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志凌

　　我在克拉玛依这颗“戈壁明珠”生活了四十多年。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土著，我常常聊以自慰的就是：我比其他任何以不同方式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人们，内心存有一丝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优越感。

　　父母是1956年随军转业到油田的，是人们通常泛指的最早的一批“老转”。母亲说我是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卷到世间的，所以我爱说爱动，老不安稳。即使步入不惑之年，易动的心性也没有多少改变。每次跟儿子说到过去的生活经历，尽管我说的事情都十分真实，但他还是不怎么相信。

　　我这个人并不喜欢为了别人去大唱赞歌，毫无原则地人云亦云，极力地去粉饰太平。但如果你要当着我的面说克拉玛依这座城市“怎么着，怎么着……”或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不屑的表情来，我肯定同他没完！

　　我和兄弟姐妹们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长大了。除了没有住过帐篷、地窝子，土坯砌的小屋、红砖砌的平房和现在居住的楼房，让我们实实在在感觉着一切的一切都在你不经意的日子里发生着变化。克拉玛依，过去也仅仅只是一个初始开发的石油基地，准确地说，更像一个毫无规则的油矿。一批又一批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成为了克拉玛依唯一流动的绿色风景。也许，除了物质上的匮乏，让克拉玛依明显地感觉“营养不良”外，充裕的精神结结实实地支撑着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着自己的本分。尽管当时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所有扎根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都非常有序。百分之六十的粗粮，凭票供应的肉类，大白菜、土豆、海带、粉条，这些到现在都让我们无法释怀的一成不变的食谱，不照样养育了十万石油人，不照样养育了今天美丽的油城吗？那些油田的开发者，城市的建设者，他们的付出远远多于回报，那些永远安眠在小西湖公墓的前辈们，是这座城市最坚固的基石。

吃水

过去克拉玛依人吃水“很讲究”，每家都备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粗瓷水缸，一条扁担，两只水桶。居住的平房规划得很整齐，按部队的习惯，统一称为“排”。我们家的位置稍稍靠边一些，叫做4排XX栋XX号。在住房几十米处，盖有一间红砖砌成的小屋，这就是水房，面积小得仅仅只能放一张长条桌椅。在水管的位置上方，开了一扇很小的玻璃窗，里面的人通过这扇窗子，给前来担水的人开水关水。遇到寒冷的冬天，窗子上结了厚厚的冰，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担水的人就用手敲一敲窗子或沉闷地喊上一嗓子。为了节约用水，当年的克拉玛依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岗位”。即使这样精细地进行了节约，但是每年的夏季还是免不了频繁地限水或根本就是断水。7岁那年，我的身高勉强可以让水桶离开地面时，我就排在长长的担水的队列里，听着水桶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金属打击乐和沁人的水流声，直到担着半桶水，踩着镀了一层厚厚冰棱的小道，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这一种因了我的参与而丰富起来的过程，留下一串惬意的破折号。

　　打开水就更有趣了。人们拿着统一配发的开水票（一张油印的月份牌似的纸，由管烧开水的人在上面用红铅笔划，早晨划一撇，中午划一捺，晚上再在八叉上划个圆）。为避免弄坏，大家都用小木板做了一个好看的牌牌，把水票用糨糊涂匀了粘在上面。在还远未打开的水房门前，摆放着形形色色的盛装开水的器皿，有保温瓶、铝壶、军用水壶，它们是替自己的主人排队，主人则偷空躲在阴凉处。

　　你看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悠闲地倚靠在墙边，男人们大多都会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用薄铁皮打制的精美的烟盒，一卷裁剪后卷好的报纸，扯下来一截，用手折一个窄边，划开烟盒上方的盖，露出一个留好的小孔，把黄灿灿的烟丝小心翼翼地倒在折好的烟纸上（惟恐撒出一点去），娴熟地卷好一只“莫合烟”，用火柴点着，放在嘴边大口大口贪婪地抽起来。女人们则更加有趣得多，有的从褪色的军用挎包里掏出还没有打完的毛衣、毛裤和毛袜，有的掏出旧毛衣和毛裤，拆个头，用左手捏着，右手往左手上绕着，一会儿就像变戏法似的，原先的毛衣、毛裤已经变成了毛线团儿。她们兴致勃勃地围在一堆，手上忙活着，嘴上也没闲，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谁谁家的闺女因为和男人约会，昨天被“革委会”挂了一圈破鞋远远地游了街了，多俊的闺女啊，两个眼肿得怪疼人的，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也是的，不就是谈个对象吗，怎么就这么往死里整人呢……嘘，小点声，听说是“革委会”主任早就相中她了，还把她叫到办公室硬是坏了人家呢……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听着，也有耐不住寂寞的在里面掺和着，发表着不同见解。我那时还小，听了她们的话，总像是听不明白似的，只是觉得好玩。

　　现在或许哪一户人家里还留着一个军用水壶，也就是图个纪念。水缸、水桶和扁担什么的肯定找不到了。如今吃水就方便多了，就算你住在高楼的顶层，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会“哗哗”地往下淌。

　　即使天气再炎热，也绝对不会再有限水和断水的事了。

过年

小孩子每到春节来临，他们便高兴得几乎一刻也停不下来，因为过年他们可以穿上新衣，可以吃上饺子，又可以往上长一岁了。

　　而大人们都要上班，大多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就充当了采办年货的“采购员”。那时克拉玛依仅有3家可供购物的商店，人们拿着发放的年货供应券，起个大早去就近的商店排号（那时人们大多都比较自觉，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总是会有人主动担当起维护秩序，发号放号的“重任”来），号很简单，就在一张纸片上写上阿拉伯数字，依序发给大家，拿到手的人就会如释重负，有把一块卷了报纸的砖或直接压块石头在布兜上面，代替主人排在地上，好有机会打个盹。所有的人都不会担心自己手中的号票，商场的售货员很高兴认可它们，根本不会有人去作弊。

　　烟酒之类的供应对于那个年代是十分缺乏的，“八大名酒”在平日里几乎就买不着，排在前头的人开心地买着了，炫耀一番后才会慢吞吞地离开，后面买不着的只好垂头丧气飞快地走开了。记得1977年我买上了江南名酒“洋河大曲”和加了香精的上海“凤凰”牌香烟，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不住地夸我能干。那时过年，如果哪家来了客人，能够拿出“名酒名烟”来招待，那一定是很风光的事情。

　　买肉也有很多讲究，因为那时的清油太少，每家做饭都吝啬到不忍用清油炝锅，往往拿动物的油脂抹一下锅底，所以逢年过节的买肉又成就了一门“大学问”。

　　我们习惯按当地维吾尔族的叫法，称猪肉为“大肉”。大肉的油膘当时可以用手掌来区分，即：一指膘、二指膘……最高可达到四指膘。有门路的，从肉店的后门进去（俗称的“走后门”也许从这来的吧），把钱卷到报纸里，悄悄递到收款员手里，然后收款员就会走过去把报纸放到剁肉的师傅跟前。伴着一阵“嘘声”，一份“四指膘”就从后门溜走了。

　　我和大多没有“门路”的人，一个紧贴着一个地排着队，往往被挤得双脚离开了地面，面红耳赤地喘不过气来。收款员是一个20岁左右非常漂亮的四川女子，长得娇小玲珑，属于很招人的那一种。整日戴着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只有在喝水的时候，你才能一瞥她粉粉的脸庞。我牢牢地记着母亲的话，一排到我，就不住口地冲着她喊：“阿姨，阿姨，我要买4指膘的肉，4指膘的……”，兴许我的喊叫声里夹杂着浓浓的甜甜的童音或是一副眼泪随时就要淌下来的“真诚表演”触动了她，也许对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喊阿姨，她羞得必须要尽快打发我走，我总能轻而易举地买到我想要买到的肉。邻居阿宝的妈妈每次都会因为阿宝买不到“4指膘”而狠狠地把他训斥一顿，我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夸奖。（现在去买肉，虽然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部位，但是买肉的那一份快感你是永远都无法再找回来了）。

　　既然是过年，年画是一定要买的。家家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上，都会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年画。大部分人家里都喜欢贴一些领袖画像或是“革命”性很强的年画，我却每年都挑一些花卉或仕女之类的“杨柳青”年画，比如：王叔晖的《穆桂英挂帅》、《西厢记》，戴敦邦的《武松打虎》等。当然，毛主席的标准像父母每年都要换成新的，恭恭敬敬地供在进门即可看到的最显著的位置上。

　　每家必不可少的，要数墙面上悬挂的“荣誉证书”了。尽管把它们同年画挂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但这却是每家都异常看重的。为了不让人家比下去，大人的奖状不够了，也一定会把孩子们获得的“三好”或体育比赛的奖状挂上去。

　　统一的条桌铺上了新的镂花塑料桌布，上面摆满了水果糖，干果，油炸的“馓子”、“麻页”等。厨房也会提前备上几盘凉菜，要好的亲戚和同事来了，端出来，每人倒一小盅“名酒”，这是拜年可享受到的最高的礼遇了。

　　亲戚和同事准会在初一一大早结伴前来拜年。坐在方凳或床沿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唠着家常。因为来来往往进出拜年的人太多，大都坐不了多久就会起身告辞。有时也有硬拉着父亲和母亲一同出去的，这样我和弟弟妹妹就担负起了“招待”客人的任务……

　　如今，每逢过年我时常还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想起过去质朴的人和纯

　　真的交往；想起买不起鞭炮和玩具的日子，

　　想起一切可供我回味的那些真实往事。

看电影

我又一次伫立在天山商场前，看着图书馆坐落在即将融化的夕阳下面，想起过去，想起那个曾经带给过我无比快乐的年代。

　　7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克拉玛依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规划，除了低矮的平房一排一排有序地站着队列。只有天山商场、东方红商场、准噶尔商场周围，才有几条铺了沥青的马路。当年车也没见多少，稀罕地驶过一两辆北京吉普，也是油田领导的座驾，偶尔见到一辆伏尔加，我们都会追着在后面哄着、嚷着、撵出好一段路去。窄窄的马路两边，种着高高齐齐的钻天杨和矮矮阔阔的榆树，不像现在树种很多，养起来很费事。

　　油田有三家国营的电影院：友谊馆、工人俱乐部和人民电影院。

　　那时候，人民电影院就在如今克拉玛依图书馆的新址上。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最奢侈的娱乐。放学后，我们除了打三角（烟盒折叠成三角，两个人玩，一个摆在地上，一个抡在手上去抽，抽翻了就算赢了）、打嘎嘎，学着女孩踢毽子、踢沙包和跳皮筋，几乎再没什么玩的。

　　父母亲所在单位经常会发两张电影票，家里孩子多，都闹着要去。作为长子，我总是把票让给弟妹，也总是叮嘱他们，把看完后撕过的电影票带回来，千万别扔掉。那时候人民电影院的票印得过于简单，票是横向的，两头对称着用虚线划着某排某号，只有友谊馆和工人俱乐部的票是竖着的，顶端印着副券，也有一道虚线。

　　要不总说人是逼着才变聪明的。

　　我们几个伙伴就开始琢磨着把用过的票收起来，等电影散场后，快速跑进场，捡别人丢下的票，再盯着工作人员把撕下的票根倒掉，我们一把一把地往兜里塞。回到家，摊在床上，按相同的座位和相同的颜色（每一场的区分就是红、黄、蓝、绿四种）捡分出来。虽然每次都捡回来不少，但是能对上的却是少之又少。不是座位对不上，就是颜色对不上。即使这样，还是能挑出几张来。我们用刀片把票的两头轻轻刮薄，涂匀胶水，然后覆上一张纸，用一块圆滑的石头，在上面来回碾，直到严丝了，再举起，在阳光下透视地观察一阵，感觉与原始的一模一样了，才拿出备好的一本书（通常都是《毛选》一类厚实的），翻开夹进去，以备在合适的场次拿出来用。

　　开始几次很灵，到门口握住票的一头，就算检票员让你放手，他也看不出破绽，“刺啦”一声，我们就混进去了。

　　影院里都是最简单的木质座椅，每次都坐得满满当当，不剩一个空位。我和几个混进去的伙伴在场灯熄灭前，都在影幕后躲着，直到铃声响过三遍，场灯完全熄灭了，我们才悄悄地溜下来，或挨着座位蹲着，或倚着墙根站着。一场下来，腰酸腿疼的。好在当时只要是检票进去的，即使没有位置，工作人员也不会往外撵。也遇到几次被工作人员提溜着要往外拽，都被一个脸上有麻子的主任劝住了：算了吧，都是些孩子……如此，便少有人往外轰我们了。

　　那时候放的都是样板戏，正片前总会放些《新闻简报》，也有放战争片，除了国产的就属阿尔巴尼亚的多。记得当时流传着一个嘴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闹，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记得有一次学校包场，放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事先老师让我们都备着一方手帕，没想到电影中途，影院里已经哭成一片。我不记得我哭了没哭，到现在我只记得里面的女主角叫花妮，她迎着我，在料峭的风中对我轻轻呢喃：买花吗？你买花吗？

　　过了几十年，我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怀旧，尤其是电视里重播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有时还眼角含着泪，完完全全把它看完。

烤羊肉串

新疆的美食名扬四海，最有名的莫过于烤羊肉串了。

　　如今，你只要走在美食街，到处都能见到戴着花帽的维吾尔族老汉、青壮年和小巴郎子，一边用纸壳子扇着火，一边不停地对路过的人吆喝：来来来，没结过婚的羊娃子，不香不要钱……几十米之外，透着缭绕的青烟飘过来的羊肉香味，会勾起我们心里的“馋虫”，说得过一些，“哈喇子”都会流下来呢。

　　第一次吃烤肉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那时羊肉不贵，一公斤几块钱吧。

　　每当周末（那时我们叫礼拜天，一周只休息一天，主要是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大人都忙着义务加班，油田会战一个接着一个，几乎都不停地工作，个个像“铁人”似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拿出父母给我们的零用钱，凑到一起，早早赶到“二清真饭店”门前，有时候去早了，人家还没有把烤炉内的火生上呢。

　　二清真饭店有个胖胖的维吾尔族大师傅，他主要负责卖烤羊肉，一手执一把蒲扇，一手拿一条毛巾，坐在离一台“嘎嘎”乱响的电风扇最近的柜台前，一边不停地扇着扇子，擦着汗，一边规矩地收钱填写票据。

　　那时的票据太简易了，说穿了就是一张薄薄的白纸，用油墨印着“二清真饭店”，只填写数量，不填写价格。

　　一串烤羊肉一角钱。胖师傅收钱开票，顾客拿好出门交给烤羊肉串的伙计。

　　烤炉很大很长，足足有两米。烤肉用的是梭梭柴，先用斧子劈开，碎的用来生火，火烧旺了，再添几块大些的劈柴，一直到燃尽了，把火灰摊开，摆上串好的羊肉串，撒点盐、再匀称地撒些孜然和辣子面。羊肉串在烤炉上发出“啦啦”诱人的声音，馋人的香味扑面而来。烤羊肉串的伙计还时不时地扯着嗓子吆喝几声：皮待，香的！皮待，香的！

　　人们自觉排着队，不管与胖师傅熟不熟，除了热情地打声招呼，递上一片撕好的报纸，从精致的烟盒里倒些莫合烟，看着胖师傅娴熟卷好，拉一根火柴点着了，惬意地仰面吐出一个烟圈，就回到队列。加塞和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存在。不管是说着汉语的还是说着维语的，胖师傅都会挥着他圆乎乎的大手，叫他们到后头去排队。

　　有时候队越排越长，长蛇一样从门口一直绕到屋后和路边。即使在大太阳下炙烤着，也不会轻易就离开，除非胖师傅出来，习惯性地用双手托托往下坠的肚子：不好意思得很，羊肉没有了，哈拉玛斯卖完了，明天来么！排队的人才会恋恋不舍地舔着嘴唇，慢慢挪动着步子，渐渐散去。

　　我们几个小伙伴，每次只能凑够买10串烤羊肉串的钱，无非就是解个馋，咽咽口水罢了。看见几个穿戴打扮都不正经，满嘴里冒出酒话和“老鸹话”（即说新疆当地俚语的青年）的社会青年，一出手就是100串。他们好像永远都吃不够，永远都吃不完。占着室内的一张桌子，桌上除了几瓶白酒，地下还堆着几打“噶瓦斯”（一种新疆回族用啤酒花和蜂蜜自酿的饮料），烤肉凉了，就提着摇摇晃晃地递给伙计：加工一下，快点！伙计满脸是汗，原本一件雪白的大褂，因为不时地被他撩起来擦汗，下摆早已变成黑灰色，就像泼在宣纸上的墨，被水稀释了一样。

　　小伙伴中有一个机灵的叫瑟瑟。其实也巧，他去屋后的僻静处尿尿，无意间看到那一伙人里的两个，拿着开好10串的票据，用相同的圆珠笔，在10后面加了一个0。乖乖！100串是这样来的啊！瑟瑟像做贼似的，把我们从烤炉旁叫出去，急着让我们把衣袋的分分钱都掏出来，凑出够买3串的，急忙奔了柜台，中奖似的冲出来，让一个人去烤炉处排队，派一个离家最近的去取圆珠笔。不一会，笔来了。瑟瑟握着笔，浑身抖个不停，满脸的汗浇了一盆水似的流着。他略显慌张，把添了0的票据交给排队的人，就闪在一旁，紧张地远远地盯着看。

　　伙计收了票据，只是扫了一眼，数了30串递过来。排队的拿了，三步并作两步，顾不得捂在怀里的烤羊肉串把衣裳弄脏，我们紧跟着跑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狼一样大口朵颐。

　　那一回我们真正过了一把瘾，吃相很狼狈，跟狗抢食一样。原先是用舌苔舔着羊肉串上的料，再一点一点用牙撕着，放在口里慢慢嚼。这30串，我们几乎是囫囵地吞掉，尽管过瘾了，却少了吃烤羊肉串的韵味。

　　瑟瑟做了这一把，几乎刹那间就成了我们的“首长”。愣是把他牛的，走路见了我们，都养成了用手背抹嘴的习惯，渍渍的，像才吃了烤羊肉串。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事很快就被瑟瑟爸炫耀着说开了，邻里左右议论纷纷，大多都持鄙夷的态度。我们几个惴惴不安，害怕被学校知道。父亲应该是第二天知道的，传话叫我回家。进门见父亲正在做着木匠活，刀锯使得“吱吱”的。父亲白了我一眼，二话没说，抡起刀锯在我屁股上狠抽下去，我飞一般窜出去，只感到屁股火辣辣的，看到父亲怒目圆睁的样子，吓得我在外面挨到傍晚，直到被母亲找回去。

　　没多久，那帮社会青年因为打架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被公安抓了。听说他们在里面交代了很多事，把造假骗烤羊肉串的事也交代了。

　　再后来我们就发现柜台上开票据的胖师傅去当伙计了，柜台上换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回族姑娘。

　　票据也重新印制了，加上了价格，填写的时候还用上了大写。

黄毛

有人忽然对我说起黄毛死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会呢？他才50岁。真的，是胃癌！如此我便不得不信。

　　我一晚上都睡不着。少年时代的生活，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呈现在眼前。尽管已经过了30多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黄毛只是他的绰号，他的学名具体叫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头发浓密黝黑，怎么叫了这个绰号，到现在我都搞不清。黄毛身材不高，顶多有1米64，总爱穿一双38号的女士半高跟皮鞋，也因此看不出矮。

　　他比我高三届。在我们一群淘气的孩子堆里，他是头，其地位不可动摇。

　　那年代没有什么可玩。

　　黄毛手巧，他做的木头手枪（驳壳枪），刷上油漆，乌黑铮亮，和电影里李向阳拿的那把一模一样，把火柴头的磷一根一根刮掉，用锡纸包着，叠好，轻轻捏成枪管一样大小的饼状，从枪管的后座填进去，一扣扳机，“啪”，声音脆响。

　　我们央求他给做一把，他倒是满口答应，只是条件苛刻，让我们自动打消了念头。也有用家里其他东西与他交换的，只是大多都是黄毛玩腻后不想再要了。

　　黄毛嘴油，嘴皮子呱呱鸡似的，整天不停地说。也不知哪听来那么多故事。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穿了父亲的棉工服，聚在墙角，听他讲《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长大后见到了书，也看了以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们才相信他不是瞎编。

　　前一阵子我看了夏雨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北风那个吹》，看到帅子（剧中的人物）和一帮知青躲在屋里，门外放了哨，还收钱收物，讲《红与黑》，我立马想起一个人与他很像，对了，就是黄毛。黄毛讲故事，也不白讲。那年头家境都不好，除了白菜土豆，水果都像是天上供着的，哪能轻易吃上。

　　印象中的一天，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要把地皮都揭开似的。克拉玛依的西北风混着沙石子，打到脸上火辣辣的疼。我们几个小伙伴，穿了父亲的大皮袄，把脸裹得严严实实，也不管土块和着黄泥砌的院墙，会不会随着越刮越猛的西北风倒塌。缩在墙角，像以往一样，等着我们的“司令”黄毛来给我们讲昨天没讲完的故事。以往都约好饭后就在这儿集合。怎么今天过了这么久……黄毛终于从风沙中露出了身影，只见他裹了件蓝色石油棉袄，肥肥大大的，小人缩在里面，如今想起来，过于滑稽。那年他上5年级，该是13岁吧（据说学习不好，留了一级）。他钻进我们的圈子，招呼我们把他围紧，一个挤着一个团坐在他周围。只见他习惯地卷了一只莫合烟，从兜里摸出一块火柴皮，两根火柴（风大，一根划不着），递给小虎。小虎在红春的帮助下，才哆嗦着替黄毛把烟点上。黄毛夸张地猛吸一口，原想像往常似的朝空中吐个圈，不成想风太大，圈没吐成，还灌进一口沙子。

　　开讲吧！我们猴急地催他。

　　急个球！今天可能不行了，嗓子里都是沙子。他挨个把我们环视一遍。小虎！你妈下午买西红柿了吧？答是。红春你爸买黄瓜了？也答是。你们要听我讲的话嘛……他有意顿了顿。妈的，装傻呀！快去一样偷一个出来。小虎和红春急忙顺着墙根往家里窜，拿来西红柿和黄瓜。黄毛把西红柿揣兜里，把黄瓜在衣袖上蹭了蹭，“嘎嘣”一口下去，我们也跟着咽了口吐沫。

　　黄毛与帅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恶作剧。某个夏夜，他把我们都招到他住的土屋里，几乎与所有家庭一样，一张简易的木板床上铺着军用褥子和花哨的棉被，除了脏和干净的区别。他让我们坐在床下的马扎子和小凳子上，坐不下的就搬两块砖，他盘腿坐在床上，俨然一个太上皇。床边的方凳上放了一个盆，里面盛了半盆水，他把一双脚放进去泡着。他说要关灯，既然外面的月亮这么亮，就不必开灯浪费电。他把长长的拉绳攥在手里，“哒”地一声关掉灯。隔了那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讲的是《一双绣花鞋》，讲到太平间那一段，他有意识地放缓语调，声音也随着故事的恐惧而放得很轻。我们觉得很恐怖，不觉就屏住了呼吸，手只想去握住什么东西，好让自己撑住。突然，只听得“哐当”、“哗啦”的声响，我们惊叫一声，有倒了的，有爬着的，也有快速冲出门的……随着黄毛惬意的笑声，他拉开灯，我们才从惊恐和狼狈中逐渐回过神。原来“哐当”、“哗啦”的声响，就是他一脚踢倒凳子，盆掉到地上把水泼出的效果。那一年他才多大啊！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无所不能。

　　黄毛胆大，记得才流行长头发、喇叭裤、港衫和蛤蟆镜的时候，黄毛第一个就留起了披肩发，迎风一甩一甩的，又飘逸又潇洒。伙伴里有几个也跟着留，被父母揍得乖乖地剪掉了。他托人买了件港衫和一副蛤蟆镜成天穿戴着，也不洗也不摘，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蛤蟆镜像烙在脸上纹丝不动。看了台湾电影，就学人家秦汉，要置一条喇叭裤。当时就这个不好买，油城里的裁缝也不会做。他不管，扯了几尺藏蓝色的细帆布，找到房后的小华家，磨着泡着硬是让小华的妈妈比划着做了一条裤脚一尺多的喇叭裤。

　　我们的父母都告诫道：今后谁也别跟黄毛玩，啥人嘛！裤脚跟个扫把似的，路都叫他扫干净了。

　　这就是黄毛。我行我素的一个人。

　　后来城市起来了，所有的平房都拆了，住进楼房以后，邻居之间大都老死不相往来。再想体会过去那种出门进门的生活，就不可能了。

　　我是在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毛。无意间听谁曾经提到过，说他工作后挺不容易，父母先后病故，他很伤心，后悔小时候总是不听父母的话。也说他与自己的徒弟结婚后育有一女，在车间里话很少，还当过几次先进。

　　

　　油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