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钧海

　　我的石油前辈好友

　　■赵钧海

皋鸣

皋鸣是猛然间变木讷的，身体颤颤巍巍，如若一截日渐枯干的老树。我默默地看他，没法抹去心中的悲凉。皋鸣已经可以用瘦骨嶙峋和羸弱来涵盖了。他的手抖动着，机械，顽冥，失控。我坐到沙发上，他却始终没有抬头，没有看我，他只是在全神贯注地用抖动的牙签拨弄茶几上的小物件——牙缝里剔下的秽物——一个悲凉而凄楚的画面。

　　皋鸣居然变成了一个垂暮多病的老人，仿佛噩梦一般，令我恐惧。

　　皋鸣曾经那样的年轻，英武，俊朗，活力四溅。那时我十分崇拜他。在我逼仄的生活空间，他是常常被我竖立在高端的仰慕者，也是常常向更年轻同行们炫耀的资本。

　　第一次见到他，是他主持一个通气会。他快步走向讲台，身材魁梧，戴一副宽边眼镜，皮肤稍白，很有洒脱俊朗的味道。我崇拜他，是因为他曾在报上发表过长达两版的报告文学及一组组本土风情地理诗。那时我的文字还踯躅在豆腐块阶段。那一年最时髦的谈吐是刘心武的宋惠敏和徐迟的撞电线杆的陈景润。皋鸣在会上激情涌动地讲大干快上”的道理，然后就给优秀通讯员颁发奖状。那时兴发奖状，不发证书。

　　那年我十八岁。

　　真正与皋鸣交往还是被抽去搞电视脚本创作。那时我在一个远离市区的石油基层单位，每天埋头写大幅标语，提一桶浆糊，用扫帚蘸上，往墙上贴，然后就办专栏，画广告画，写通讯报道，还抽空写诗、编小说。我冒尖很快，不久就被皋鸣发现了。

　　皋鸣对我说，我知道你，你的文笔不错。皋鸣那时很忙，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有人不停地来说事。皋鸣后来的口碑就这样传出了。皋鸣会帮那些“人才”去到适合他的岗位发挥作用。那些年，皋鸣影响聚集过一批有文艺癖好的人物。这些人物被集中在一起，筹建了矿史馆。那时矿史馆人头攒动，人才济济，很有些红红火火的意味。

　　我是被点名抽调的，我诚惶诚恐又受宠若惊。单位领导不高兴，尤其是顶头上司，他认为我有越级压人的嫌疑。于是，就给我安排许多工作，让我走不开。那时我年轻，极卖力极老实，但气不盛。皋鸣急了，派人来硬抽，说，都下文件了，怎么还不让报到。顶头上司看顶不住，才答应马上到位。上司对我说，你去上面帮忙是我推荐的，要好好表现。我了解上司，他一般不会正眼看我们下级，他更不看小说。一次，上司很轻蔑地问我，听说你在省刊发了一篇小说，稿费就拿了一百多块钱？我回答，是。那年，我月工资是五十八元，上司工资也不高，他的惊讶实属正常。

　　我钻进一辆北京212，车里就坐着皋鸣。那时，北京212是最牛最风光的小车。我无法自制。我们直接去更邈远的基层采风，一路上深入过许多群山峻岭，荒野绿洲。我们感受到了大地的开阔和山川的俊美，也感受到了荒漠找油人的奔逸与豁达。

　　皋鸣让我近距离认识了他。开朗，睿智，和蔼，豪放。他思维敏捷，处事果断，并且没有架子。我们颠簸着跨越了天山南北的勘探区——大涝坝、依奇克里克、柯克亚、克拉美丽、将军戈壁。皋鸣拿一张地图，边看边说那些文化遗存。他说，去北庭故城，那是汉代的西域都护府。我们去了，穿过农民家的小院，尔后有一个硕大的土堆。大家看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样。皋鸣却耐心地拿小木棍在旮旯角里翻找。我想，皋鸣是想翻找有价值的东西。我发现土堆上有人工打夯的痕迹，墙基边也留有芦苇与杂草的夹层。我很兴奋，正准备喊大家时，皋鸣突然高呼一声。皋鸣高呼的腔调很失态，有点像小公鸡初学打鸣。皋鸣举着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喊我们过去看，兴奋得像个小孩。我们迅速围拢过去。那果然是一枚汉代五铢钱，面上有兽纹，背面有规矩纹。

　　皋鸣让我亲切。

　　在龟兹古国库车，我独自转了书店，我买到一本杨牧的新诗集《野玫瑰》。我认为那是杨牧最好的诗。皋鸣的惊讶程度竟然超过我。他火急火燎地也要去书店买，就像丢了魂儿。我说，我买时就准备再买几本，但工作人员找遍了书架和库房也没有找到，回话说就最后一本了。皋鸣失望地说，嗨，那就这一路我先看，回去还你。我说，行。那时我也喜爱杨牧，我舍不得送皋鸣。我是个书痴。

　　皋鸣果然一路在看《野玫瑰》。皋鸣说，《野玫瑰》让我看到了西域山川的深层大美。皋鸣还说，杨牧是用心在描述天山南北的芸芸众生。

　　我想，皋鸣是用心在看《野玫瑰》。

　　后来，我发现皋鸣不仅用心看书，也用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在巴音布鲁克，面对蠕动的羊群和游动的天鹅，皋鸣感慨道：太美了，我们真的到了人间天堂吗？皋鸣说着，眼眶里居然满含晶莹的水珠。氤氲旷远的大自然让皋鸣也变得拙朴而本真。

　　回来后，我全身心地写电视片脚本。我写得津津有味，我甚至写了分镜头本，我狂傲地以为我就是导演。那种写法是从天山电影制片厂学来的。电影厂接待我的编辑我记不得姓名了，但他送给我一叠打印好的分镜头脚本。我新鲜而亢奋，照猫画虎搞起了分镜头。

　　交稿时，我到皋鸣的办公室。这时，皋鸣又恢复了领导身份，但在我眼里，他已经是豁达、豪爽、浩气鼓荡的老大哥了。皋鸣看了一会儿脚本，说，写得不错，就放这儿吧。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野玫瑰》递我，说，你回去后就在家里呆着，搞创作，别去单位，过一段我会联系你。

　　看着皋鸣蠕动的嘴唇，我心中腾跃起一股感激的火苗，那火苗几近要从我眼眶里窜出。我知道，皋鸣要调我了。

　　没几天，我接到上级调我去文学编辑部帮忙的通知。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去处。我太幸运了。

　　随后，我开始了拆信、看稿、选稿、编稿、修改、校对、插图、跑印刷车间的工作，我俨然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编辑了。我每天清晨从外探区赶班车到市区上班，不知疲倦，如一个市区人。其实我很稚嫩。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这样来回奔波着，风吹日晒了整整五年。五年，我没有照顾家，没有照顾妻子、女儿。我女儿从一岁到六岁，均是我妻子一人在外探区边上班边照看的，真正茹苦含辛的是妻子。我来回奔波着，可我很悠闲。我住办公室，吃食堂，有时不回家。其实，我在编辑部只呆了四个月，最终这个岗位与我擦肩而过。待我重新回到这个编辑部时，已经是二十二年之后了。

　　那天我正校对一本叫《油海的旋律》的诗歌合集，单位有人打电话来叫我回单位办手续。我想，单位终于放人了。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一直被借调着，单位不放也不高兴，单位大头头多次来找，说小赵是人才，把他调走了，我们就瘫痪了。可这一年多单位却不给我升工资，说，你没有在单位工作，一级工资给别人。我咬牙忍痛放弃了一级工资。

　　被调过来的新岗位与文学无关。我十分惊讶，原以为自己是到文学编辑部，却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后来我才知道，我调动太难了，最终理由就是这个单位要大批进人，我原单位才顶不住了，同意放。

　　我挺满足，但稍稍有点遗憾。皋鸣看出了我的心思，没等我说话，就先说，你就在这里干吧，在哪里都一样，这里创作时间也充裕。

　　我聆听了皋鸣的教诲，也不愿再给皋鸣增加负担。我沉寂在这个新单位，一干就是七年。

　　皋鸣说完我的事，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说，你把《野玫瑰》再借我看看。皋鸣竟然如此念念不忘《野玫瑰》。我想，皋鸣真是太喜欢杨牧了。我终于有所领悟。

　　一天，我郑重其事地到皋鸣办公室，把《野玫瑰》恭恭敬敬送到他手中。我说，就送给你了，不用再还我。说这话时，我觉得自己脸烧得厉害，满脸涨红，我像个低俗的送礼者，我怕皋鸣拒绝我的奉送。迄今为止那是我送给皋鸣的唯一礼物。

　　那以后，我就藏匿蛰伏在新单位的大院里，静静打理文字。我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办公室就成了我的宿舍。那是一个小单位，既没有食堂，也没有宿舍，出大院就是荒凉的戈壁，空旷而冷寂。我一个人就在偌大静谧的院内扎下了根。夜晚，大院宁寂，肃杀，惶恐，漆黑一片，偶尔，无风的夏夜，会有虫鸣和鸟啼交替起伏，乡野气息浓郁，而多数刮风的夜晚，我又会听到芦苇窸窣的撞击声和碎石击打后窗的噼啪声。在那样的氛围里，我开始了虚构性文学的图解写作。我充满瑕疵的许多小说，就是在一个个孤寂的夜晚编成的。

　　多年后，我与皋鸣的一次近距离交流，居然是授命接替他的工作。在我眼里，皋鸣依然年轻、充满活力，依然匆匆地走路，并且边走边说。曾经在那个寒冷的冬季，一进门，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摘下深度眼镜，擦掉水汽，然后戴上才看四周。然而，如今他却要退居二线了。

　　我说，当年第一次见你，是在一次通气会上，你特别年轻。皋鸣说，那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皋鸣若有所思，表情有点凄楚，然后就拿出他的新著，说：正巧，我的诗集出来了，送你。说着他正式在扉页上签名，盖印，双手递给我。那诗集叫《天隅一方》，封底印着皋鸣站在沙丘上放眼远眺的照片，辽阔而大气。

　　但此刻，我突然觉得很悲壮。说起来皋鸣是我的长辈，又是“挖掘”、“栽培”过我的上级，我泛起了一种涟漪。这涟漪让我的心尖感到脆弱、感到悲壮，并且不住地颤抖。

　　皋鸣认真地履行交接职责。我却脑子里嗡嗡嘤嘤地鸣响。我的灵魂在滴血，在跳荡。

　　退下来没有几年，皋鸣却得了如此怪病。我无法承受。

　　默默地看他，我没法挤走心底的凄凉。一个曾经欢快而阳光的人，一定要变得如此萎靡不振吗？我扪心自问。人生仿佛是一个圆环，从起点开始，流浪踱步一圈后必定要回到起点。那个起点可能不再重叠，但它冥冥中还是出现了。我悲戚地想。当然，人们也常说，每一个人又都是一颗彗星，你只能行走短暂的一瞬。你走着，磨擦着，慢慢燃烧着，漂移着，然后消隐……目视皋鸣，我又想起了曾经的天真烂漫和雄心勃勃，也想到了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忽然，我觉得我的肉体骤然变得通透和熠亮。我看到了未来。我坦然了许多。

　　起身告辞，我不忍再看皋鸣。

　　然而，奇迹却发生了。

　　在我抬腿起身的那一刻，皋鸣并没有看我，似乎依旧在翻弄他的牙签，但皋鸣说话了。皋鸣说，你留……一下。皋鸣的声音十分清晰，如若二十年前叫那个年轻的我一般。我诧异地转过身。

　　皋鸣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如一个正常人。

　　皋鸣说，给你说个事……皋鸣一气说了数分钟，而且字字真切，句句真晰。

　　皋鸣说的是儿子的事。我惊愕了，感动了。皋鸣的儿子搞摄影创作在大山深处遭遇车祸，翻入了峡谷，已经昏迷不醒十多天，正在医院抢救……皋鸣说着，眼眶里有光斑闪烁。皋鸣说，儿子就给你添麻烦了。

　　握着皋鸣的手，我双手也开始机械地抖动。我知道这抖动包含有多重的指意。

　　皋鸣的儿子与我一个单位，竭尽全力抢救是份内的事。皋鸣居然在颤颤巍巍中有如此清晰可鉴的内心。

　　皋鸣的老伴潸然泪下，她说，皋鸣很久没有这样清醒了。

冷凝

冷凝在协和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没有成功，倒在了手术台上。冷凝进手术室时还能说话，但出来已变得通体透凉。

　　那天，我正开会，晓鸣打来电话说冷导在北京去世了，宪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

　　冷凝退休后一直身体不错，老俩口常常一起散步，我碰到过两次，他们很恩爱的样子。妻子说，你看人家冷导，那才叫真感情，老来伴天天泡在一起，我们将来也要这样。但说没就没了。

　　冷凝，像艺名，很多人都这样说。冰凉，凝固，凄冷。冷凝的名字其实是他自己起的，不能算艺名。因为那时他还没有从艺。他曾经有过原名，也有过一段走投无路自杀的经历。那年冷凝十四岁，孤苦伶仃，瘦枯如柴，在北平萧索的大街上以要饭为生。后来冷凝就绝望地跳进了紫禁城的护城河。他觉得那护城河的水像深绿色的乳汁，会给他永久的安宁。可他却偏偏被人救了。从此他放弃了轻生，改名冷凝。

　　冷凝常常称自己为冰棍。冷凝说，我是冰棍书记。冷凝一点儿没有书记的架子。冷凝是一个和蔼幽默的书记。经历过“文革”的洗礼，冷凝变得十分绵气，早先据说他也会发脾气，但后来没人再见他发脾气了。冷凝有一个习惯的动作，就是把食指放在嘴边，做“吁”的口型，示意不要大声说话。冷凝做动作时很好看，完全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因为有表演才能，冷凝随便一个什么动作就会觉得好看，很规范，很艺术。冷凝做过多年的戏剧导演。他给我当书记时，已经五十七岁，但他的神态依然孩子气。

　　冷凝因长相砢碜，常常会拿自己长相说事。冷凝有点长脸，包包嘴，凸牙。冷凝说，就像我这样的坏蛋脸。于是大家就笑，很开心。冷凝的绰号就是“坏蛋”的名字，叫马小辫。那是“文革”期间演浩然小说改编的话剧《艳阳天》的产物，马小辫是剧中的反面人物。冷凝演马小辫极到位，酷为传神，惟妙惟肖，让男女老幼印象深刻。马小辫留一根长长的小辫子，奸诈，阴郁，时刻有变天的企图与阴谋，也肆机报复无产阶级革命对他的专政。于是走在大街上就有小孩看出他，咬牙切齿地喊：大坏蛋，马小辫！大坏蛋，马小辫！冷凝就憨笑着点点头。

　　冷凝后来又被喜爱他的孩子喊冰棍爷爷。我女儿就这样称呼他。他笑眯眯地很高兴。我女儿上小学，在少年宫舞蹈队，冷凝看过演出后，挺喜欢，大加赞赏。就时常逗我女儿，我女儿就喊他冰棍爷爷。上中学后，女儿自编自导过一个英语小品——《音乐之声》，她演女主角玛莉娅，节目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在电视台演播厅决赛，竟获得高奖。演出结束，我女儿下来找到评委冷凝，说，冰棍爷爷。冷凝一愣，终于认出了我女儿。冷凝显得很兴奋，就对我说，你女儿有艺术感觉，要好好培养。我听后十分甜蜜，并且沾沾自喜很久。冷凝没看错，我女儿上大学后任校舞蹈团团长，节目数次上过中央台。

　　冷凝导演出身，又兼任过多年剧协主席，最早是“抗敌剧社”的演员，与社友表演艺术家田华私交很深，他曾编导过不少精彩的话剧和小品，尤其是拍过一部叫《呼唤》的电视剧。那是本地第一部自编自导的电视剧。那时，他跑到北京选演员、找摄像师、化妆师，吃了不少苦。冷凝用自己导演话剧的本事，琢磨着如何让电视剧出现光彩，于是一次又一次选择干渴的荒丘、沙漠、断崖作为拍摄地点，搞得演员叫苦不迭。冷凝总算摆弄和捣鼓出一部上下集电视剧。那是1985年。那时全国涉足电视行业的专家很少，他一个纯粹的业余话剧导演，竟敢挑战电视艺术，令人啧舌。冷凝捣鼓的是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女儿杨拯陆在三塘湖找油时殉职寒流中的故事。冷凝是第一个把杨拯陆搬上银屏的艺术家。

　　冷凝当书记，还办过一件令我刮目相看的事。那时我在展览馆。馆里有一个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叫高锐，是展览专家，抓业务很有一套。高锐火急火燎地抓一个大型陈列展览，人员紧张，时间紧迫。高锐像被鞭子抽着一样赶速度，心情就很糟糕。一次检查，高锐发现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人在干活，火气就冒了上来，很生气，就一脚踢坏了玻璃门，弄出一个馆长砸门事件。高锐有喝酒嗜好，喝了酒就出灵感，出火花，出炫目色彩，但也出乱子。高锐因喝酒训人，常常被下属鄙视，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影响很差。踢坏门，应该是一件有失馆长风度的大事件。

　　冷凝是书记，冷凝下狠心处理了这位展览专家，让高锐在全馆大会上做了检查。冷凝板着面孔向领导下手，令职工连连叫好。那时我虽不是领导，但我还是觉得这事处理得有些过于草率了。那高锐毕竟是馆长和业务专家，大会检查有失领导和专家身份。圈内，冷凝与高锐曾是多年的同事与好友。

　　冷凝板着面孔是想树立单位的正气。冷凝说，一个单位领导带头踢门，别人不问原因，也跟着学，也随便踢门，用砖块砸窗户，那像个什么话？冷凝说这话时，表情严肃冷峻，一点没有平时的幽默和调侃。高锐的检查很深刻，全馆职工多年后都记忆犹新。后来高锐主抓的那个展览在北京拿了一等奖，我想，这也许跟冷凝及时纠偏有关。

　　冷凝时不时会到我办公室坐坐。冷凝只谈家常话。如果没有别人，冷凝还会谈我的小说，冷凝说，趁年轻多写。

　　冷凝提拔到新岗位后，我去求助过他一次。

　　那时，我为妻子的调动伤透了脑筋。自从我调入市区，我家就一直在外探区。我寄宿在单位的办公室里，过几天才辗转赶车回一趟家。那时我女儿才一岁，妻子边上班边带孩子，挺辛苦。因此，我需要我的家搬进市区。这看似简单，实则极难，而且坎坷重重。我至少要办成两件大事，一是在市区要到房子，二是想方设法把妻子调入市区。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人都还清晰记着，如若能办成这两件大事，说明你有登天的本事。我很天真，就先到房产管理部门报到，那时叫房产科，管理员说登记排队，我就登记了，遂心情忐忑地等待年底分房。结果是我连续登记了四年，每年都见有大批的新楼竣工，许多年龄工龄比我小的小青年都住上了新房，却始终没有我这个外探区无房户的住房。我悲哀无比。

　　妻子调动更难。我绞尽脑汁翻找自己熟识的人，企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解决它。我太傻。一个只在外探区工作过的年轻人，对市区的关系网一抹黑。好在认识几个爬格子的文学跋涉者。我于是就骑自行车天天跑熟人朋友，我一趟又一趟跑，就一趟又一趟地失望。我终于知道自己太渺小了，我也似乎才刚刚明白什么叫世态。我骑坏了四辆自行车，补了三十多次内胎。我甚至把打气筒随时拖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却在一种没有结果的期待中悲哀着，卑微着。那时，我突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残破、最底层的小东西——你写的小说只配拿去喂狗，也许狗都不吃。

　　走投无路中，我惶恐不安地找了本单位领导。那时冷凝已调走。我找当权的行政主管，因我还看到有几个本单位比我晚调来的职工妻子居然陆续调入我们单位。没想到领导根本不买我的帐。我永远记得领导趾高气扬的样子。他阴沉着脸，半天才说，我们现在不要人。他没有问一句我妻子的基本情况，甚至姓名。我本来以为我在单位是个人物，经过这事，我彻底苏醒了，也彻底失望了。我真后悔离开原单位，为了一个所谓虚无缥缈的文学幻想，放弃了安定的生存环境。那时原单位看我家还没有搬走，就做工作，甚至许愿给我一个职务。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当初调出来时，曾历经诸多风风雨雨，我当然不能再回头，苦涩只有自己咀嚼。

　　心情再沮丧，也得忍。我想到了冷凝，他毕竟曾经是我的领导。我想，他也许会帮忙。

　　冷凝在新落成的办公大楼里接待了我。冷凝先倒茶，然后直奔主题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我于是就嗫嚅着说了我的苦闷和烦恼。冷凝拿出笔记本认真记下我妻子的信息，还问了细节。冷凝记我妻子信息资料的做法让我很感动。至少冷凝谛听了，理解了我。多年后，如若有人找我诉苦，我也会像冷凝一样谛听。我知道，谛听朋友的苦涩是一种美德。

　　后来我妻子几经周折调入了市区，不过与冷凝无关。但冷凝在某次会议上碰到我，竟然主动问我妻子的情况，还能叫出我妻子的姓名。冷凝说，我没帮上忙，挺对不住的。冷凝说这话时，就像犯了错，反而让我内疚了很久。

　　一次碰到冷凝是在匆忙的楼梯走道上，他把我叫到墙角，严肃地说了他对我一篇小说的感受。我曾经以为冷凝不看小说，没想到，他看了，还思索了。那是一篇手法荒诞的探索性小说，有嘲讽社会现象的意味。冷凝说，我看了几遍，觉得你这样写社会现象，有心里堵闷的感觉。我强词夺理说，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有阳光有丑陋的复杂肌体，我不想只说表层假话。冷凝说，但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一些。那时我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我那篇探索性文字曾得到过专家的好评。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心态很糟。我直接把自己的悲哀和不满注入了我的小说，我的心态有一些晦暗。

　　事后我看到冷凝写的一篇回忆录，那回忆文章竟然文字清新，明丽，让人领悟和向往。冷凝的文章叫《初到抗敌剧社》，那是写1948年他十八岁的往事。那时冷凝在解放军野战部队当战士了，因为有表演才能，受命去“抗敌剧社”报到。冷凝描写了那个夏天他背着行囊行走在山谷、河流和花草之间的快乐感受。那感受很难让人联想到他曾经有过走投无路跳河的举止。冷凝是在极度潦倒中挺立过来的男子汉。冷凝的心底充满了阳光。抗敌剧社的副社长侯金镜安排了冷凝的接收工作。那时条件差，冷凝没有穿内裤，光着身子就钻进了被窝。没想到田华、杨青等社友来看望新同志，冷凝就躲在被窝里一动不敢动，还是一个叫朱云的女社友把一条旧军裤剪去腿，送给了冷凝当裤衩。读到这，我不禁笑出了声。冷凝的文字清丽温暖透着谐趣和幽默，也透着博大的胸怀。

　　冷凝退休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他快乐地散步，双腿迈着适中的节奏，小臂甩得老高，诙谐而快乐。春节前，我去他家看他，他兴奋地拿出相机让老伴给我们合影。我们就快乐地搂着，笑着。冷凝说，要留下这个珍贵的瞬间。节后没几天，冷凝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办公室，我以为他有急事，一问，是来送照片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竟有这般情谊，怎能不让我愧疚不安？

　　冷凝兑现了他清逸、淡泊、达观的人生理念。冷凝嘱咐不埋葬，不占坟地，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把骨灰撒向新开发的绿色森林。

　　冷凝说，我曾经什么都没有，甚至裤头，可我却拥有了那么多。

　　看着与冷凝的合影，我发现冷凝的笑天真可爱，一点没有马小辫的阴郁。

高锐

高锐是一个颇具艺术家派头和风韵的男人。他风流倜傥，清癯简净，头顶仅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四周却浓密绵长，且有些自来卷。高锐相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门牙略凸，脸上布满皱褶，笑起来酷似八十岁老头，其实那年他才五十岁。高锐的口音几近河南腔，实则是安徽人。我总会把他的腔调误认为是河南腔。

　　高锐长我许多岁，是上司，主管我。我见他训斥过不少下属，但没有训斥过我。

　　高锐是设计师，但高锐的设计往往停留在意象阶段，最多只用铅笔把想法的简单线条勾勒一下，然后就让下属照着画标准稿，且要求注上具体尺寸规格。下属就虔诚地发挥想象力给他弄出设计稿，那设计稿其实是下属的再创作。高锐的铅笔稿太粗糙，简直就像一间茅草屋。下属如果没有再创作能力，就惨啦，高锐肯定会训斥他猪都不如。不过，下属往往都会画出新意，比高锐的茅草屋更出彩更眩目。于是，高锐设计的展览总能在展会上得奖，而且反响强烈。高锐善长的是黑颜色，于是就有人称他为“黑高锐”。高锐扯着锐利的嗓音说，操，黑色代表石油，代表我高锐。

　　那时候展览是一种时髦形式，能大面积展现地方的绚丽成果。高锐的展览在墙外很香，本土却无人知晓，于是就有人怂恿他在本地建个展览馆，展示陈列历史发展遗迹，也展示了自己。这当然是好事，上级很快批了，于是就从各单位抽调了一批人,轰轰烈烈地筹建展览馆。那时展览馆聚集了很多人，满满荡荡拥挤在好几个简陋的房间内。画画的、写字的、摄影的、制图的、地质师、机电工程师、灯光师、木工、钳工等等。高锐是总指挥，因为他总设计，很牛。于是他不高兴了，就会发火，训斥人，带着脏话，很生气的样子。不过，一般情况下，高锐的矛头不指向哪个人，他在大厅里发火，往往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开始还有人怵他，后来就习惯了，不再当回事。谁犯错误谁知道，高锐再不点名，也把那人得罪了。而兢兢业业干活的人，结果也遭批评，心里就不舒服。时间长了，高锐把人得罪的差不多了。

　　高锐还是摄影协会主席。那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当的，得有慑服人的作品。高锐当然有作品，而且是响当当的重量级作品——《冰塔冰人》。这幅摄影作品现在早已成经典，所有收集历史资料的影视、画册都会拿它当门面。那是一幅1956年拍摄的老照片。那时在打黑油山油田二号井，寒冬季节，西伯利亚寒流夹杂着刺骨的冷风袭来，穿老羊皮袄还浑身哆嗦。钻工们在打井过程中出了事故，发生了井喷，啸叫的水柱瞬间喷到了井架顶端，而后又迅速被凝冻成冰柱，把整个井架都冻结了，如若一座冰山。当时，参加抢险的人员都舍身忘己地投入到制服井喷的战斗中，待井喷被制服时，人们都变成身穿冰铠冰甲的冰人，蔚为惨烈。高锐作为摄影记者，抓拍住了那个美丽、辉煌又大气磅礴的瞬间——他精明地将抢险人员招呼到冰塔井架前，拍摄了一张至今令人都为之震撼的照片。我第一次见那张照片时，愕然地观察了很久。我以为，高锐拍出了当年石油人的本真与高洁。今天，我仍然敢断言，《冰塔冰人》承载了摄影艺术最深刻的内涵。

　　高锐还有一幅叫《准噶尔春雷》的彩色照片，拍摄于1979年。那时能拍摄彩色照片的人极少，一般都是专业摄影人员。高锐那时虽思想活跃，但“偏左”影响根深蒂固，正面颂歌是他的拿手高招。于是他构思拍摄了一批主题浅显又直白的作品，其中就有获得摄影展一等奖的。《准噶尔春雷》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也属于那类图解式范畴。现在重新审视那幅照片，可看出摆放痕迹明显，虚假成分浓重。出石油了，工人们兴奋地抛帽子，张嘴大叫，背景是一棵采油树和日出（或日落）的场景，看似真实，但仔细一品，就发现，工人脖子上都围着雪白的毛巾，一尘不染，似在舞台上演戏，做作而拙劣。我听过不少摄影者对此片不屑一顾，我自己也曾很蔑视这幅照片。但现在细品，你就会发现，在1979年那样的大背景下，有多少摄影者还能拍出比高锐更高明更独具慧眼的作品呢？如今，重新审读它，我发现眼下许多摄影家又开始返祖这种构思与摆放了。只是此时的摆放于彼时的摆放略显不同。

　　高锐最令我服气的，还是编辑画册。高锐设计的画册全国一流。高锐的口头禅是：要拿第一，不拿第二。高锐那几年设计出版了大型画册《啊，克拉玛依》和《克拉玛依人》。我认为这两本画册奠定了高锐在中国摄影编辑界的位置。看那本1985年的画册《啊，克拉玛依》，我们会惊讶，那大气、厚重、精美，真可以用奇异表述。1985年中国摄影界还没有人动脑筋去做如此装帧精美的画册，只有高锐有野心。那时国内印刷水平很粗糙，高锐就将画册联系到香港印刷。那是一个很大的画册，五百多页，中、英文对照和维吾尔文字两种版本，现在想来的确是个大工程，没有奇思妙想，没有大胆执著，没有偏执怪异，就没法完成。高锐构思大胆，设计版式新颖独到，作品选择严谨，且一律彩色反转片。

　　《克拉玛依人》画册出版于1987年，也是一本风格迥异的画册，因有了上一本成功的经验，高锐就更有些怪癖诡异了。他推出了一百名克拉玛依人的大胆设想，一边组织北京摄影展，一边就完成了大型画册组织编辑。高锐的汗滴从满脸皱褶的缝隙里流淌着，显现了他的狂放恣肆风度。

　　高锐那时比较抬举我，在我编辑完一本叫《有益的启示》书籍之后，他说，那小子有才。“那小子”看来是一种爱称。高锐一般比较高看他喜欢的人，也很照顾，有点偏袒和护犊子的味道。我于是就很感激。那时我还年轻，上司表扬我，我就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了。

　　高锐时常往我办公室窜。高锐来我办公室，也没有实质性安排，只是看看，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关键是他带来了酒——劣质的奎屯佳酿白酒。高锐把酒放在我办公室窗台上或窗台下的墙角，一般至少有两瓶长期储存着。他从怀里摸出一瓶后，就咬开盖，喝上两口，才放在窗台上。过一阵他还会回来，再喝上一口，然后再出去。他是去督查展览施工进度，看施工是不是沿着他设计的轨迹在优雅地行进。我的办公室就变成了他烈性酒的储藏室。在馆里，高锐有三处存酒室，他来回在这三处地点窜着喝酒，然后去监督工作。一是他自己办公室，二是我办公室，三是戈平办公室。高锐也喜爱戈平的才艺，就用安徽腔说，戈平不错。有时没酒了，高锐就掏钱，大声喊：戈平！戈平！高锐是喊戈平去给他买酒。高锐说，我操，没酒了，戈平买酒去。说完，他就对我笑笑。高锐从不指挥我买酒。待戈平出去后，高锐说，没有酒怎么干活，没有酒怎么能干好活！高锐至少有八次重复过这个细节。

　　高锐上班喝酒是多年的恶习。高锐喝酒后，形象就不怎么阳光。他会大声发脾气，无端地高声训斥下属。高锐其实骨子里很弱小，他其实不敢正面训斥下属，于是就借酒劲壮胆，即便这样，高锐也很给下属面子，从不点名批评。

　　开会时，高锐在讲话中途忽然停嘴出去，他出去后别人就只好静静地等他。他去喝酒了，到我办公室或他办公室或戈平办公室。他喝上一口酒后，又回来接着哇啦哇啦地讲。高锐就是这样的古怪人。

　　高锐后来常常拿个小本子来我办公室闲扯。高锐的小本子不是一般的笔记本，而是那种有竖条纹和细红线的信笺本——那种宣纸本。鬼知道高锐从哪里弄来的那种信笺本。我估摸他可能在北京荣宝斋那类地方买的，反正我们边疆小城没有这种信笺本。高锐是真卖弄和鬼讲究。那种信笺本比较适合他糊涂乱抹。

　　高锐一页一页给我念他的诗。那诗是竖排写的，钢笔书法。有时放浪起来，一页就一个字。有好几页，高锐都重复写一个“梦”字，有繁体，有简体。高锐的诗和书法在竖条纹红线的映衬下，显得醒目而狂放不羁。那书法用笔老辣，拙朴，错落有致。高锐一页一页地讲，我就一页一页地听。高锐说，梦，是梦吗？我把梦比作美人，我会从梦中走进美人的内心。高锐边朗诵边做表演，激情四溢。高锐竟然把那些没有多少诗意的句子，朗诵得富有意趣和生机。伴随他浓郁的安徽河南腔和喷吐的酒气，高锐摇头晃脑，还极其潇洒地甩一甩稀疏的长发。高锐的表演盖过了他的诗。高锐有时还戴一副金边眼镜，眼镜腿上挂了一条细链子。做派完全是一个大艺术家。

　　高锐兴致盎然地给我看他私密的笔记本时，我就附和着听他朗诵，这时，我就忘了他是上司。每当他把一本信笺本念完，才兴高采烈地走。偶尔，我会指出他某一句应该改一下。高锐就说，一定要改吗？我说，当然也可以不改。高锐于是说，那就不改。高锐其实酷爱他的诗和书法。

　　高锐朗诵得投入时，眼泪经常会从眼角溢出。一次，高锐朗诵着，眼泪就下来了，说，我想我的前妻。我惊愕了一跳。高锐说，我前妻是个苏联洋婆子，俄罗斯蓝眼睛，金头发，浪漫，多情，很爱我。高锐说，苏联与中国闹翻后，她就回伏尔加河边了，我的前妻比冬妮娅漂亮。

　　我说，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现在两国已经开放了。

　　高锐自嘲说，嗨，现在去就是看一个胖敦敦的洋婆子，没有感觉了。

　　我想，高锐如此这般地写“梦”、写老来俏情诗，可能就是企图回溯到年轻时光，回溯到那个青春浪漫的“苏联老大哥”年代。

　　高锐后来叫我去他家听朗诵。我去后，他就让我喝四季酒，也不给菜吃。四季酒是一年四季都平安的意思。他在茶几上摆四个酒杯，一杯足可盛装五十克酒，一般人四杯下肚就会醉的。我自然就磨磨唧唧半天，但最终还是扭不过高锐，只得喝掉。不喝不平安啊。四杯四种酒，一杯五粮液，一杯二锅头，一杯伊犁特曲，一杯自泡的药酒。这时，高锐已经不再喝劣质的奎屯佳酿了，他开始喝质地好一些的伊犁特曲。

　　高锐常说，浓茶，烈酒，莫合烟，哈哈，它们是我的最爱！高锐喝茶极浓，茶杯里有五分之四是茶叶，看着那浓酽的样子，你就反胃。当然高锐也早就不吸劣质莫合烟了，他改吸“三五”。高锐说，“三五”劲大，与莫合烟差不多。

　　后来高锐就突然去世了。高锐去世时，我在外地出差，没有看到他离开的那个瞬间。我赶回来参加了他的送别仪式。高锐去世与他不喝酒有关，一直喝酒的人，突然把酒断了，他身体的生理机能就失控了，体质就不再适应。大多数了解高锐的人都这么说。大多数人说的话有时也不一定全对。

　　高锐退休后其实生活挺充实。他去美国看儿子，并且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我们在夜市与几个摄影朋友一起吃烤肉，喝啤酒。高锐那天穿一件黑衬衣，白色背带裤，很绅士，很洋气，像个归国华侨。虽然已经七十四岁了，他依然有风雅有孤鹜的味道。高锐意犹未尽地说着美国。高锐说，我操，美国佬就是他妈的有钱，厕所里都香气冲天，没有一点臭味，真虚伪。高锐说着，满脸皱褶显得更加浓密了，手也有些微微颤抖。

　　看着他，我想，高锐老了。

　　我郑重其事地给高锐敬了一杯酒，高锐客客气气地抿了一下。

　　高锐不喝酒的样子依然像喝了酒一样有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