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引言
红包，传统意义上指压岁钱，压岁钱之前名曰“厌胜钱”，最早产生于汉代。《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里有：“因巫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指出“厌胜”是一种巫术行为。“厌胜钱”根据其本意制作用以驱邪祈福，当时并非传统意义上可以流通的货币。唐、宋时盛行“洗儿钱”与“随年钱”，是“压岁钱”的前身，直至明清才出现“压岁钱”之称。清晚期，《旧京风俗志》有“如系铜钱，则以红绳串之；如系银锭，则以红绸或红纸包之，取吉利也。”此时我们熟悉的红纸包钱的形式出现，红包习俗也根据时代更替延绵至今。红包是中国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人们情感沟通的纽带，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从文化层面讲融合了民俗文化、吉祥文化、礼仪文化，从艺术层面讲汇聚了图形美、文字美、色彩美、结构美。而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美的高度集合，是“形”与“意”的完美融合，字体则是文字的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字的需求不单单停留在单纯的识别及使用上，更要求文字的设计既书写美观及结构合理，又具有某种特定的目的性，满足功能性的同时又有审美性。民俗红包中的字体设计对文字的需求相对特殊，所需文字饱含吉祥美好寓意，在应用中需要有良好的共情作用又要有装饰作用。一、民俗红包字体设计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民俗红包字体设计现状
近年来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民俗红包是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年节以及具有仪式感的场合，人们对于红包这个小物件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着眼于红包本身，应用于民俗红包中的字体较图形来讲，在选择范围上相对更少更有局限性，在设计上装饰效果相对更弱。从字体设计本身来看，中英文字体有着明显的区别，汉字字符量多，笔画复杂，设计参照性较弱，致使汉字设计存在着复杂性和高难度的特点，英文字体不管是笔画还是字符都更少更简单，有着更强的设计便利性。然而，民俗红包在国内运用汉字居多，汉字本身优秀字体设计相对匮乏。从人力方面讲，从事年节礼品的设计公司及团队虽日益增加，但是专心红包设计的专业团队仍然屈指可数。这些现象都不利于民俗红包以及红包字体的创新发展。（二）民俗红包字体设计的影响因素
>图1 笔画共用（福寿康宁）
>图2 删繁就简（开心如意）
>图3 笔画突变（佛）
>图4 红包春
>图5 鹤鹿同福
民俗红包字体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潮流；技术与工艺。前者是内在影响因素，后两者是外在影响因素。内容与形式包含了适合红包的吉祥文字、百家姓、拉丁字母等文字内容以及文字本身的精神内涵，形式则是以图形、符号、手写字体等形式出现以及依托什么样的媒介物出现，并且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影响内容。字体设计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黑体、宋体、行书等都是字体的风格，字体设计受到风格以及不同时代文化品位和审美观念的影响，红包字体也同样面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时融合其当下风格潮流而变化。技术与工艺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影响字体设计的变化，如平面状态下的文字烫金、UV、激凸等，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包、动态字体等都使字体设计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强的表现力。
二、设计学视域下民俗红包字体设计原则
民俗红包字体设计要遵循识别性、语义性、艺术性的原则，要求三者进行融合，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还有“意”与“意”的互通，做到以形喻意、以意喻神、融古纳今、以古喻今。（一）识别性及语义性
从设计学的范畴来看，字体设计的识别性及语义性符合设计学的功能性。文字的基本功能之一是表达及传递，字体归根结底是为了文字传达信息服务的，因此文字在本质上会受到文字具体内容的制约。在进行字体设计时，无论怎么做编排、美化，都要达到基本的功能，文字本身就是形式美的集合，在进行设计时不宜变化过多，笔画或简或繁取自整体风格，符合规律，在保持识别性的基础上按照设计美的原则进行相应的字体设计来体现文字内容的精神特征。（二）艺术性
艺术性是视觉上的感召力及审美感受，对应设计学范畴下的审美性，具体来讲就是要符合形式美法则，字体设计的形式美法则包括了单字笔画的形式美及构成形式美。单字形式美是就笔画来讲，如汉字八画点、横、竖、撇、捺等元素，笔画的形状、线条、粗细、方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会带来全新的视觉变化，在设计时要求进行对比与调和，使其达到变化与统一的完美结合。构成形式美即形式美法则包括变化与统一；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比例与重心；节奏与韵律；联想与意境；质感与肌理。这些美学法则的使用可以使字体设计达到传情达意的基本功能，最后则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三、设计学视域下民俗红包字体设计的方法
（一）字体形态构造再设计——笔画共用、删繁就简、笔画突变
字体形态构造再设计是从文字笔画本身进行设计的方法。笔画是所有字体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因素，是字体形态有机组合的组成部分。通过笔画进行红包字体设计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种：笔画共用法；删繁就简法；笔画突变法。笔画共用建构在笔画的相同或者相似性上，通过相关或相似的笔画间的互相借用组成文字的合成关系来搭建一体化的符号，我国传统的“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福寿康宁”等吉祥文字都通过共用偏旁笔画来组成新的合体字（图1）。共用笔画是在组合多个文字的基础上，要注重研究与之相关的形态转换语言，可借用或者创造与之相关的形态。再者，删繁就简法即笔画的简省，与笔画借用有着相似之处，利用了相关或相似的笔画间的省略组合。图2里的“开心如意”菠萝形红包，省去了“心”字，与“意”字共用结构来保持语词的识别性。删繁就简的基本方式是由两个形象相加、相交、相切等方法组合为一个形象。最后，笔画突变法是去创造某种形态与文字的融合点，这个形态可以是图形也可以是点、线、面的突破与更改，是较为刻意的设计方法。如图3中的“佛”字，偏旁部首由莲花及一缕青烟组成，“莲”与“佛”息息相关，更好地诠释了文字的内涵特征。突变是在和谐的基础上赋予个性的效果，变异是有秩序的变异。
（二）字体意境化设计——立象尽意
文字往往与客观事物有似像非像的联系，并且加入了一定的精神追求和情感表达，字体意境化设计即立象尽意，出自《周易·系辞下》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强调了意象的象征功能，在视觉领域中，“象”被认为是作品外在的“形”包括点、线、面、色彩和构图，“意”即想要表达的情思及意蕴。图4红包“春”，以“春”为主题一语双关，表示新春快乐也表示冬去春来，在字体设计上形态飘逸恰似春风和煦，笔画的粗细连接及尾部尖尖的收尾似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生命迹象，具有欢乐祥和的意境。再如，“禄”与“鹿”谐音，所以“礻”部经常被写为站立的鹿，把“福”的右半部分写为“鹤”首，这种巧妙的组合形成“鹤鹿同福”的字体形式。（图5）意境化字体设计主要运用字体设计来表达抽象的形态以及画面感和意境美，以概括的手法使其造型精美独特，意象交叠纷呈。
（三）字体图形化设计——字画融合
>图6 移花接木（报喜）
>图7 笔中适形
>图8 线条装饰
>图9 肌理装饰
字体图形化设计是从文字与图形二者共存入手，即图文并置法，包含了笔中适形、移花接木两种组合形式，是将字体笔画、造型、结构与图形、符号等设计因素相结合的设计方法。图文并置法的内在原理是基于图文同源，从广义的视觉效应上讲，任何一种文字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字图形，而风格各异的字体设计也都是图形性的视觉效应。
移花接木是把文字笔画看作绘制图形上的点、线、面，图6中“报喜”二字运用了繁体字的基本字形，文字笔画与图形衔接融合，融入了孔雀、燕子、蝙蝠、锦鲤、鸳鸯、蜻蜓等图形元素，打破文字呆板的惯性思维，形成了一派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意象。其次，笔中适形的组合形式是在一定的范围限制之内，在文字的基本型之内融合图形，图7中“福临门”及“乐”都是在文字的基本型框架内把图形置入其中来形成一副装饰图形。此外笔中适形也有部分文字结构的适形，图7中“财、乐、福、新、发、顺”等红包把文字中的部分方形结构与中国传统花窗图形融合，从而达到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相得益彰的视觉效果。字体与图形结合重点在于如何构思字体与图形的共性，使之巧妙结合，生动新颖具有创新性。
（四）字体装饰化设计——表面修饰法
字体装饰化设计是以表面修饰的方法制造和谐的视觉美感效果，可以用边框、线条、肌理等元素进行文字装饰，增强文字图形的视觉指引效应以及感染力。图8中“金鸡报福”文字红包文字本身的笔画进行了微妙变化，同时运用了线条与几何装饰的方法，以双线线条进行字体装饰强化文字结构，突出形态特征，与周围线条图形相统一。线条装饰形式众多，有单线、双线、多层线条；有直线、曲线、粗线、细线；有规则线条和不规则线条等，在运用时根据视觉表现力在不影响文字特性的情况下加以优化选择。表面修饰法还表现在完成字体设计大格局和结构之后，运用表面肌理融合文字，图9红包“T”“礼”“福”都添加了表面肌理来达到辅助作用，营造层次与细节。表面装饰法更倾向于文字设计的视觉美感，装饰美感，表面的未必不是内在的，在注重形式上的美感时也要达到内容上的要求。四、结语
民俗红包具有独特的魅力及研究价值，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良好载体。民俗红包中的字体设计通过其具有的艺术美感及视觉引导作用来达到“观”与“感”的共鸣，从而以设计学角度探析民俗红包的字体设计之美具有创新性和必要性。设计师在进行民俗红包字体设计时要遵循字体设计识别性及艺术性的原则，合理运用字体设计方法，才能使红包字体设计具有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同时结合时代背景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民俗美学红包来传承民俗文化，延续小小红包背后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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