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

　　摘 要：郑樵校雠学主要有以《通志·艺文略》为代表的实践成果和以《通志·校雠略》为代表的理论成果。以这两种为中心，章学诚以后的学者对郑樵校雠学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精细。宏观上包括对郑樵文献学理论的介绍、其人在文献学史上的定位、对郑樵校雠学历史认识过程梳理等方面，微观上包括郑樵《艺文略》的相关考证、《校雠略》涉及的具体学术命题的讨论等方面。此外，还有郑樵与章学诚的比照研究。直到今天，郑樵校雠学的价值、意义和影响仍然处在被不断认识和发掘的过程中。

　　关键词：郑樵;校雠学;章学诚;《通志·艺文略》

　　一、郑樵其人与其校雠学成就

　　郑樵（1104—1162）是南北宋之际著名的史学家、校雠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可惜大部分已经亡佚，而且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关注。直到清代章学诚开始，郑樵地位开始提升，学术界也开始研究他在校雠学领域的成就。若考察他在校雠学领域成就，直接可供参考的材料主要是《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金石略》《通志·图谱略》四种以及《夹漈遗稿》中所保存的一系列表奏。目前，针对郑樵校雠学领域贡献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郑樵的校雠学理论是基于他对自己一生读书著述生涯的总结，因此他的校雠学理论与他一生的治经史子书的经历密不可分。在讨论他的校雠学成就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郑樵其人其学。吴怀祺《郑樵研究》是对郑樵本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郑樵一生致力于学问，他的治学理念可用“通”字概括，书中包含了郑樵交游情况、年谱、治学概况等，有助于理解《通志·校雠略》的编纂思想。求“通”的前提是求“全”，这种追求在《通志·艺文略》的编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之相适应，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明确提出了“广古今而无遗”的原则。顾颉刚先生有《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郑樵传》较为全面地剖析了郑樵其人，《著述考》则一一考证郑樵一生84部著作，甚为翔实。顾颉刚先生这两篇大作对理解郑樵其人其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通志》是郑樵一生著作的总结，《通志·总序》更是提纲挈领地表明其著述理念。张须《通志总序笺》对郑樵思想的阐发极为细致，也有助于理解郑樵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

　　张固也一系列论文围绕郑樵进行目录整理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郑樵〈通志·艺文略〉所据书目考》一文中指出：“《艺文略》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隋志》《新唐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即《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及一些北宋私家藏书目录，并用《汉志》等材料做过零星的补充。”同时，他探讨了郑樵所引《四库书目》的问题。《郑樵所引〈四库书目〉考》一文论证《校雠略》中所说《四库书目》即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因该目录书名较长，后世引用多用省称且经过绍兴改定，因而造成一书有多名，随着年代推移造成混乱。张固也之文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梳理并得出了结论。

　　也有学者对郑樵校雠学理论认识历史的梳理，这种认识伴随着对郑樵本人评价的变化。《宋史·郑樵传》对郑樵的评价并不高：“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学者沿袭《宋史》的评价，忽略了郑樵的贡献。谢欢《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民国转向》中简单梳理了从南宋到民国，历代学者对郑樵校雠学价值的认识，也指出民国时期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直接促成钱亚新、杜定友等学者对郑樵的高度评价。钱亚新先生有《郑樵〈校雠略〉研究》，钱、杜二先生对郑樵的重视，直接引领了一大批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后起者对郑樵《校雠略》的关注，由于论文数量过多，此处就不再赘述。唐黎明、高明《论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源——重新解读郑樵之“校雠学”》更是认为郑樵奠定了现代历史文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郑樵还有对文献辨伪和辑佚的论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郑樵“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郑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郑樵读书能考证，尚实证，他凭借自己长期丰富的阅读和著述实践，总结出相对比较完整的文献辨伪和辑佚理论。如王学林《浅述郑樵的文献编目与辨伪理论》、侯佳《宋代辨伪第一人——郑樵的辨伪成果、思想、方法及其影响》等文章中均有对郑樵这两方面成就的论述和定位。

　　郑樵在《校雠略》中还提到许多学术史上影响重大的命题，他对这些命题的讨论相对概括而不够详明，但都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注意。例如郑樵提出“秦不绝儒学论”，康有为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论”就是继承自郑樵，钱穆先生《两汉博士家法考》中也有详尽考证;“汉家故事”与宋代“故事”的问题;著录书籍时书名和人名的顺序问题;“六笙诗”的问题等。

　　二、郑樵校雠学之缺憾

　　必须注意的是，郑樵之目录学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之重大转折，它从理论高度上赋予了目录学学术史的意义。早在刘向、刘歆父子《辑略》中已经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因此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有《宗刘》一篇。《隋书·经籍志》略能承续，可惜后继者难以为继，仅仅将目录学作为点检藏书，部次甲乙之学。《通志·艺文略》广泛采录前代官簿中的书籍，重新加以归类和细分，从而敷衍出一整套以“会通”为前提，以“类例”为核心的校雠学理论。郑樵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客观上来说，这种方法必然导致很多问题。

　　一是他对《汉书·艺文志》的有意忽略。郑樵反对班固作断代史，失却孔子、司马迁“会通”大义，但他没有注意到《汉书》的表志和纪传编纂思想并不一致。刘知几《史通》中指出：“（《汉书》）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就是说，《汉书·艺文志》是穷尽古今图书录而存之的。此外，《汉书·艺文略》开篇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这种明显的尊经、尊孔子的倾向与郑樵的思想相一致。郑樵推崇孔子与司马迁，认为司马迁尚缺广博，孔子则在“会通”和“独断”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学者被郑樵厉声排抵班固所迷惑，未及细察二人其实在作表志方面所持观点并不矛盾。如此，郑樵《通志·艺文略》仅仅是偶尔采用《汉志》之书目进行补充，实际上大多还是采录《隋书·经籍志》以降之书籍进行编纂的。郑樵虽然极力排抵班固，但在目录学上，他重拾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在编纂目录书时的学术会通思想，并且在《通志·校雠略》中进行了理论建设。可惜的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两者的共通之处。

　　二是郑樵《通志·艺文略》实际上不具备实用性。为了强调“类例”，他分类时不厌其烦，又难以凭借一人之力仔细考察古今所有存书、亡书和佚书，造成类目设置过于烦琐、强辨部次等问题，如唐黎明有《试论〈通志·艺文略〉分类之憾》。此外，对《通志·校雠略》各級类目数量的统计和辩论，本质上也是对郑三级分类思想的辩论。我国书目三级分类法肇始于《新唐书·艺文志》，成熟于《通志·艺文略》，这一点也取得了学界的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郑樵的目录书编纂实践确实在澄清学术源流、论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后来的目录学家，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编纂实践方面都能不失郑樵目录学之本旨。如张之洞《輶轩语》中提出，可以将《四库全书总目》作为学问之门径，这正是由于优秀的目录学家能够在编目时将学术史思想贯穿其中。

　　三、章学诚对郑樵之研究

　　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对郑樵的认识和挖掘是最为深刻和充分的，参考王重民先生《校雠通义通解》可知，章先生对郑樵的理解不仅体现在《补郑》三篇中，整个《校雠通义》都是在郑樵《校雠略》启发下构建起来的。郑樵最大的贡献在于最早将目录与学术联系起来并进行了阐述，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观点。章先生从这个观念出发，深入解读，从理论上解决了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目录的起源、目录学的服务对象、杂家之书如何著录。

　　《校雠通义·原道》中指出，最早的目录分类即官守之分。《校雠通义·原道》中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这一看法填补了郑樵的空白。郑樵仅指出编纂目录应当尊崇孔子删《书》，司马迁修《史记》的会通之义，而没有论及目录在先秦发源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

　　章先生将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发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明确了目录学的本旨。郑樵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也”，为了保证“先后本末俱在”，他尽全力穷尽了古今存亡之书而编成《通志·艺文略》，希望在目录书中完整地呈现每一家学术的发展轨迹。由此可见，郑樵求“通”的观念同样贯穿于目录学相关理论中，这种理念恰好与班固断代为史相背离。由于个人偏见，郑樵几乎完全否定了《汉书·艺文志》，不仅编写《通志·艺文略》时极少参考《汉志》，甚至也没有多关注《汉志》具有重大影响的序文，而前文已经指出两种目录编纂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章学诚则基于对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的客观认识，高度评价《辑略》在发明著录宗旨方面的开创之功，明确提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明确了系统的校雠学的源起。

　　针对“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情况，章先生提出用“互著法”和“别裁法”。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反复申述“类例”的重要性，提出“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的观点。但他没有注意到杂家之书难以归类的情况，经常对《选举志》等难以归类之书强辨甲乙部次，理有牵强，难调众口。而章学诚继承郑樵对目录学的认识，坚持各类目收录的书籍应当体现学术源流的完整性，对互通两用之书则不避重复著录。不同类例中重复著录全书称之为“互著法”，裁出篇章而成一书后著录称之为“别裁法”，这就从理论上彻底解决了有些书籍难以归类的情况。可以预见的是，这两种方法很难付诸实践。王重民先生《校雠通义通解》中特意申明章先生本义，使用互著和别裁法必须“权于宾主重轻”，否则将会过于烦琐，泛滥无归。

　　章先生对郑樵校雠学理论的发明是最为深刻、精到和具体的，因此针对二人的比较研究也蔚为大观。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文献资料甚为翔实。此外，还有王艺《从刘歆、郑樵到章学诚》、沈焱《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等。

　　四、结语

　　目前为止，对郑樵《校雠略》的研究主要有相关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研究，郑樵目录整理实践研究，郑樵校雠学理论认识历史研究，《校雠略》中涉及的具体学术命题讨论，以及章学诚先生在郑樵基础上继续完善校雠学理论建设等。针对郑樵《通志·艺文略》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类目数量、分类之憾等也有讨论和辩正。郑樵作为南北宋之交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在校雠学方面的贡献是卓著的，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不够精当，但他以自己卓越的识见将目录学赋予了学术史的意义，使狭义的目录学开始走上向广义的校雠学转变的道路。如今，郑樵校雠学理论仍然在图书馆情报学、历史和文学文献学等领域理论完善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须.通志总序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郑樵.夹漈遗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3]钱亚新.郑樵《校仇略》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沈焱.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15-30.

　　[6]王艺.从刘歆、郑樵到章学诚[J].晋图学刊，1995（1）：57-59.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侯佳.宋代辨伪第一人——郑樵的辨伪成果、思想、方法及其影响[D].开封：河南大学，2008.

　　[9]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张固也，李秋实.郑樵所引《四库书目》考[J].图书馆，2009（6）：52-53.

　　[11]王学林.浅述郑樵的文献编目与辨伪理论[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3）：66-6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5.

　　[15]唐黎明，高明.论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源——重新解读郑樵之“校雠学”[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11）：84-89.

　　[16]唐黎明.试论《通志·艺文略》分类之憾[J].荆楚学刊，2016（4）：94-96.

　　[17]谢欢.郑樵校雠学说研究的民国转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5）：116-126.

　　[18]唐黎明，张固也.郑樵《通志·艺文略》所据书目考[J].图书馆杂志，2017（12）：110-114.

　　[19]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M].范希曾，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