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的恋情
■李玉真
四月的埃德蒙顿还有雪飘。这里的白雪依恋冬的宁静，久久地不肯脱下冬装。两只灰白色的鸥鸟从河谷飞来，在头顶上"啊啊"地叫，声音娇气，像撒娇的女孩，禁不住抬头向它们微笑。不觉跟随着它们来到桥上，一只鸥鸟停在桥头最高的大水泥电线杆顶端，继续鸣叫，头与尾巴时高时低，像在对我们诉说什么。
这么多鸟！望去，那情景让我的心微微一震。哦，宽阔的河滩雪白如纸，一对对鸥鸟各据一处，它们静卧雪地，互不干扰，有的相依相偎，有的嘴嘴相对，全然是一幅恋爱图。
原来它们的伙伴是引领我们来看看鸟们的爱情，是在向人世间的恋情媲美。我们屏住呼吸如桥栏似的伫立着，凝视大自然那美妙的手笔。
鸟们羽毛的色泽，令我想起20世纪中期由经典时装缔造者、法国克里斯汀迪奥时装店的冬季时装晚礼服巴尔米拉，那是以珍珠灰丝绸缎为面料精制的典雅与华贵。或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鸟。以英语和法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平时服装随意大方，节日聚会就特别讲究。那一个个时装店里，尤其是女性的晚礼服，让女性陡增自信，令男人悔不是女人。
倏忽间，四只黑鸟出现在空中，两两相近，微微向下，又向上，在雪岸的恋爱图上空划了一个圆圈，然后飞走了。哦，是何等鸟儿，在蓝天白雪的映衬下身姿如此美丽，让我想起享誉法国的晚礼服"美丽之鸟"。那黑色的连衣长裙和裙子两层百褶的下摆，曾在20世纪初成为秋冬两季的时尚设计。看来这两对情侣也是来这里寻找冬季最后的白、最后的静。也许，不忍打扰灰白色的情侣们，才遗憾地离去。而静卧的鸥鸟们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旁若无人地陶醉于热恋的境界。
鸥鸟忘机，这个成语正在这幅图画里做最佳诠释。鸥鸟因纯洁而无杂念，因善良而无心机，飘然而脱俗，怡然而自得。所以珍惜最后的冬，紧贴最后的白。
我们伫倚桥栏，久久凝望。那不是用视线网住鸟们的身躯，而是企图将心儿沿着视线钻进鸟们的心里，想做一次关于爱的对话。其实人的痴情有时比鸟更动人。只是当今一切都在变味，有的爱，好比鲜美可口的佳肴，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腐物。真想懂得鸟语，听听鸟们对真爱怎么看。
我想是不是也有鸟儿在凝视我们，这一对身也晚霞的夫妻，如此日日相守，是为何故。或许它们也想问问人的爱为何物。
晚霞渐退。我们不能不踏着遗憾的暮色返家。他回头了。亦如我。
那一年的海上惊魂
■刘俊山
朋友赵哥，四十多岁，人高马大，性格爽朗，尤其他的笑声特别能感染人。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脸带微笑，无论遇到什么急事难事，他都能镇定自若。
赵哥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渤海石油工作。在海上钻井船工作了很多年，当过钻工、司钻、钻井队长、平台经理。
有时候我很纳闷，赵哥的脾气秉性真好，心态也好，是不是和他的出海经历有关。
那天我和赵哥聊天，抛出了我的疑问。赵哥说：“经历过自然的风浪，对于人世间的风浪就能看淡一些了。”
赵哥给我讲述了一段海上惊魂的往事。
事件发生在1994年夏天，地点在日本海，主角是中国海油所属渤海四号钻井船和70多名船员。
渤海四号钻井平台在日本海为日本某石油公司完成钻井作业后，要返程回国了，当时正值台风季节，天气预报有台风，钻井平台理应晚两天等台风过后再出发，但是这样日方要支付一定租金。日方认为，台风预报有很大误差，准确率不是很高，钻井平台尽快走的话不会遭遇台风，建议让“渤四”尽快回国。他们拿出了很多数据资料佐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以后要加强合作，还有几个合同需要渤海四号完成。中方考虑到今后双方的合作，不想把关系搞僵，只能同意日方建议。
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两条拖轮拖着渤海四号在日本海上快速行进着，走了一天多，航程比较顺利。
但是到了第二天，天气突然变了，乌云密布，狂风乍起，台风圈在日本海上一路狂奔，追赶着渤海四号。船速终究跑不过风速，台风圈追上了“渤海四号”钻井平台。
一场灾难降临了！
海浪有十几米高，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拍过来，就像三层楼倒下一样。钻井平台左右摇摆各有十八度，三十多米高的井架，还有直升飞机停机坪，在大海里左右巨幅摇摆着，一个浪头过来后，停机坪就像勺子一样，装满了水。
船上所有能移动的东西全都在摇摆中或是被撞毁，或是被大浪卷进了海里。所有的人都在餐厅里待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蜷缩成一团，绝大多数人都面如土色，被这惊涛骇浪震慑得面容失常。
两条七千马力的拖轮以最大力量拖着渤海四号，但是渤海四号依然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倒退着。后面看见一个小岛，但据有关海况资料显示，这个小岛四周都是悬崖峭壁，钻井平台撞上后就是船毁人亡。
平台经理和拖轮船长组成的指挥小组经过商量后，决定抛锚。这时要砍断系锚的钢缆，平台上组建了由8名员工组成的敢死队，赵哥当年26岁，是敢死队成员之一。
第一个到外面船舷处执行砍钢缆任务的是一位老同志，他挥斧猛力砍了几下，钢缆没有断，这时一个大浪扑过来，他急忙抱着斧子跑回来，没有被大浪卷进海里。
浪头过去后，赵哥是第二个出去执行砍缆任务的。他使劲儿挥动斧子，猛力砍着钢缆。一个大浪又要过来了，他没有跑回去，使劲紧抱着钻井平台上的铁柱子，大浪向他扑来，他感觉像被大棍子抽打着，疼痛之后就有些麻木了，大浪过去了，他手里还紧握着斧子。
经过几轮努力，缆绳断了，但是锚根本就抛不住。钻井平台还是向后面倒退着，向小岛滑去。
餐厅里的人们脸色更难看了，有两位中年职工穿戴整齐，把呢子大衣都穿上了，那是春天上船时带来的，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船毁人亡的那一刻。渤海四号开春时从天津塘沽出发到日本，现在快半年时间了，这些人一直在紧张地作业，没有回过家。有的人躲在角落里呜呜地哭泣，有的人裤裆都已经湿了，有尿液滴下。
平台经理安慰大家，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希望。
钻井平台继续缓慢地向小岛滑去，风速仍没有减下来的趋势。死神就在眼前，人们在等待死亡，又盼望着生机，内心充满了煎熬。
奇迹终于发生了，钻井平台在这个小岛仅有的一段浅滩上搁浅了。钻井平台在海浪的拍击下，在浅滩上巨烈摇晃着，像散了架子一样，最后终于停了。
没有欢呼，没有笑容，大家都躺下来，静静地喘着粗气。
赵哥平静地叙述着这段往事，听得我是惊心动魂。
我似乎懂了，在那场死亡考验中，赵哥的心路历程已发生了转变，多年的海上生涯更提升了他的心理素质，难怪他那么沉着自信、笃定质朴。
我突然有所感悟，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不经历磨砺难以成栋梁。经受过各种逆境的考验，心理能保持健康的人，才会成为完善的人。
找油郎的媳妇
■季玲
老公曾是河南南阳油田泥浆站的一名技术人员,工作性质决定经常出外。孩子没满月他就去了三百里外的井队，一去就是三个月。孩子不到半岁，他又去北京学习。学习回来，呀呀学语的儿子叫他叔叔。
孩子幼时体弱多病，而且发病大多是在夜晚。许多次怀抱病儿夜奔医院。我工作在炼油厂，炼厂的厂规厂纪严明是全油田有名的，迟到一分钟厂大门就关闭了，早退一分钟名字会被曝光在厂门口的违纪广告栏里,请假超过三天就要被扣罚奖金。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总合才一百多元钱。一个月七八元的奖金，够给儿子买两袋奶粉的。一次，儿子又生病了，正好这期间老公没出差，我跟老公商量：“这次儿子只是一般的感冒，及时治疗也许一周时间就会好的，不如你我各请三天假，这样我们都不会被扣奖金。”“不行！班上人手少，我不能请假。”听到老公回答得如此干脆利落，我的火一下冒了出来。平日里老公从不跟我谈单位上的事情，逢年过节，他的同事们会东家聚、西家聚的，我们家也免不了有他的同事来坐坐，这个时候我才能了解到一些有关他们单位的情况。从大家的交谈中，得知他们的老站长姓罗，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于是，正在气头上的我，跑到了泥浆站找到了罗站长，见到他我机关枪似的把自己的苦衷发泄了出来。罗站长满脸慈祥，仁厚而豁达。他笑着说：“别生气！单位上人员少，你要理解啊……你辛苦了……”“只让我理解你们，你们理解我吗？军人的妻子还有董文华一曲《十五的月亮》安慰一下呢！你们搞泥浆的出差去井队，家里指望不上，不出差你们忙于搞科研实验家里还是指望不上，嫁给你们搞泥浆的图个啥？”
那一年，罗站长退休了，老公接替了他的工作。工作比以前更忙了。一天，老公单位员工李剑的妻子抱着孩子从对面走来，我急忙热情地前去打招呼：“妹妹干嘛去了？”李剑的妻子刚带孩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埋怨道：“你老公想把我们李剑累死呀？他天天上班不着家，孩子病了也不管……”看着她的怒容，听着她的怨言，我想起了罗站长。
后来我们搬家与罗站长同在一个小区。再次见到罗站长，我对自己当初的鲁莽感到内疚。望着他那亲切的面容，我只是傻傻地笑，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公调离泥浆站了，李剑担起了泥浆站站长的工作，听说他干得很不错。前不久，我与李剑的妻子再次相遇，她拉着我的手亲昵着，羞涩着，憨笑着。其实我很明白，她除了笑，什么都说不出来。
底下坡的石岩
■黄长江
底下坡的石岩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黄家大堡堡上的石岩，一处是大堡堡上的石岩。
黄家大堡堡的石岩位于黄家大堡堡西，从山脚直到山顶。由于黄家大堡堡从东向西侧卧着，西侧体面属于它的颌胸面，所以显得特别的陡。每当走到这岩脚下时，总会有一种这石岩在朝自己压来的感觉，十分可怕。加之上半天太阳从东面射来，石岩脚下一直受黄家大堡堡本身的阴影罩住，除下午有一会儿能见到太阳外，下半天又被大堡堡、小堡堡和消洞湾顶上的小尖坡的阴影等来罩住。在下面走时更觉得阴森可怕。
人怕阴森，猫头鹰可是不怕的。它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全是黑色的夜。它常常会在下午的阴影罩住后，附近无人时发出浑厚、颤抖的“公王！公——王！”的叫声，让人听来深感一种凄冽的阴森恐怖笼罩着整个底下坡的氛围。
尽管黄家大堡堡的石岩十分的陡峭，阴森可怕，好奇心强的牧童们还是敢从某一处找个突破口攀到岩上去。尤其是见到一只八哥或别的什么鸟衔着一块食物在那峭壁的某一处停留观看一会儿后朝着石岩的某一处飞去时，牧童们判断那里有一窝鸟，便不怕艰险危难，要攀爬上去摸鸟窝。
除了鸟，黄家大堡堡的石岩上还有一种已成为黄家大堡堡乃至底下坡一大风景的树——奶浆树。
奶浆树，类椭圆而比椭圆稍长的叶子，由于每一片叶子和嫩枝均饱含着奶一样的汁，只要把叶、枝撕开或折断，那白得奶一样的浓浓的汁液就会滴流出来。树根上会结那种小小的球形地瓜，据说熟了可以吃，味儿可口。我曾经掏出一颗没熟的，青皮、较硬的“地瓜”，捣成两半，肉里有小籽儿，稍候片刻，也溢出奶汁一样的液。大概这就是名曰奶浆树的原因吧。
奶浆树，近看似乎能长高，每一根枝头都很茂盛，直朝上升，然而就是黄家大堡堡的石岩上那几株，却没见长高过。跟其他灌木一样，长到一定的高度后，就以从四周发丫枝为主，窜高速度就越来越慢了。
大堡堡的石岩虽然也陡，却没有黄家大堡堡的石岩那样悬而峭，站在脚下有一种这石岩快要朝自己压下来的感觉。
大堡堡与黄家大堡堡相距约百米。大堡堡的石岩上也有许多鸟窝，印象中是以八哥、铁罩子、铁灵夹和一些小雀的窝为多，没有猫头鹰在这里居住。
最欢的大概要数八哥，常常是成群地飞行。八哥息下来时，只见一身的深黑色，当它们飞起来时，你便会看到它们每只的两翼翅膀都有一大块是洁白色的，白得发亮。八哥喜吃牛身上长的虱子，所以它们总是尾随着牛群给牛找虱子。牛们也喜欢让八哥给它找虱子，尤其是那种瘦骨嶙峋的牛，见到八哥，常常会向它们靠近，以方便八哥跳上跳下地在它身上捉虱子。所以有时八哥给牛找虱子找到了兴头上，牛享受八哥给它找虱子的舒服和快感也到了忘我的时候，就常常会在边享受边吃草的过程中走到石岩边上，而忘了脚下的危险，不小心踩滑从岩上滚落下来，一命乌呼哀哉了。
飞起的八哥受了一惊之后脱险到石岩上，眼看着从岩上倒栽葱滚下岩的牛，默默地呆一会儿之后，不知想到了什么，常常会用那种特有的口音骂：“傻B，狗日的，狗日的狗！”
那些八哥大概只会骂这样一句，不仅骂牛，还会骂人，骂它们的同类。不信，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当你惊吓它们时，它们会这样骂；当它们中的一只或两只在飞行中远远地落伍时，前边的息下来后便会这样骂……
此外，在底下坡的石岩周围都爱长蘑菇。大堡堡的石岩周围有几窝，黄家大堡堡的石岩周围也有几窝。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到农历十月初，便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在蘑菇窝里冒出小蘑菇儿来，一两天内便开成伞形的蘑菇朵儿。采到家里是极好的菜蔬，拿到市场上去极好上价。
燃烧的蒲棒
■刘玉娥
儿时的家是“干打垒”。当时，在萨尔图火车站与职工医院中间，有个油田的电修厂大院。父亲随部队集体转业后，就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厂区的后院有两排“干打垒”，前排靠东头的两间就是我们的家。
我家所住的地方，连东道口在内，统称打虎庄。上小学时，穿过电修厂的院子，就到了职工医院小学（现已不复存在）。而上初中，就要穿过会战大街，路过大庆第一百货商店（现百货大楼前身），到大庆一中（现二十三中校址）。而上高中，要穿过职工医院的院子，到二十三中（现医学院校址）。到了星期天，有时我随着母亲去买菜，横跨家后边的一道铁路，几分钟就到铁道那边的菜市场了。那时人们以铁道为界，习惯叫那边为铁西。那可是当年萨尔图区政府所在地，相比较我住的铁东要繁华些。
小时候，对家的记忆是多线条的。虽然有些印象到现在都有点淡忘模糊了，但有样东西却是时常出现在眼前。那就是在“干打垒”、磕头机和铁路旁边的泡子里，一支支酷似火炬的蒲棒。
记得一个秋天，我已上了高中。当我上学路过家与职工医院中间的那口油井时，采油厂的作业工人正在洗井。他们穿着红色工服，戴着红色安全帽，在井场上熟练地操作着。老远望去，像一团团来回摆动的火。这些场景我确实见得太多了。因家周边遍布着磕头机，眼前经常出现作业、采油、修井的工人们，以及他们一手油、一身汗地忘我工作的情景。
可是，这次眼前作业工人的一个举动，却让我大惑不解。他们是在休息，身边的地上插上一排蒲棒，点燃火苗，青烟袅袅,像一支支火炬熊能燃烧。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又能起到啥作用，便回到家里问爸爸。
父亲是个老会战，当年他与工友们在野外作业休息时，也用过这种方式进行“安全保护”。他告诉我：油田的泡子边，蚊子大又多，忽啦啦的，一群群的。用蒲棒渗上柴油，燃着后熏蚊子。而蚊子嗅到蒲棒燃烧的味儿，转头就跑，可管用了。
记得是在1985年的秋天，我们家从电修厂搬到新建的西寨小区，接着电修厂也从萨尔图区搬到让胡路区。之后的一些年里，我每次去萨尔图逛百货大楼，有时间都要到“老家”去看一眼。
时间一晃，几十年匆匆过去了。在萨尔图飞速发展的今天，昔日家住的打虎庄，早就没了旧时的容颜。原来的电修厂和我家住的“干打垒”早就不见了，原来上学时的小路和连串的泡子早就不见了。就连我家周围原来茂密成片的蒲棒草也成稀罕物。而原来的职工医院，却变成现在大庆地区最大的医院，并且还在扩展长高。
打虎庄，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童年的摇篮，又是我读书允吸营养的地方。而每次去“故地”重游，都忘不了折几枝蒲棒回来，插在父亲喝过酒的空瓶子里，做一种念想。平日里，每当见到瓶中的蒲棒，我心中也会燃烧起烈烈的记忆火焰。
浓浓石油情
■王素范
入夜，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映衬着大庆这座美丽的油城，如今，现代化的街道、商场、小区已让我变得陌生。
我离开大庆快30年了，是大庆土生土长的石油子弟，是个典型的“油二代”。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每当回到故乡，感慨、喜悦油然而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庆油田还是一片荒原。记得我们家住的就是当年会战初期的干打垒，周围墙体是用土堆积而成。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到他的单位，看见伯伯、叔叔们身穿一身泥黑、油乎乎的道道服，干着很累的活儿，我就对爸爸说，怪不得您的衣服洗不净，原来你们干这么脏的活儿。
爸爸识字不多，言语也不多，是一名起重工。每天没等天亮就起床，吃几口妈妈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合一起的炒面后，提起工具袋上车直奔井场。一天，我跟随父亲来到井场，井场周围绿草一片。正是夏天，远处黄黄绿绿，偶尔能采集到黄花野菜。我在远处野地里抓蜻蜓、捕蝴蝶，远远听到伯伯、叔叔们你一声、我一声呼啊嘿地喊着，口号很齐，这就是油田工人劳动的号子。
我上小学是在板房里面。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儿。每天放学回家，搬个小板凳坐在炉子边，将干柴点着放到锅底下，然后将一小块一小块原油渣子送到炉子里做饭，每天换着样儿地熬苞米碴子粥、高粱米粥、玉米面粥等，饮食很单调，生活也很艰苦。
爸爸和妈妈同大庆其他石油前辈们一样，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冰天雪地、有狼群出没的东北大荒原。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历经磨难，牺牲奉献，在生产岗位上干到退休。母亲在53岁时就去世了，她生养了7个子女，一生含辛茹苦，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孩子和家务。爸爸现在也早已退了休。
我从小是学校文艺宣传队和鼓队里的一员，哥哥是学校吹号队的一员。上小学五年级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到油田招工，我和哥哥一起参加考试，当时考的是器乐打鼓。电影厂老师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注意听我如何敲打鼓点儿，默默记在心里，听完后，你再打出我刚才敲打的鼓点儿。”听完老师的示范，我按着老师的动作打起鼓点儿，在场的老师都笑了，说我打的鼓点一个都没错。哥哥也很有天赋。他听完我打的后，拿起鼓棒也打了起来，打得比我还好。
爸爸听说我和哥哥都被选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一个都不能去，都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在大庆工作。一句话，打消了我和哥哥的念头。
父亲有着很深的石油情缘。在父亲心目中，油田是最好单位。父亲总是说，石油单位是我们的根，哪儿都不能去。
就这样，我们家兄弟姐妹7人全都在石油单位从事医疗、教育、会计、司机、采油、钻井、商业等工作，父亲逢人总说，我的孩子多好，各行各业都有。
兄弟姐妹回到家里，看见父亲就汇报自己的工作，谈单位的发展。说起谁家搬家到南方，父亲并不羡慕，总是说，将来谁离开石油，谁离开大庆，谁就会后悔。
20多年前，我离开大庆来到廊坊，心情很复杂，还好在管道局也有很多当年从大庆调过来的人，有了很多亲切感。每次回到大庆的家里，与老父亲聊天，老父亲总是说，管道局还是中国石油，你还是中国石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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