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洋

　　摘 要：五四以后，西方婚恋理论大量涌进我国。为了指导青年人的恋爱问题，《申报》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倡导关于恋爱自主及婚姻自择的思想，从正反向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并对自由恋爱的价值、伦理、方法等作出详细阐述，提出可以通过男女共校、经济生活的独立以及家长监察等方式为青年人自由恋爱建言献策。在一定程度上，《申论》的舆论导向既符合社会思潮的引领方向，又颇具现实性和操作意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观以及他们的婚姻奋斗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关键词：五四;青年;思想解放;恋爱自由

　　一、引言

　　五四以后，西方婚恋理论潮洪般涌进我国。《申报》作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为宽广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先驱，尝试倚重人生观尚未定型、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推动婚姻变革的时代浪潮，也借此来教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理想。长期以来，学界在婚恋研究中对《申报》的关注不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对此基本没有提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则全然没有提到。因此，本文拟以五四运动以后《申报》的时评与专论为切入点，梳理《申报》在此期间的舆论导向，阐述《申报》视野下正确的爱情观。

　　二、倡导正确的爱情观

　　任意思潮的勾起，往往紧密联系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时代背景。五四以后，婚姻变革的思潮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作文的初衷归结于一点，通过青年来达到推动变革的目的。《申报》所发表的时评则是众多刊物中的典型言论代表。在这些文章中，“父母命”下的专制婚姻受到猛烈批判，自由婚恋得到提倡。这不仅奠定了往后几十年的舆论基调，而且对于青年人新恋爱观和婚姻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1年1月7日在《申报》发表的《男女的恋爱果然是罪恶的么》[1]一文，是《申报》第一次出现“恋爱“的评说，并立于第16版的中央，足以引人注目，其以此来对社会上种种反自由主义的呼声作讽刺。青年毛泽东说：“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1]（P162）毛泽东在这里明确界定了恋爱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并将恋爱的精神意义从单纯的肉欲中区别开来，赋予其高尚意义。在《求学时代应该恋爱嗎》一文中，《申报》阐明了自己对“真正自由之恋爱”的看法，提到“读书时代之青年可以恋爱吗？笔者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恋爱本来是青年的事，青年时代不谈恋爱，难道等到老年时代不成”。《申报》要求青年人对待恋爱，要有一定的“态度”，不过谈恋爱不要“妄”谈，即首先应该确定“正确的恋爱观”，认为“恋爱决不可单纯的为了欲望，为了一时的情感冲动;真正的恋爱，是建筑在相互的工作上，相互才能的发展上，相互的学识的进求和努力上，以及对于社会事业的关心，否则，那就等于浮云，一吹即散的”。只要“明白了这，那么恋爱并非是有坏处和无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了，只重情感，妄谈恋爱是等于自杀互重理智，正确的恋爱是等于新生。”同时，它也对如何高效并长久维持恋爱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在这样的情形下，恋爱的维持者不是金钱，不是看电影，不是上跳舞，不是化妆修饰，而是学识的进求，工作的热诚和才能的发展。自然，笔者并不反对娱乐，但娱乐应该正当，真正的娱乐是含有‘再造（Recreation）——恢复精神的意思的，在这样的意义下，则音乐、踢球、绘画、散步等都是最好的方法;如其一定要找寻特别有刺激的事情，那决不是真正的娱乐。因此，有正确的恋爱的人，决不会妨碍前途，恰恰相反，它正是创造前途的有力因素。”[2]

　　《申报》也积极宣扬处理好恋爱与其他关系的问题，适时地将自由恋爱与青年的个人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新思潮席卷全国以后，尤其是早年开埠，率先迈入近代的上海，青年恋爱之风愈演愈盛。《申报》也不再局限于恋爱自身的探讨，不久便将目光锁定在“恋爱与家国”“恋爱与前途命运”的关系上。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恋爱不忘救国》一文，警示青年人正确处理恋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恋爱是狭义的爱，救国是广义的爱”[3]，号召青年学生舍小爱而求大爱，先国而后家。再如《中国青年丢却了书本谈恋爱》[4]一文，对当下有些青年学生沉迷恋爱无法自拔甚至荒废学业作批评。《谈恋爱与事业》一文提到，“一般青年面前的常是两个重要的问题，即恋爱和事业”。对于二者之间的取舍态度，《申报》则认为“恋爱和事业，实在不可有所偏重，因为两者对于人生都一样重要。单有恋爱而没有事业，这种恋爱不能称为美满。单有事业而没有恋爱，这种事业也有其缺陷”[5]，故彼此应该兼顾才是，即做到顾此不失彼，正确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伦理要求”价值体系下的反向引导

　　与《妇女杂志》《生活周刊》等刊物相类似，《申报》在表达自由选择、一夫一妻、恋爱自由、男女交际之必要等情感态度时，也尝试着从正面意义上去解读如何去维持一段正确的“自由恋爱”，但其独特之处在于，相较于其他大肆宣扬“恋爱自由”的报刊杂志，《申报》将大量的篇幅报道侧重于“负面”的反向引导。五四以后，在恋爱自由大旗的号召下，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标榜着“自由之名”，让人啼笑皆非的“恋爱行径”，诸如“早相见而午相识，午相识而夕相爱，明天忽结婚，后天忽离婚而已”[6]。在这里，本当抱以谨慎态度处之的婚嫁事宜，严谨全无。例如，在《自由结婚经过七星期之结果》一文中描述的情侣由亲密到瓦解的全过程：

　　第一星期 我的至亲爱者，我把你的小影整日镶嵌在我的心上，拿他安慰我的灵魂。

　　第二星期 我的挚爱者，我愿意永久与你在一起儿，妒煞那天上牛女。

　　第三星期 我的亲爱者，我愿意我浓厚而甜蜜的爱情始终如一不被他人夺去。

　　第四星期 我爱你，近来为什么闷闷不乐又不大讲话话，使我爱情减色。

　　第五星期 我的琦，这几日你何以不回来，又对着我似理不理的，难不成此刻别有所恋么？

　　第六星期 琦，你现在既别有所恋，那么我也恋爱别人去了，你要晓得恋爱是人人的自由啊！

　　第七星期 哼！我明朝请律师和你离婚！

　　“他们因为自由恋爱，二人便自由结了婚，结婚后共计经过四十九日，以上就是他们经过和情形，到了第七星期的那末了一日他们俩真离了婚，离婚就是他们自由结婚经过七星期的结果。”[7]这就是《申报》从草率恋爱结合导致的婚姻悲剧的反面实例来警醒青年人恋爱双方对爱情“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再如《自由恋爱始乱终弃》一文中，报道了“宁波女子张菊清，年二十二岁，因酷爱自由，于前三年六月间与在老德记药房为伙之万炳忠发生恋爱，于同月二十一日被万诱至江南旅馆开房间自由订婚后，实行同居之爱，业经怀孕七月”，然而万万没想到“讵万厌旧喜新，又复与某女子结识后，即于本年五月间伪称生意停歇，拟往南京谋事，自此遂抛弃菊清，终不谋面”，最后“菊清在途遇见万友冯君，探悉万仍在上海，故往找寻，讵万谓不配与我为妻，于是菊淸气极”。“于旬日前将万炳忠告入二区二分所，因案关婚姻纠葛，转解公安局讯办，经公安局讯得自由恋爱，系属民事，着赴法院。”[8]

　　《申报》大量篇幅报道自由恋爱之恶果，一方面有着增加销量，博取观众眼球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夫婚姻人生大事也，终身之结果也，岂可不慎耶，苟订婚时不详慎思考，轻率从事造出种种魔孽，致守旧者非笑谈新者结舌讵不可痛耶”[9]。可见，自由之风本就是在新旧夹缝中生存，蹒跚前进。对于维新者所力倡的婚恋自由的新潮下发生的种种不端事件，必然致使守旧派借机以攻击，从而阻碍新风的弥漫。对此，《申报》自然是不乐意的，它希望人们在通读的同时，积极反省自己，错即不做，因而从反向进行价值引导，进而推进恋爱自由思潮的延续与改革。

　　四、为“恋爱正确”建言献策

　　如何实现正确的自由恋爱，也是《申报》极为关心的一个议题，它认为青年男女要实现“真正之恋爱”，就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爱情，不能把‘引诱做它的出发点。它的出发点应当是‘同情。爱情，不能把‘谄媚做它的肥料，它的肥料应当是‘真诚的慰藉。爱情，不能把金钱或者肉体等等物质的条件做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应当是‘纯洁的相互的扶植。爱情，不能把强权去掠夺，应当把公理来要求。爱情，没有丝毫的勉强，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启发。”[10]针对实现真正自由之爱情的问题，《申报》从实际层面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意义的看法。

　　（一）男女共校

　　男女婚姻独立，恋爱自由，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其先决条件是男女双方共有一个自由交往、认识、沟通了解的环境。1922年8月11日发表的《男女同校与婚姻之关系》一文提到关于我国的婚姻旧制，“男女本人不得享婚姻，自由皆权操于父母，故往往双方未谋面而成婚家庭，幸福因此牺牲，他日性情不合互相怨艾家庭间，因之悖乱，恒演成性命危险之事”。父母媒妁之言下的男女结合，常常由于之前素未谋面，不知彼此个性习惯，而最终得以悲剧结尾，酿成祸端。男女同校对于自由恋爱的倡导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且能够将双方的感情建立在长期观察相处之上，“可得高尚之爱情，婚姻即得自由，则组织家庭之后可免再有互相怨戾与性命危险之事矣”[11]。《申报》认为，男女同校的方式可为青年相处提供丰富基壤，让其达到互通有无长短，深浅相知的境地，进而收获“高尚的”爱情。

　　（二）经济生活的独立

　　经济上的独立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感情独立的基础。没有独立的经济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基于物质生活的保障，往往会与人建立无恋爱的婚姻关系。所以，《申报》在1924年7月16日发表的《恋爱声中的一个先决问题》里谈到，“现在自由恋爱的声浪甚嚣，照青年们的意思要想立刻把从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完全打破”，但在极力主张这一思想时往往会忽略事关恋爱自由是否顺利的现实基础问题，那便是经济是否独立。但当下青年对于经济独立的态度，《申报》则认为，“恐怕一般青年还没有顾到”。同时，它也给出了要实现经济独立的几点理由，首先是所谓恋爱自由首先要经济自由，主张自由恋爱的人群通常是要脱离原始家庭的束缚以及父母的干涉，如果在经济上难谈自由独立，最后还是靠继承遗产生活的话，对于恋爱自由未免名不副实;其次，作为一个社会小组织，每日恋爱处处都要有经济能力支撑，“居处要费，衣食要费，将来有了子女养护敎育也要费”，如果说自己尚且难以自立，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家庭，“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呢”[12]。简而言之，《申报》认为，“对于经济都要有独立的能力才可谈到自由恋爱”“应诚慎重考虑万勿徒唱高调”。《申报》找到了恋爱不自由的经济根源，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其认识是深刻的。

　　（三）家庭监察

　　事实上，在高唱的自由解放声中，仍然存在不少尚未成熟的行为。比如，“盖青年男女，于血气未定时，每因性欲冲动，而发生恋爱，由恋爱而欲偿其性欲主义”。因为男女双方的性吸引与生理需求发生恋爱，这种结合无疑是短暂的。针对这种情況，在《自由结婚父母应处监察地位》中，《申报》认为，父母在“始信自由结婚”的同时，应“处于监察地位”，从而“大裨益于青年男女也”。关于如何监察，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恋爱前，父母应该仔细审察对方的背景。鉴于“世风不古，人心险诈，下流份子，专恃诱骗青年男女为生活者，大有人在”，青年在没有陷入热恋时期还存有理性，但也不乏因性欲冲动而受其骗者。因此，父母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阅历与经验作用，在子女与对方恋爱之前就“先以远大之眼光审察子女所恋爱者究为何如人”，如果是品行不端、图谋不轨的人，必须当机立断。

　　第二，主张通过父母监察对方品行。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难免会迷失在爱情的美好中，尤其热恋期间，很难保持理性判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父母此时可以看同子女谈恋爱的对方是否是“良好之人”，与此同时还要“暗察双方面之恋爱，其为真诚乎，抑为虚诈乎”，从各方面考察，引导恋爱双方走向“真恋爱之光明路上，而后达于结婚之一步”。

　　第三，主张通过父母来“监察双方面之性情如何”，即监察双方性格是否合得来，强调恋爱双方脾气秉性要“调和”，良好的婚姻是建立在二者性情调和之上的。《申报》举例道：“譬之一喜画者，其性必沉静，而与一性喜热闹之交际家，发生恋爱，当时或因恋爱关系各相容忍，若久而久之，其不因一事之微，以致发生意见而蹈离婚覆辙者，能有几人。”同时，如果是性情温柔与性情暴戾谈恋爱，也必将为将来种下恶果。因此，父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自己的子女性格甚为了解，如若从言谈举止中发现与子女性情不相投，可以及时止损，但这也暴露出这一报刊的弊端——普适性不强。在当时，普通父母支持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也只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资本家父母能够从此篇文章中得到些许经验，那便是“性情相投合者较之一性情不相投合者发生恋爱，总属稍

　　易也”。

　　《申报》将视野从社会转移至家庭，重新审视了家庭对于青年恋爱的辅助作用，意识到了只有通过社会参与与家庭监督的合力，才能真正引导“自由恋爱”向“自由且正确的恋爱”发展

　　五、结语

　　当然，《申报》对恋爱思潮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五四以后的时评在“自由恋爱”态度方面暴露出的缺陷在于，未看清产生恋爱不自由的社会原因，甚至脱离对社会制度与宗法家族制的根本摧毁来论证婚姻问题。要知道，青年的婚恋问题是和整个社会问题相联系的，单就恋爱本身论恋爱自由，则不可能是彻底的自由，不解决社会的问题，恋爱自由也就不可能实现。《申报》在文化层面呈现的资产阶级特性，注定了它始终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五四以后《申报》对青年恋爱的正确引导，仍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予以认可。

　　参考文献：

　　[1]男女的恋爱果然是罪恶的么[N].申报，1921-01-07（004）.

　　[2]介紹一段有价值的恋爱[N].申报1924-08-05.

　　[3]恋爱不忘救国[N].申报.1931-08-08.

　　[4]中国青年丢却了书本谈恋爱[N].申报，1932-08-20.

　　[5]谈恋爱与事业[N].申报，1935-05-30.

　　[6]告自由结婚者[N].申报，1923-09-24.

　　[7]自由结婚经过七星期之结果[N].申报，1923-06-20.

　　[8]误解自由遗害于婚姻[N].申报，1921-04-23.

　　[9]爱情的分析[N].申报，1931-07-13.

　　[10]男女同校与婚姻之关系[N].申报，1922-08-11.

　　[11]恋爱中的一个先决问题[N].申报1924-07-16.

　　[12]自由结婚父母应处监察地位[N].申报，1922-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