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慕喆

　　摘要: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三十年代并未消失,而是处于一个转型期。本文以废名、沈从文、郁达夫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例,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呈现出在诗性传统飞扬中的回归与现代性追求中超越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诗性传统 浪漫主义思潮 回归 超越

　　中途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3-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形成高潮,到三十年代在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时代主题下而逐渐消退,左翼文学成为文坛主流。但浪漫主义并未消失,而是处于流变中的转型阶段。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凸显传统文化诗学元素,尤其是以废名、沈从文、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最为典型,呈现出诗性传统的飞扬与现代性追求的双重特征。

　　一、回归:诗性传统的飞扬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随着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形成一股创作潮流,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多受到西方雪莱、济慈、华滋华斯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影响,带有浓郁的伤感与抒情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田园浪漫主义在承认其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自然观念影响的前提下,它更多的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甚至哲学传统的回归——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厚的关于自然、田园和文学的积淀。”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从中心走向边缘,正如陈国恩所说“五四浪漫主义通过另一条途径,即由废名、沈从文和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郁达夫的艺术探索,发展出新的浪漫主义形态,并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这种新的浪漫主义形态,实质上正是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回归的自觉追求。它表现为含蓄悠扬的诗性语言,空灵澄澈、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以及道法自然的哲学理想,在三十年代的废名、沈从文、郁达夫的作品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无论是抒情小说也好,或者是诗化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是向传统诗学回归的重要标志。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讲究含蓄,讲究意象,讲究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代文学理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总结唐代诗歌的特征时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废名三十年代的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他自己曾说“我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就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受到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例如,在他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桥》中,小说语言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诗句与小说叙述语言融为一体。“他仿佛是一眼把这一块大天地吞进去了,一点也不流连——真的,吞进去了,将来多读几句书会在古人口中吐出,这正是一些唐诗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边树若芥”。又如“老儿铺东头一家茶铺站出了一个女人,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

　　诗性传统回归的另一重要层面是小说呈现的意境,在这一点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要旨。在废名、沈从文、郁达夫的小说中都呈现出优美空灵、晶莹澄澈的意境,他们笔下的乡村故土流动着静谧安详、单纯和谐的自然韵律,犹如一幅幅空灵淡远的写意画,天光云影,水流花开,远山含翠,竹韵清响。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如婴儿般纯真无暇。这里洗涤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繁芜与喧嚣,回归自然的淳朴与宁静,在诗意盎然的文字里将读者带入远离世俗的世外桃源。无论是废名的黄花翠竹的史家庄,还是沈从文翠色逼人的边城,郁达夫的桂花飘香的翁家山,其间的意境足以美的让人流连往返,不知归路。

　　小说中自然景色与人物心境的相交相融,呈现出物我相融,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美的意境。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空灵的意境来源于艺术心灵的静穆观照,如庄子所言“致虚极,守静笃”。废明笔下的乡村景色,淡雅宜人,清新自然,“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天绿得可爱。”郁达夫写月光下的翁则山,“从树枝里筛下来的千条万条的银线,像是电影里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许多秋虫的鸣唱,骤听之下,满以为在下急雨……一种空山秋夜的沉默的感觉,处处在高压着人”写清晨,“早晨的空气,实在澄鲜的可爱。太阳已经升高了,但它的领域,还只限于屋檐、树梢、山顶等突出的地方。山路两旁的细草上,露水还没有干,而一味清凉触鼻的绿色草气,和在桂花香味之中,闻了好象是宿梦之中也能摇醒的样子。”沈从文写黄昏“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写乡村的气息,“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飘扬的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香味,有甲虫类的气味,有泥土气味。”乡村田园,山川草木,在他们的笔下充盈着生命的鲜活,跳跃着自然的韵律,人与自然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中绽放出神韵的光辉,刹那间让人领悟到生命的美好,自然的伟岸。

　　诗性传统第三个层面,在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上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的回归,尤其是禅宗思想和老庄道家精神,在废名、沈从文、郁达夫三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在题材上避开社会革命,关注乡村田园里那些平凡的小人物,关注他们的生命自在自为的存在,或徜徉在黄花翠竹的禅宗世界,或试图建立希腊的人性小庙,或留恋于道家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虚静境界。

　　在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道路中,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中,废名无疑是走的最远的一个。他的小说《桥》中充满了禅的意味。《桥》并不在意故事的情节,而主要通过小林、琴子、细竹三人青梅竹马的生活,在骑马折柳、对诗论禅,拈花微笑中传达出禅宗的无相无我,见性成佛,因缘合和。比如他在《桥》中一处写细竹,“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

　　如果说废名是沉浸在禅宗的世界中探询悟道,那么在郁达夫和沈从文那里,更多是倾向于老庄道家精神。在郁达夫三十年代的重要代表作《迟桂花》中,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洗涤尘埃的清澈明朗,自然率真,复归于婴儿。情欲在女主人公的纯真中净化为纯洁的友谊,人性的美好如迟开的桂花香沁人心脾。而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更体现了老庄道家所追寻的“道法自然”,生命的爱与恨,美丽与忧愁都是自在自为的呈现出来,人的原始天性和生命强力在湘西淳朴的民俗风情和美丽的山水间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与自由,人与自然在两相望中两相忘,进入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总之,在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中,诗性传统的飞扬使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凝望中,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体裁中散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含蓄悠扬的语言、空灵澄澈的意境与儒道释的再现,使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诗意盎然、余味无穷的一章。

　　二、超越:现代性的追求

　　如果说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在诗性传统的飞扬中完成了一次对古典诗学的回归,那么在五四以来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时代主题下,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则又在现代性的追求中努力追寻对诗性传统的超越。在废名、沈从文、郁达夫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在充满诗意的表层叙述中,在远离都市现代文明的古朴乡村大地上,在看似和谐宁静的田园牧歌里,依然涌动着生命最初的伤痛和挥之不去的哀愁。悲剧精神的彰显、人性深度的叩问以及对终极价值的探询成为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中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中国古典文学中几乎没有纯粹的悲剧,在礼乐互补、天人合一的静穆安详氛围中消退了个体的真实性情和悲剧精神。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人感到了宇宙全体是大生命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基于此。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又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

　　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打破了传统礼乐的和谐,时代激情的统领和悲剧意识的加强,使现代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大大彰显,即使在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的温情叙事下,也依然涌动着悲剧的暗流。这里的悲剧不是西方那种尖锐的矛盾冲突,或是英雄的悲壮行为所引发的流血牺牲,而是平凡人物在时空流转的平凡生活里所遭遇的无可奈何的苍凉和痛楚,是个体生命在强大的自然和无法预料的命运前的弱小和无力,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后要求个性解放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两难困境。在废名的《桥》里,小林和琴子、细竹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朦胧情感,搀杂着时间和空间阻隔所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感,横在他们之间的不仅仅只是一座桥,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是时光无法流转、再也回不去了的悲凉,无法渡过的正是这样一座桥。而在沈从文的《边城》里则更笼罩着一种美丽的哀愁,正如李健吾所说“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深切的悲哀感里弥漫着人性的善良与命运的残忍。郁达夫的《迟桂花》中,小说女主人公的不幸婚姻正是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醒来后的无路可走,在含泪的微笑里却隐藏着最深的伤痛,可以逃离婚姻的枷锁但却难以走出一条女性自己的道路,正如一个多余的人,世界如此广大,却找不到可以从容安放心灵的地方。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在诗意叙事下贯穿着强烈的悲剧精神,即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生命个体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张扬生命与压制生命的外在矛盾,悲剧主人公对个人加之于生命意义的坚守。当生命的过程被偶然的事故、凶狠残暴的手段、或某种专制所切断,悲剧的延续性却依然滚滚向前,永不停息,正如《边城》的结局,那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悲剧精神的彰显打破了古典诗学传统的追求静穆和谐的审美风格,而五四以来呼唤人的个性解放,呼唤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的注入,则使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闪现着人性的内在深度,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存在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成为作品关注的所在。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鲜明的地举起人文理想的旗帜,“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成为新文学关注的中心,敢于正视人性灵与肉的冲突,表现人性的复杂,挖掘人性的内在深度,这一新文学的主旨仍贯穿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之中,尤其以沈从文湘西小说中表现的最为突出,表现了他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向往与呼唤。他试图构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庙宇,用生命最原始、最淳朴的善与美谱写一曲悠扬婉转的性灵之歌。在《柏子》里感受到的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力量,在最本能的欲望满足中挥洒着生命的激情,用最纯粹的情欲照亮黑暗艰辛的生存之路,没有掩饰、没有虚伪,一切在自然的状态下呈现出生命最本真的欲求。在《丈夫》里,生存的困境迫使妻子出卖肉体以养活家人,而丈夫则默默的承受着屈辱,终于那仅存的一点丈夫的尊严唤醒了他,“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丈夫的委屈、自责、懊悔、辛酸都在这孩子般的痛哭中释放出来,长久的压抑下乃是人性的扭曲与变形。最终的结局丈夫和妻子回到了乡下,这也正揭示了对于人性常态回归的渴盼。在向内在人性深度的探询中,沈从文始终坚守营造人性希腊小庙的人文理想,追寻生命的自为自在,生命的伸展自如,释放外在强加的压力,做最纯粹的自然之子。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无论是挣扎在生存土壤上的士兵、水手、妓女,或者纯真如三三、翠翠、萧萧的少女,都闪耀着一种健康、优美、率真的人性之光。

　　对人性深度的叩问是现代文学永恒的主题,而对终极价值精神家园的追寻则是文学在哲学价值层面的体现。三十年代浪漫主义的诗性言说里,作家们一次次返回乡村故园,在故乡的自然风景与人事沧桑中,寻找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由此,海德格尔提出“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在乡村故土的大地上,寻找灵魂安居的所在,而无家可归恰是安居的真正困境。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创作中,弥漫着这种寻找精神家园的焦虑、迷茫乃至忧伤。“浪漫故事所循环呈现的童性,表现为持续不断地怀旧情绪,以及对时间空间里某种想象中的黄金时代的执着追求”一方面,作家笔下的乡村仍流淌着田园牧歌的悠扬情调,展现乡村的宁静,人情的淳朴,寄托了对理想家园的缅怀和依恋,乃至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另一方面,这种深情里也包含着失落和惆怅,传统宗法制的乡村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人与人、人与自然在表面的和谐中正暗藏着金钱、权利、地位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即使在废名的黄花翠竹、远离尘埃的乡土世界里,依然隐现着现代都市浸染下乡村道德的某种沦落。《菱荡》中摆渡不再是一种方便村民的善举,而成为一种谋生赚钱的手段,所以陈聋子认为张老汉无法升天。同样,在沈从文的《边城》里,围绕一座碾坊的展开的故事,猜测或谣言,也正说明金钱利益正一点点吞噬了古朴的民风。尽管乡村田园已不再如理想中的完美,但乡村仍然是作家们找寻精神家园的终极所在,在乡村的大地上可以找寻到生命诞生时最初的力量与纯净,人性的真善美,一切美好事物的本源。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呈现着对诗学传统的超越,在悲剧精神的彰显、人性深度的叩问及精神家园的追寻中,将浪漫主义从飞扬的天空带回现实的大地,从而完成了浪漫主义思潮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型。

　　三、结语

　　从回归与超越两个维度来考察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复杂性和流变性。一方面,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艺术传统,表现为含蓄而意味无穷的诗意语言,追求空灵悠远的意境,以及对传统文化儒释道的回归,使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淡化了五四时期过于西化的印记,带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在西方文学思潮与中国本土民族文学中找到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这种回归不是浅层面的复古或模仿,诗性言说中仍带有超越的一面,融入现代意识和现代性的追求,在乡土田园中挖掘人性的深度、展现乡土人生的社会广度,作家对恬静淡泊的田园风光和乡村淳朴风情的留恋向往,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赋予浪漫主义以历史的厚重和生命的力度。由此,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思潮统领文坛的局面中得以顽强的生存,在退居边缘的时代里依然能让人聆听到来自乡村大地的一首首悠扬的田园牧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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