中国妇女梅阿芳(A-fong Moy)抵达纽约，成为有史可载的第一个到达美国的中国女性。而她的“工作”仅仅是被当时一家美国博物馆用来展示清朝天国妇女的衣着打扮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换言之，在当时的美国观众眼中她只是一件展品。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时期，在那个男性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娼妓业“蓬勃”发展了起来。起初从事这一行业的主要是来自墨西哥、巴西或秘鲁的墨西哥裔或西班牙裔。稍后是来自东海岸的白人女性，不久这里出现了中国女性移民的身影。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全部中国妓女都是在被他人控制下被迫而从事这一行业。在《扶桑》中女主人公扶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是中国南方乡下一家普通人家的儿媳妇，被拐卖和几次转手后沦落到美国的妓院里，终日被限制在屋内毫无自由。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华裔女性从事主要是洗衣业、餐馆业、缝纫业、旅馆业、纺织业和杂货商业。单身的女性移民通常集中在工厂或家政行业，而已婚的女性移民则倾向于在家中工作比如在自家的洗衣店或小餐厅。康妮(ConnLeYoungYu)在其《我们祖母的世界》(The World ofOur Grandmothers)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她们都住在各自小杂货店的后院，后院里也会晒些海产干货再卖回中国。而太祖母则负责照看孩子，在节假日里做些应景的糕点出售，并协助她们丈夫的工作。”

　　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期到1943年为早期中国女性移民时期，华裔女性移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非技术性、美国本土人不愿从事的领域。当时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为这些海外漂泊的华人做后盾。同时，当时的美国政府极力推行排华政策，比如1903年发生在波士顿对唐人街的突袭以及1924年国会通过的《移民法》对于华裔女性移民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明确禁止‘中国妇女、妻子和妓女入境”。而中国的传统以及她们自小所接受的教育，如“三从四德”对于身处异国的她们帮助甚微。总的说来，女性职业的选择收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育程度、社交技巧和能力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当时中国女性识字的数量本来就很少能接触到外语的更是凤毛麟角。早期华裔妇女的活动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唐人街。即使是经济情况较好的华商之妻，也被禁锢在丈夫和儿的家庭天地之中，难以同美国主流社会接触。严歌苓的另一部作品《寄居者》中女主人公玫(May)的母亲因家里在唐人街中有几家洗衣店无须操心生计，所以全部的事业就是培养自己的女儿溶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语言的障碍、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又使中国移民在文化上孤立于白人。他们往往下意识地与他们的不友善邻居或同事的敌视态度与行为保持一定距离，以求平安无事。

　　华裔女性在西方人眼中是中国人，在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华裔世界里是被主导的女性。决定了她们不仅遭受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而且还要遭受性别歧视。在华裔妇女移民早期，这种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一直占据着主地位，形成了华裔女性被双重边缘化的窘境。不论主动或是被动，自愿或是不自愿，早期的华裔女性移民实际上是身处主流社会中的边缘人，游离于主流之外。只有生命对生命出自真诚的理解和尊重才能打破语言、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心灵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