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上海，200051）
从理论与实践的现状来看，国外的理论与实践多是从空间体验的角度出发，注重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在地性特征，并借助不同的“叙事手法”与“叙事语言”进行空间叙事。就国内而言，尽管提到了场地的现状与问题，但大多淡化了场地文脉之于历史事件真实表达的意义与价值，侧重展陈策略、主体空间的设计的风格统一与建筑语言的出彩。故而，从场地文脉出发进行叙事，还原历史事件本质，构建历史事件纪念馆的氛围，强化空间体验，以此角度继续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一、历史事件纪念馆“叙事文本”的构建
（一）叙事学与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关联性
叙事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叙述者、媒介和受述者。初始的经典叙事学关注叙事作品本体，致力于建构叙事语法和叙事诗学，将叙事作品的结构体系、事件运作规律与发展逻辑、叙事语言的艺术技巧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经典叙事学在表达叙述作品的真正意义上缺乏说服力，于是产生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弥补了经典叙事学的单一性与片面性，同时肯定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因此，后经典叙事学的相关理论被引入到了建筑空间当中，尤其在纪念性建筑领域。（二）场地文脉是构建历史事件纪念馆“叙事文本”连贯性与完整性的客观因素
文脉一词最早来源于语言学，在建筑中即场地背景、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三者的集合。客观的场地背景会影响建筑师对于建筑尺度、交通以及建筑配套景观等的把控，文化背景影响建筑风格，而历史背景是建筑师传达叙事的前期文献依据。场地文脉作为客观存在的背景，能够保证建筑“叙事文本”内容的连贯性、整体性与可读性。图1为英国新大屠杀纪念馆方案，项目就放在了议会大厦旁边，阿德迦耶爵士将该地点描述为“英国良心公园”，纪念馆与Emmeline Pankhurst雕像、加来的烈士和巴克斯顿纪念馆相连，所有这四个地方都表现出了不公正和需要反对的地方。因此，设计师精心梳理了场地文脉，采取了不破坏公园的绿地、将纪念馆置入地下的设计策略，使观者能够在感受地下空间的叙事之前，充分感受场地周边强烈的文脉氛围。
>图1 英国新大屠杀纪念馆入围方案
图2为上海市虹口区旧址建筑群，原为二战时期上海市犹太难民聚居区。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犹太难民纪念馆的旧馆，但是它的体验功能还比较薄弱，因此笔者在对新纪念馆的实验设计中，将纪念馆的功能定位为体验性空间；在前期的规划中，笔者通过路径设计将整个街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参观的通道，即原来犹太难民居住地区的建筑—街道—新馆—霍山公园（犹太人墓地）。
>图2 场地文脉分析图（原始俯瞰图由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课程供图，其余为笔者自绘）
（三）“叙事性思维”是构建历史事件纪念馆“叙事文本”连贯性与完整性的主观因素
基于叙事学的脉络解析，建立叙事性思维，可以使建筑师扮演好叙述者的角色，以期将历史纪念馆作为叙事本体，对叙事内容、叙事特征以及叙事逻辑进行空间转译，强化建筑与场地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营造空间氛围，通过空间体验传达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此，“叙事性思维”在历史事件纪念馆叙事中，是构建“叙事文本”连贯性与完整性的主观因素。二、历史事件到设计概念转译
（一）历史事件到设计概念转译的方法研究
《曼哈顿手稿》作为“事件—空间—运动”的空间叙事案例，对本章研究主题具有典型意义。屈米主要通过四部分的图文探讨了如何以“事件、空间、运动”三者之间的联系形成建筑。屈米认为，事件是由人物在空间中的运动产生的，反映事件的照片涉及事件和人物，是建筑程序的隐喻和具有暗示下一阶段发展与变化的特性（图3-1），在手稿中，屈米通过事件照片与自己转录出的空间类型或者运动路线一一对应来证明自己上述的观点。另外，屈米结合第四部分的手稿表述道：“建筑等式的不同方面以片段的形式呈现，这些片段一旦被放置在一起，就会相互重叠、重新组合、颇像影片的跳格剪辑。它们成为一个理论命题中的可互换的部分（图3-2、图3-3）。”同理，无关的、相关的事件照片可以通过剪辑、拼贴，重新组合成一幅新的反映事件内容的照片（图3-4），来传达创作者的创作概念与意图。就对《曼哈顿手稿》的研究来看，电影蒙太奇的拼贴图解的方式可以作为把事件转化为设计概念的一种方法。通过对不同时间、地点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建筑、空间等进行有逻辑的剪裁、复制、拼贴以达到共时性的艺术效果。再经过点、线、面、体的高度概括，建筑师得到了基本的空间设计语言，去表达对立、统一、破碎、秩序等。
>图3 《曼哈顿手稿》
（二）历史事件到设计概念转译的构思研究
以图4为例，笔者对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的描述性史料文献进行研究之后，将犹太人逃难的经历进行梳理概括，划分为多个文字片段，同时，搜集与文字片段相匹配、并存在内在关联的系列事件照片加以裁剪、复制、拼贴等数字化处理手段进行整合，得到每段逃难经历的新的事件照片。例如，图中的片段一，笔者以一张布满纳粹旗帜的街道作为底图，将希特勒宣言的经典动作和两大对峙阵营的关键信息合成在底图纸上，讲述了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立即掀起了空前的反犹狂潮的历史事件，并且暗示事件下一步的走向，事件的照片下面则是笔者提炼出的用于表达设计概念（对峙与碰撞）的图像艺术语言。以此类推，后面的事件照片以一种线性时间顺序进行发展。因此，正是这幅具有强烈视觉艺术冲击力的拼贴作品，为笔者的设计理念（通过设计一条新旧衔接的时空隧道，将观者引入到历史中）提供了转译依据。三、历史事件纪念馆中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的精巧组织
叙事性建筑的空间组合及建筑形式的生成与建筑师使用的叙事结构相关，建筑叙事结构指的是将叙事学中常用的正叙、倒叙、插叙与平叙等语法引入到建筑空间的路径组织中去，不同的叙事结构会达到不同的纪念效果。以插叙为例，在建筑空间中，通过片段式路径布置方法，植入一段与历史事件相关的精彩情节，用来将空间叙事引入高潮。再以解析柏林犹太博物馆的空间组织和路径生成为例（图5），里伯斯金利用平行叙事在之字形的空间中创造出三条路径，而这三条轴线则分别象征了犹太人的三种命运。“死亡”——通往轴线尽端的大屠杀之塔；“逃亡”——通往轴线尽端的“霍夫曼花园”；“共生”——一条长长的直通三层展厅的楼梯。
（二）“叙事语言”的精确表达
在后经典叙事学的大框架之下，各个学科的“叙事语言”是可以跨界使用的。从语言的基本结构来看，其是由语音、语词和语法构成的表义的符号系统。作为符号系统，语言具有能指与所指的两个方面，能指是语词或者是在语法组织后的语词的词音，所指是语词表示的对象或意义，也是语义。就历史事件纪念馆而言，“叙事语言”即建筑师利用合适的“语词”（比如切割、叠加、装饰等手法组合后的元素）去精确表示历史事件中的人、事物、空间或者运动等，向观者传达历史事件中的对抗、分裂、统一等意义，从而建构起物质与人的原初知觉、历史感知以及向观者传达建筑师的意图，使观者产生情感的共鸣。以柏林犹太博物馆为例来解析“叙事语言”，里伯斯金将曲折的交通空间（犹太人逃难的曲折性）、连续具有指引性的切割窗户（战争遗留的痕迹）、狰狞的金属人脸通过数量增加的方式堆积在地面上（象征受难者遗体）、参差不齐的过梁斜插在狭长的楼梯通道（灾难的压迫感）等元素进行组合，来传达历史事件的信息，让观者感受那段历史的沉痛感。
>图4 历史事件拼贴与设计概念转译（笔者自绘）
>图5 博物馆地下三条通道（示意线条为笔者自绘）
（三）叙事策略的设计研究
基于上文对原始场地文脉和设计概念的研究，笔者选择正叙—倒叙—插叙—正叙相结合的“叙事结构”、多元的“叙事语言”去完成空间建构和建筑形式的设计。以图6为例，建筑被划分成了五个序列进行叙事。笔者首先完成了设计场地规划和建筑后退（图6-1到图6-5），对场地的平面进行了解构（图6-6），并且建立了体块（图6-7），即完成了铺垫阶段，从而奠定了完整的叙事框架；其次，图6-8与图6-9是空间叙事的开始阶段，从入口进入后，便是深邃的流线型交通空间，从心理层面暗示着犹太人即将经历一场磨难；再次，通过流线型的交通空间之后，映入眼帘的则是新建筑中庭的巨大开敞空间与电影镜头的框镜式视角（图6-10与图6-18），其作为过渡阶段，从正面将观者引入到故事中去，表示犹太人即将开始逃难；从次，旧建筑是历史事件纪念馆传达叙事的主要空间组成部分，笔者利用非正常公建尺度的高差将其做成了六层的错层空间，从新建筑通往旧建筑有两条交通流线，第一个入口是新建筑通往旧建筑中的一架金属红色的直梯，象征着犹太人登船逃亡上海的过程（当时只有中国大使馆仍发放签证），另外一个入口是直接从底层踏入旧建筑的台阶，笔者有意将旧建筑底部的高度设计到2.1m（图6-11下图的旧建筑一层），使人进入后有一种压迫感，从而表达犹太人当时的艰难境况；从旧建筑一层进入到二层以上有多个入口，这里表达的是犹太人在四处逃难之后，最终登上了通往上海的“诺亚方舟”，当观者从任意一个入口进入旧建筑，笔者建构的故事框架的高潮阶段就开始了。当观者迈向顶层空间时，光线建筑与景观逐渐进入观者视野（图6-19），期望带给观者恍惚的时间感，这也是笔者空间叙事中的又一转折与伏笔。顶层的垂直电梯作为进入地下一层空间的主要交通方式（图6-15下图），到达底部后，观者可见一条狭长的隧道（图6-17上图），隐喻时间即将回到正轨。走到尽头后一束拱形的光线打下来洗礼着即将到达出口的观者（图6-17下图）。通过出口，便是埋葬过犹太人的霍山公园，给观者再一次的震撼，从而引发对战争的思考，同时，笔者也在此完成了空间叙事。
笔者选择了创造一种非线性的顶部设计（图6-8）和流线型的景观（图6-9）的设计来匹配场地上的旧有建筑，通过顶部和景观形式的符号进行叙事，向观者传达新旧建筑、当下与历史的碰撞与交流，同时，笔者也希望这样一种新的形态可以打破旧有街区的沉重感，为街区带来新的活力与未来。整个历史事件纪念馆在旧有建筑顶部进行开窗，原始窗户全部被51块黑色钢板封堵住（图6-16），形成了一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窗建筑（隐喻着只有上海是犹太人当时唯一可以逃难的港湾），除此之外，厚重的混凝土材料，红色杂质的磨砂玻璃，中庭的金属网格窗框，切割后的梁柱结构（图6-11上图）等，都是笔者的叙事语言。
>图6 空间序列（笔者自绘）
四、结束语
就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叙事性设计构思而言，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首先，建筑师应该充分挖掘场地文脉，构建连续且完整的叙事文本，塑造场所精神并引发观者共鸣；其次应充分梳理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提炼出隐喻每一阶段内涵的图像式符号语言，利用最优的语法方案重新编排故事框架；再次，选择合适的“叙事结构”与“叙事语言”组织内外空间、构思建筑形式与策划相应的展示内容来转译故事框架与内容。除此之外，建筑师在以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的前提之下，不应被风格、手法的统一的条框所局限，整体构思完成之后，再思考“叙事语言”的合理性，往往会得到出乎意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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