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秀

　　摘 要:本文试图从哲学观念和阐释方式两方面入手,比照出中西文学理论在文化传统上的根本性差异,揭示二者相互交流的困难因素。

　　关键词:文学理论 比较文论 对话 哲学 阐释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6-0039-01

　　在中西文论各自的思想背景里头,有着深层性的难于对话的思想文化因素,它从根本上导致了二者在当下缺乏互通交融的尴尬局面。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中西哲学观念和阐释的差异上。

　　一、理想和坐实: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异

　　“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从不同的哲学观念里可以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中西文论的对话,就存在着这样一条无法逾越的哲学鸿沟。

　　中西哲学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坐实和理想的差异。“思想对人类敞开的思想可能性是同样的,就像土地,但不同文化所比较感兴趣的思想可能性却不同,就像道路”。西方哲学带有极其浓厚的思辨色彩,哲学家们终其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著书立说,自成体系。中国的思想家们却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抱负,他们常常是走哪说哪,随便找一处大树之荫,坐而论道,想说了就说几句,不想说了就睡睡觉,听听“韶音”,尝尝肉味,是一种“散步哲学”。中国人看世界,也不会认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于我们并高于我们的“绝对存在”。

　　西方人想不通,当你作为一个人来感觉世界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由自己来决定,那岂非异常的痛苦吗?一个人,随便坐在树底下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听上去世俗味极浓的话来,他怎么就可以成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并且几千年来影响着东方文化呢?

　　事实上,对上帝的信仰只是宗教信仰的一种,中国人不信上帝,但绝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宗教情感。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被称为“天”的“物自体”规范着,这个“物自体”的生成完全取决于人自身,所谓“天人合徳”,是一种伦理的信仰。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舍生取义”,正是因为出于对“义”的绝对信仰,人才可能舍弃生命。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舍生”行为完全是自我主动的决定,是为了在伦理信仰中求得心灵的安稳,并不来自于上帝的劝告或命令,这与西方是大为不同的。

　　再就中国的“散步哲学”而言,它未必就比西方的“思辨哲学”落后,相反,西方哲学骨子里所无法抛弃的病根,正是中国哲学轻松可以化解的。中国人最初看世界,虽然也涉及本体论,但骨子里对它并不看重。他们认为不管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有多少,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如何运行。西方人却一定要刨根问底,揪出那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世界本原来。这种从起步时就养成的气质,多少决定了后来西方哲学走向认识论,而中国哲学却更注重实践论。

　　二、“有理有据”和“信口开河”:中西阐释方式的差异

　　哲学观念的不同从根本上又导致了阐释方式的不同。就哲学的阐释方式而言,西方著作突出表现为“界说严,论证多,析理繁”。他们为世界不同之物找出一个假设的共同点,用一个词加以命名,人们称之为“范畴”。这样,世界就成了有很多个范畴组成的世界,混沌四方似乎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识了。于是,就像做数学公式一样,他们依照一个或几个“范畴”加以理性的思辨和逻辑上的推论,从而得出一个结论来告诉大家世界的未来会是怎样,而你现在又应当怎样。那么复杂的一个世界,在这些哲学家眼里完全丧失了其复杂性和神秘感,变成了一个按照逻辑推论就可以知其必然的数学常识。从表面看,我们似乎也发现不了这些哲学家们的论断过程有多大的差池,因为他们的文字表述严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得几乎吓人。但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为世界所设定的那个“范畴”真的能概括其本质吗?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为什么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范畴了呢?这个世界的本质特点难道不是多样性而是共性的吗?实际上,西方哲学家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一切价值和真理的根据归属于那些仅仅是想象的东西,那些想象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一些‘更高的或‘更根本的东西,那些‘更高的东西是一些概念,仅仅是概念,根据概念去说明事实就是无视事实,于是,哲学就进入了理想主义的虚空”。通过论证和推理后得出的自信满满的答案,一放到现实社会中就经不起考验了。世俗的人类对所有新的哲学观念的选择无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理想主义的哲学花朵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样不会进入现实社会的家园,即或是它满足了世人的某些需求而被选择,也完全不是按照其原本在逻辑推理上所应有的步骤和模式层层深入下去的,有时候过于激进,走向极端,有时候因承载不了现实的压力和外部诱惑而自行毁灭或改辙易帜。这是那些善推理、好辩论的哲学家们所不曾想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过于理想,企图脱离现实建立一座空中楼阁,然而“此在的实存迷惑了一次哲思”,哲学家们只能在自己臆造的楼阁之中做个“春闺梦里人”。

　　中国哲学思想的阐述方式恰恰相反,哲人们那种随意点染的表达方式在西方人眼里甚至有些“信口开河”。 “中国人只关心是否能够灵活地把握形势,而不关心那些不可认识的形而上的东西”。其实,中国哲人口中的话语,常常经过了自身的多重生命体验。这种差别落实到文艺理论上,就表现为一方是主义鲜明、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或文化批评著作,一方是散漫似无头绪的诗话、词话、画论。二者在当下尚不能形成相互理解的对话,根源就在这里。

　　那么,如何为中西文化沟通寻找到一个光明的出口?我们要做的不是拉近中西文化的差异性甚至取消其差异性,而是努力进行恰当的解释,减少隔膜,增进理解,以达成中西文化平和对话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赵汀阳.赵汀阳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4]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