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愚

　　摘 要：谈到普罗米修斯，人们多注意他身上的人文主义光芒，展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近些年，学者反而倾向于思考普罗米修斯之罪和宙斯于他的惩罚之间更为隐秘的联系。普罗米修斯将神的技艺以及“盲目的希望”赠与人类是否完全出于好心，破坏神的秩序是否使正义得到了伸张，历史追求的自由与平等是否高等级制一等，这些都是本文即将阐述的问题。

　　关键词：等级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自由;平等;日本等级制度

　　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关于等级制的争执

　　戏剧开场，威力神对赫菲斯托斯说，普罗米修斯应为了盗火这一罪过受到惩处，即将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定了性，展现出了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一派的对抗。先来探究一下宙斯生气的原因。情节大略是这样的：普罗米修斯窃取了火焰的种源，藏在茴香秆里赠给了人类，因此蒙受了苦难。普罗米修斯仿佛站到了正义的一方，他不愿见到无知的人类永远野蛮下去，受命运摆布，处于生命地位的最底层，而宙斯似乎是专制的代表，与历史的进步性背道而驰。这种看法虽不完善，但可以大致提取出一个观点：普罗米修斯破坏了宙斯的秩序，即正在运行着的等级制度。

　　火种是一切技艺的源泉，技艺的掌握又关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牵扯出关于自由的问题。人们掌握了技艺，也就渴望自由。这些技艺包括药学、辨认升起和下沉的星辰、精深的科学和数字、字母组合以及各种艺术。药学让人类延长了预定的寿命，辨认星辰更是带有了占卜色彩，似乎给了人类窥破神的秘密的钥匙，算数技能则会让人在计算比例进行分配时萌生平等的概念……这些智慧的启发使人类超越了他们所处地位所需的能力，当智识和身份产生冲突，革命的爆发也就迫在眉睫了。更可怕的是，普罗米修斯夸耀自己的功绩时承认，他把宙斯重塑平衡的工具——潘多拉未散逸的“盲目的希望”放进了人类的胸膛，因而我们必须思考，启蒙后的技术文明教育与注入“盲目的希望”之间的关系[1]。凡人靠“希望”生活不免会使灵魂放松，而无负担的灵魂往往沉浸在自由的池沼，优越感的叠加以及对自由的崇拜，普罗米修斯把这些东西注入人类的身体，相当于开展了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而这样的启蒙给了一个没体会过自治的新生种族，这个种族不会明白等级安排的本质。宙斯是现行等级制下的顶层设计者，在推翻了克洛诺斯以后，他选择的依然是严苛的等级制度，而普罗米修斯让人拥有了神的技艺，甚至想让凡人变成神，显而易见是破坏了神的正义。

　　二、等级制消弭的试运行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并非没有给出等级制消失的启迪。伊娥出现在第三场，她向普罗米修斯叙说了自己的身世，我們可以借此了解到跨越等级之后的结果。伊娥本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一个偶然的夜晚，她听见一个影子对她说，她应与宙斯结合。父亲派人请求神示，求到的结果是：放伊娥离开家门和故乡，让她漂泊到大地最遥远的地方。原文中“放”的含义丰富，有“逐出、送走、赶走、释放”之意。简而言之，就是伊娥离开家庭的庇佑和管理，类似现代女性的出走，去寻找爱情的自由。随后，她变为了一头小母牛，遭受了生命重创。我们没有忘记事情的起源，影子来得莫名其妙，神示同样模棱两可，伊娥离家遵从的不完全是内心的欲望，还有迫于命运和环境的无可奈何。在我们看来，接受启蒙后的人们无不迎合着这样的定数，离开家庭后，依靠“自由”的观念而不知如何“自由”的人们必定会走上如伊娥般艰难的道路。

　　《堂吉诃德》第五十三章讲到桑丘·潘沙的去职演说：“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照旧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吧。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圣贝德罗在罗马过得很好，就是说，一个人最好是干自己的老本行。”[2]对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应的解释是“各司其职”。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得是人人各得其所，才能各有所得。伊娥身为凡人，在受了“自由”的鼓舞之后试图和神族的最高统治者结合，无疑是破坏了宗法秩序，也破坏了神人之界。第二合唱歌的结尾，伊娥痛苦地呐喊：“我的眼睛如车轮不停地旋转，猛烈的疯狂暴流把我刮得偏离了道路，舌头已不听调遣，混浊的话语茫然无章地撞击着，可怕的灾难的滔滔洪流。”伊娥“出格”后无法再还原等级制，所以她失语了、失神了，她的疯癫表明，哲神的启蒙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人性失去控制，首先是心智失序，接下来是人世道德秩序失序[1]。伊娥离场后，歌队立刻唱到：“聪明的人首先应用心认真思考并说出这样一条真理：与自己相当的人结亲最为合适……不要把那难逃脱的爱欲眼光射向我。那是无法抗争的战斗，无出路的出处，那时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海洋少女和我们一样，看到了等级破坏后自由以及民主造成的损害，再次肯定了宙斯的政制。

　　三、等级制度的现实情况

　　相比西方国家信仰的自由、平等，东方国家的等级色彩更浓一些，其中又以日本明显。《菊与刀》的第三章专门讲述了日本的等级制度，即使是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今天，民主的内核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等级观念。

　　等级制的显著表征是不均的权利分配。日本的世袭社会等级除了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还有士（武士）、农、工、商、贱民五个等级[3]，他们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并奉献着不允正的义务。武士和农民是使等级制封建社会得以维持安定最重要的两个阶级，所以本文把这两个阶级作为重点观察对象。在德川家康之前，丰臣秀吉已经通过所颁布的“缴刀令”使武士阶层分离了出来。他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即使身份低下，武士也不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活动。除此之外，他们的收入全部来自农民的赋税。毋庸置疑，武士是一个彻底的寄生阶级，享有佩刀（即凌辱、伤害其他四个阶级）的权利，接受着统治政权的俸禄，但是根据俸禄额规定和继承人分享俸禄的原则，武士阶层经济拮据，从而限制了人口。再来看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民阶级，既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又没有习惯上的重视，承担着沉重的年贡和赋税，还必须忍受特权阶级的欺辱。但是，德川幕府永久禁止土地转让的规定切实保护了耕田者的利益，在拥有土地代表威望的观念下，农民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农民可以长期经营土地为社会物质生产服务的基础。信奉等级观念并不代表唯唯诺诺，等级制度也不意味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权利。农民不会逆来顺受，他们可以提出诉讼，甚至当街拦截幕府高官车轿呈递诉状，这种情况当时往往能够立刻调查，并且有半数之多的裁定结果对农民有利。农民索求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可毕竟侵犯了等级制，所以请愿的代表和首领都要判处死刑。人们会承认英雄的牺牲价值却对他们的罪责没有怨怼，西方人绝不容易接受如此矛盾的做法，可它确实在等级制的笼罩下达到了和谐。

　　两个例子展现出日本封建时代浓重的等级色彩。不得不承认，人们在这个制度下体会到了安全感，不同阶层的人非常明白自己的义务、特权和所处地位，生成了一种足以防御被侵犯行为的氛围，遵守秩序也就意味着生活在安全中。

　　视野转移到现代。在等级鲜明的日本社会中，国家的责任被划分给了每个人，责任的无限扩大和无限缩小使得创新欠缺。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指出，现代日本奉行的是全体主义下的无限责任体系。意思是，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街边商贩，所有人都需要为集体负责。当每个人为集体承担一亿分之一的责任时，无限责任也就等于无责任，所以逃避责任正是日本人最大的缺点，这也直接导致了组织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

　　四、等级制的困惑

　　等级制下每个人的“各得其所”和“各司其职”好像宙斯统治下的神族世界，人类过着依附于神族的生活，却也不必有大作为，神族也有自己内部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安静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上层统治者若拥有智慧，天上人间便能得到安宁，可当人类得到了与之不匹配的技艺和自由，动乱即将发生。但我们又不能否认，阶层的跨越或者说等级的颠覆能带来新的创造力。那么，等级制的存亡是否能够成为衡量社会优越和落后的标准？民主和自由是否代表了先进？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应是如何让自由受限，让秩序与特权分离。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普罗米修斯之罪[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全二册[M].2版.杨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何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