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 国际设计艺术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当今流行的各类服饰风格中，民族风备受推崇，其通过服饰的多维度展示呈现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风貌，具有弘扬各民族服饰文化的积极意义。在当今时尚文化的陶染中，现代蒙古族服装可细化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是以传统为主的蒙古族服饰，穿着者多为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蒙古族老年人，抑或穿着于蒙古族传统节日庆典如那达慕大会、祭敖包及婚礼等场合；其二为现代蒙古族服饰，特点是在传统的蒙古族服饰中融入当今流行元素，此类服装更具吸引力；最后一类是将蒙古族元素融入到当今流行服装中，消费群体的扩大对传播蒙古族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今，蒙古族服饰中常用的经典元素经过历史洗礼，沉淀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标识，其主要构成元素有：直身结构和断腰结构、立领与“厂”字大襟、交领、连袖、装袖和装饰袖口的马蹄袖以及镶边、刺绣、盘扣等。地域环境、生活习俗、民俗情感以及文化交流等因素在这些标示性元素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明晰其中的历史轨迹可为现代蒙古族服饰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一、适应生活环境的“款式语言”
蒙古族服装在款式上由直身结构和断腰结构两种形式组成，也是现代蒙古族服装款式创新的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活习俗、审美文化以及传统礼制等因素为揭示蒙古族服装款式风格的形成与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一）直身结构
现代蒙古族服装中直身结构的造型简洁、大气，具有较强的延伸性特点。其各样单品在“H”型基础上延伸出多种创新模式：复古的十字结构、不同面料的结合、展现人体曲线的省道设计以及丰富的装饰手法等。直身结构的传承蕴含着蒙古族服装有史以来的款式特色，寄托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北方草原昼夜温差大，“昼为衣，夜为被”是早期蒙古族直身袍的主要作用，同时肥大的袍身可在骑马驰骋时降低疾风对人体腿部的伤害。受穿着习惯、单一的裁剪方式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对服饰美感认知的影响，传统蒙古族服装一直以直身为主要结构形式，且“女服近类男子，颇难辨之。”①千百年来，直身袍的结构无大的改变并一直发展延续至今。（图1—3）
与其他民族服饰交流对服装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科尔沁部女袍尤为典型。清中期以后，以科尔沁为代表的部分蒙古族部落因与清皇室联姻，使得蒙满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满族袍服对蒙古族服装的影响最为直观地体现在女装中，直身袍与长坎肩趋向合体，为了方便活动在服装的两侧开衩。此外，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推动着蒙古族对服装中装饰美的认知和欣赏的变化，侧开衩中宽窄不一、错落有致的镶边和刺绣、花绦以及衣身绣花等重要装饰内容也与满族女装的装饰风格较为相似。
清代末期，蒙古族中各部落的服装风格已构成并定型。20世纪80年代后，受外来时尚潮流的影响，蒙古族的穿衣喜好与其他民族一样有所改变，随着当今时尚文化的变换，在女装中增加了省的设计。为了更好的贴合人体，许多直身袍改传统宽松、肥大的连袖为装袖。
（二）断腰结构
传统蒙古族服装中断腰结构因与现代女装中连衣裙的结构相似，且兼具较强的装饰性而备受欢迎，成为现代蒙古族女装的设计重点。设计师将其与多样装饰手法和现代流行趋势结合，延伸出各种创新设计。女装断腰袍的款式基础源于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以及喀尔喀等部的已婚女装中特有的断腰、装袖结构。而男装断腰结构中的典型辫线袍虽然自明代已经消失，但近几年这样的款式在有关人士、团体大力倡导和弘扬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呼声中逐渐回归。断腰结构的发展因受不同的环境、时期以及服饰审美认知的影响，在蒙古族男女服装中构造出风格各异的时代风尚。辫线袍是古代断腰袍的典型，《黑鞑事略》中对此有详细注解：“腰间密密打作细摺，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摺多耳（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②辫线袍是元代男性着装中常见的服装类别，其结构特点为窄袖、右衽、交领、腰间有辫线、下摆有褶裥、袍服长及小腿。辫线袍的服装特点使其具备一定的功能性优势：下摆的褶为人体的活动范围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便于上下马背，短小的袍身适合于马上行动，辫线起到腰带的作用。因而在元代，辫线袍不仅成为乐工、羽林卫士、宫中导从等穿着的常服，也是帝王、百官和蒙古贵族在游猎时的首选（图4）。可见在蒙元时期，辫线袍这种蒙古族传统袍服是广泛穿着的服饰，款式本身并不带有阶级色彩，无上下等级之别，不同之处在于使用的面料以及装饰内容上，用以区分身份地位。入明后，元帝王后宫、蒙古贵族退居漠北草原，宽松的直身袍更为适用于此时草原大漠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长期的马背颠簸，此后断腰袍逐步消失。
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蒙古族布里亚特、巴尔虎、喀尔喀等部落的已婚女性出于对立体服装所传达的美感的欣赏和喜好，将其断腰结构传承下来（图5），同时受到俄罗斯女装的影响，改传统连袖结构为泡泡式装袖结构，成为中国传统服装中首先接受立体结构的部落。（图6）
至今，断腰结构的发展过程为现代蒙古族服饰提供了较大的设计与装饰空间，其结构既能很好体现穿着者挺拔的腰身，又可将辫线工艺借鉴并应用到不同部位，在不断推陈出新中，断腰结构与辫线装饰的呈现方式愈加多元化。
>图1 现代直袍（来源：“吉雅琪”提供）
>图2 元代直身袍（来源：《文物》1983年第4期）
>图3 传统直身袍（来源：阿斯茹拍摄）
>图4 元代纳失石辫线袍（来源：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李莉莎拍摄）
二、在平面与立体间转换发展的领型
领子作为最早产生的服装部件之一，是追溯各朝代不同民族服饰文化变迁的重要元素。交领与立领在蒙古族服装领型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仅标志着领型由平面向立体的转折，而且蕴含着蒙古族独特的穿衣习惯以及精神情感。清代后期，蒙古族传统袍服中的交领在汉族服饰的影响下，向立领转变并逐步发展成熟起来，时至今日，立领仍是蒙古族袍服的主要领型，其发展过程为现代蒙古族袍服领型的设计提供了创新元素。（一）交领
交领在传统服装领型发展历程中最为悠久，延续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礼制与造物观。立领流行前，交领形制一直是蒙古族服装中普遍使用的领型，是民族情感、习俗与独特装饰工艺的具体展现。交领是我国服装中最早出现的领型之一，由前襟交叠而形成。为使领的边缘结实、不露毛边，将领边用布料包裹，便形成交领的领缘。在审美情趣与民俗文化的共同促进下，元代蒙古族服装中的交领与领缘装饰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男袍交领形制中多为双道领缘，无过多装饰，简单、大方；“一宽两窄”是蒙元时期帝后像中众后妃袍服交领的形制，不同的装饰风格成为元代蒙古族女袍的重点。领部整体华丽精致的装饰与衣身形成鲜明对比，装饰的精致程度可从侧面反映穿着者的身份地位。
立领的出现打破了交领的平稳发展，并逐渐成为服装领型发展的新方向。清末，立领已成为蒙古族服装的潮流所向，此后，交领逐步淡出人们的日常服装。
直至近些年，现代蒙古族服饰企业与独立设计师不断提升关于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关注度，交领开始回归并活跃在现代蒙古族服装的设计实践中。现代蒙古族服装中交领的设计在与时尚元素结合的同时融合了多种装饰形式，更为符合现代人对美的界定和追求。交领形制的回归，在传承传统蒙古族服装文化的同时，又延续了蒙古族长久以往的穿衣习惯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二）立领与“厂”字大襟
有着“中式领”之称的立领对蒙古族服装领型的发展有着较深的影响，在蒙古族审美认知的不断转变中逐步成为近现代蒙古族服装的标示性领型。明代，中原汉族服装交领中的护领是为保护衣领整洁的实用品，交领与护领宽度的增加使穿着颇感不适，脖子周围部分便逐步与前襟分离，形成立领结构。直至明末，立领结构的发展已基本成熟，从明定陵出土的立领款式服装可见此时立领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代表。立领除本身具备的功能性外，还有大众追求新鲜美感的需求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到清代，立领开始在蒙古族服装中应用，这是同汉族文化交流深入后，蒙古族突破长期以往固有的审美习俗的直观展现。除此之外，立领可增加与人体颈部的贴合度，已婚妇女在袍服外叠穿坎肩时平整的衣领更显美观。到清后期，蒙古族服装立领形制已经发展成熟，装饰性能的比重也日益增加。
蒙古族服装中的“厂”字大襟与立领一同发展而来，通常装饰着宽窄不一的镶边并配有精致的盘扣。清代蒙古族服装中所形成的立领与“厂”字大襟组合形式总体以三种情形展现，分别为以“厂”字为基本原型，或是在“厂”字基本原型上进行变体，以及在与立领接合处增有直立“气口”的“厂”字型。在后期的发展中立领与“厂”字大襟组合形式逐渐趋于完善，现代蒙古族服装中立领与“厂装饰”字型大襟组合形式在以上三种情形基础上融入时尚元素，形成新的设计方向，并通过丰富的内容、形式以及夸张结构变体等方法多角度展示，成为现代蒙古族服装中最为常见的标示性元素。（图7）
三、跟随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袖型变化
“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③袖子的产生与演变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在服装上的体现。袖子因受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的差异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并在礼制与民族情趣的陶染中逐步发展、演变。连袖形制是蒙古族服装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方向，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现代时尚服饰文化的影响，装袖逐步成为蒙古族袖型发展的新趋势。（一）连袖
从服装结构上讲，连袖是服装袖型中形制最为简单的结构，在中国传统服装中可谓“一统天下”。连袖结构之所以能够贯穿整个中国服饰进程的完整时期，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礼制的影响与制约。服饰作为展现思想观念的载体直观地表达了穿着者的民族情感。中国的传统礼制文化及道德观认为服饰穿着需遮盖人体轮廓，不能显示身体特征，从服饰根本上达到“灭人欲”的目的，因而宽袍大袖是中国传统服装廓型的重要特征。在长期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礼制与大众审美互相制约又彼此影响，袖身不断增肥、加长，进而在穿着时产生的仪式感成为情感和民俗展现的新方向，合乎礼制的同时又可展现自身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为适合于马背生活，北方草原民族服装廓型通常以宽袍窄袖为首要特征。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在舆服制度中规定百官公服皆为大袖，传承中原传统汉制衮冕制度，而蒙古族已婚贵族妇女的袍服袖型在保留自身小口的基础上结合了广袖的造型特征，形成了小口大袖的独特连袖形制，这些改变基于汉族的美感认知对蒙古族服饰审美情趣的影响。
>图5 传统断腰结构 布里亚特部已婚女性袍服（来源：张瑾提供）
>图6 现代断腰结构（来源：青青提供）
>图7 现代蒙古族袍服中的立领与“厂”字大襟（左图来源：“察苾”提供 右图来源：“吉雅琪”提供）
元末蒙古族退居漠北后，因地域环境和生活的需要，窄袖的功能性因素凸显，贵族女装的袖身开始回归窄袖形式。发展至清代，蒙古族大部分部落服装中连袖形制仍旧延续使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流行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多元化因素的渗透，蒙古族服装袖型不再单一发展，除边远牧区年长的蒙古人因长期的穿着习惯以及地域发展的原因仍旧穿着连袖结构的传统蒙古袍外，其他蒙古袍中多数肥大的连袖逐渐被西式装袖所取代。近些年在对传统蒙古族服装文化的宣扬与提倡中，蒙古族男装开始重现传统连袖结构，而在女装中连袖袖身造型则变化多样，至此在现代蒙古族服装中连袖形制逐渐活跃起来。
（二）装袖
蒙古族传统连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流行时尚逐渐被草原上的年轻人所接受，蒙古袍逐步成为礼仪性服装，以装袖为主，衣身趋于合体。当今时尚文化不断融合，西方“人体美学”思想风行，通过服饰展现人体美感的方法成为大众所认可并追求的潮流形式，蒙古族服饰设计顺应消费市场进行调整，装袖逐渐成为蒙古族服装中不可或缺的袖型。虽然蒙古族服装于现代才开始大量使用装袖形式，但早在17世纪蒙古族喀尔喀、布里亚特、巴尔虎等部落已婚女装就已出现泡泡式装袖。泡泡袖起源于16世纪欧洲宫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对于人体美学的认知。风靡一时的欧洲服装袖型之所以流传于生活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喀尔喀、布里亚特、巴尔虎等部落，与俄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想获得更多物质资源，俄国盯上了贝加尔湖周边的广袤土地，疯狂向东扩张。17世纪中叶，清廷将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割让给俄国，于是生活在贝加尔湖区域的蒙古族喀尔喀、布里亚特、巴尔虎部便开始了长期受俄国统治的生活。大量俄罗斯人移居此地传播其文化、习俗和审美观念，对生活在此的蒙古族部落小到生活习惯大到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泡泡式装袖在这些部落已婚女装中的应用最为直观地体现了此时俄罗斯服装中的立体美感对于蒙古族服装的影响。虽对泡泡袖结构应用于服装中所呈现的设计感有所认同，但在具体使用时，这些部落的已婚女装却有所不同：巴尔虎、布里亚特部的泡泡袖较为圆润，袖身与衣身缝合处有细碎小褶；而喀尔喀部泡泡袖则向上竖立形似驼峰，也称“隆肩式”，因在袖山的下面垫有毡子或驼毛，而达到隆起的目的。后期的发展中，这些泡泡袖的形式及其装饰都逐渐趋于完善，成为近现代蒙古族服装中独具特色的代表。
现代蒙古族服装中装袖的袖身与流行趋势结合，造型多变，尤其在女装中西装袖均使用在直身袍上，而泡泡式装袖则与断腰结构相结合，应用形式丰富多样，同时与衣身分开裁剪再缝合的方式也为其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三）马蹄袖
马蹄袖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当今常以修饰手法展现于蒙古族袍服的袖口处。马蹄袖在蒙古族服装发展历程中展现了其功能性与装饰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体现了蒙古族造物观中蕴含的智慧以及对美的独特感知。据现在可考证的图像资料来看，马蹄袖的形制最早出现在明代美岱召壁画中。在蒙古族袍服中，马蹄袖是构成部件之一并逐步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既可向上翻折用以装饰袖口又能向下铺展对手部保暖防寒，其功能作用的形成与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审美习俗息息相关。草原民族所流行的窄袖都长过手臂，以此可降低手背在寒冷天气中所受的伤害，起到较好的保暖功效，炎热时将长袖卷起纳凉，此时露出与衣身质感、颜色都不相同的里料，形成一种独特的装饰效果，为马蹄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为了更加方便日常生活和马上活动，蒙古族根据手部特征将马蹄袖进一步优化，上长下短的弧线型，选择与衣身不同材质和色彩的面料拼接缝合，兼具功能性与装饰性。
至清代，马蹄袖的形制已较为完善，在清廷的推动下，其装饰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马蹄袖在清代的应用较为普及，不仅如此，清廷还赋予马蹄袖政治寓意，百官进谏时需要将马蹄袖“刷”地放下，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统治者的尊敬。
近代之后，马蹄袖的装饰性发展越加多样化，相比之下其功能性则在传统的蒙古袍中更为凸显。发展至今，马蹄袖元素已成为具有强烈标示性的现代蒙古族服装设计元素之一，展现形式不再拘泥于马蹄袖的历史形态，从造型设计、装饰方式到面料选择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突破和创新。
结语
英国哲学家休谟对历史有着独特的解读：“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④博大精深的历史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弹性，它可以容纳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为现代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纵观蒙古族各服装元素的变化历程，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服饰文明，并为当今蒙古族服装的创新设计提供崭新的方向。当今民族大融合，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保持与尊重本民族的传承特点之上，并同时紧密结合时尚潮流，才能更好地阐扬民族文化。■注释：
①〔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30.
②〔宋〕彭大雅.黑鞑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③〔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④ 曲彦斌.中国经纪人史的“关键语”与社会史研究的“套路”——关于社会生活专门史研究及书写方法的思想轨迹[J].文化学刊，20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