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莹

　　摘 要：文化认同已成为当前人们面临的一个日常性议题。文化认同问题是在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化场域中展开的。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构成了文化场域的纵轴，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构成了文化场域的横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传统文化不断焕发出富有时代特征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纵轴的力量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全球化、现代性、信息技术作为横轴上最有力的解构和建构力量，使文化认同更加复杂多样。

　　关键词：文化认同;全球化;现代性;信息技术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之间的交融、交锋使人们在思想上感到困惑和迷茫，在行为选择和价值评价上无所适从，加深了对“我/我们是谁”文化认同问题的探讨和追问。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当下的时空坐标，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所共同构筑的文化场域中来把握。

　　一、认同

　　在英语中，“认同”对应的词为identity，该词同时还有“身份”的含义。在汉语中，“认同”与“身份”有着一定差别。身份是一个名词，而认同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功能。身份是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文化层次、种族、职业、以及与他人和群体的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而认同则是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以及关系的认知和肯定。从identity的词源来看，它源自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各种相同或不同的联系，认同就是对事物之间共同性的确认。在各种联系中，认同总是将“他者”作为参照对象，并将差异性和相似性作为比较的参照标准。认同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我是谁”，这是对自我个体身份的反观和追问，二是“我们是谁”，即归属于哪个群体，是对群体身份的辨识和趋同。认同的目的就是确认个人身份，并使个人身份趋向中心，防止被边缘化。认同既包括主体对“我/我们认为我/我们是谁”的心理认知，也包括主体在与他人或群体的交往中“我/我们）的行为显示我/我们是谁”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根据主体的认知和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认同既是心理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它是在主体进行自我反思和确认，以及与个体或群体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建构的，并将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文化认同

　　探讨研究文化认同问题，有必要首先对文化的概念、内涵等做出基本的描述和阐释。在古代汉语中，自西汉起将“文”“化”相连合为一词使用。刘向《说苑·指武》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补亡诗·由仪》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指的都是“以文教化”，是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后来引申为识文断字或读书的能力。在西方，十七世纪德国学者普芬道夫首次提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认为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事物以及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事物的总和[1]。

　　19世纪中叶以后，文化人类学兴起，对文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1871年，英国人类文化学者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2]美国人类学者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对其概念和定义的评述》中总结分析了160多种文化定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包括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和传播，并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以上两种定义流传深远、影响广泛。在中国，直到19世纪，随着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文化”一词的含义才出现了新的内容，并逐渐归纳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3]每个人都在文化的浸染中生存和发展，文化属性是每个个体或群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因而对文化认同的建构、文化身份的塑造等问题的研究就变得极为重要，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传统社会原有的较为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被打破，资本、人员、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剧烈改变，个体或群体不得不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越来越多的“他者”。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主体须要不断区分自我与他者，不断地追寻自我根源、追问自我身份，以此来确认“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由此产生了认同。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种族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不同类型的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核心。这是因为个体或群体对民族、社会、自我的认同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内容，即使是种族、肤色、血统等生理要素，依然具有文化属性;同时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地位、关系等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有意义。文化认同就是对个体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共同性的确认，并对某一特定文化或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文化认同的依据则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4]。

　　三、文化认同的时代文化坐标

　　“我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既要置于“中国-世界”的共时关系中，也要置于“当下-历史”的历史變化中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是由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和时代所处的空间维度共同构筑的。“一个时代文化的内部坐标通常隐含了纵横两轴。纵轴来自传统的继承……在时代文化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时代文化之中的横轴，指的是社会历史的横向冲击。”[5]纵轴的力量使文化得以传承，横轴的力量促使文化不断创新。在当前文化场域中展开的文化认同，始终贯穿着中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古今文化的对立、适应和融合。在这个时空坐标中，全球化、信息技术、传统与现代是关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术语。

　　（一）全球化

　　在描述人类当前生存环境时，“全球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术语。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主要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来塑造世界。文化全球化将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各种文化元素互渗交融，为不同地域、群体、社会和文化中人们的互动交流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为个体重新反思和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条件。在与无数“他者”的交流中，人们不断发现与“他者”的差异性以及与“我们”的相似性，激发了人们确认本民族文化的意识和确认自我身份的意识。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一方面，全球化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交锋和冲突。当前国际力量在此消彼长中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冲突也愈发频繁和激烈，人们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问题面临着持续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固本守元”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又要“和而不同”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其他优秀文化成果。”

　　（二）传统与现代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许多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扩张。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指的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6]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源自欧洲的西方现代性扩展到非西方国家。中国在谋求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在西方历史语境下，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件大事标着现代性的开启，也意味着与古代和中世纪的告别。因此，现代性也“喻示着一种面向‘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标向，并宣告了与‘前现代或‘过去的决裂”[7]。这种与传统历史的决裂在19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进程中显得尤为彻底。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核心思想、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在几千年相对封闭、稳定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历经曲折变化，但依然一以贯之地传承了下来，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延续的沃土。直到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这种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中国社会遭遇了沉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沉痛中觉醒，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既有寄希望于封建君主专政的“维新新政”，也有探索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妥协途径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中用”，还有全盘学习西方的激进主张，都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寻求中国的现代性转化。在鸦片战争惨败，中华民族受到压迫和屈辱的历史语境下，全盘西化的主张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至此，“中国文化已经解体，文化的重构还是一场‘未竟的事业”[8]，“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引起人们的焦虑感。“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认同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国人未竟的文化现代性规划在当前的延续和变异。”[9]

　　（三）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凭借瞬息到达、无远弗届、即时互动的传播能力，将全球范围内日益广泛的人群引领到一种崭新的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中，持续改写着人们对于习俗、传统、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细微感受。这类感受是日常生活中特定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维系的基础，它们可以间接作用于人们的情感和行动。”[10]价值、观念、信仰都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信息技术对文化体验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文化认同更加复杂而多变。

　　首先，互联网极大地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它将西方的自然景观、社会图景、思想观念，以及历史传统的典故、人物、活动、精神价值等一并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大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交锋的可能性，也为个体或群体文化身份的构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符号资源。此外，互联网的全覆盖、便捷使用、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书写的空间，催生了大量文化参与行为。文化的引领与传递已不再是“精英”的专权。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高雅与低俗、主流与非主流的张力日益凸显。

　　其次，新媒介的信息传达方式影响了文化认同。信息技术促使人们通过图像来获取经验，世界变成了“被把握图像的时代”，图像能否吸引人的注意力成了新技术媒介平台关注的焦点。为了阻止受众注意力的分散，媒介将最能吸引人注意力的符号元素不断进行排列组合，以浅表化、娱乐化的感官刺激吸引观众眼球。对感官刺激的过度追求，使得媒介在传达信息时往往忽视了对事件内核精神的反思。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个体虽然体验到了感官的愉悦，但是对信息的甄别却日益困难，更不用说对精神价值的追问和判断。

　　最后，互联网构建了一个“真实”与“虚拟”交织的文化认同体系。互联网创造了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个体拥有“假象我”“理想我”“现实我”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可以随时更换，这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多重身份就如同多重人格，个体可能会越来越无法区别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使主体趋于分裂，从而引发认同危机。另一方面，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相互影响，“真实”身份变成了不同身份之间“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虚拟身份帮助个体构建了一个多元而完整的身份认同。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世界”“当下-历史”的时空文化坐标，让人们更加明白所处的文化方位。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根”，并在不断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富有时代特征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横轴的力量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冲破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墙”，增强了统一性和整体性，从横向力量上为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任裕海.全球化、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4.

　　[5]两岸视域中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第一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专家发言摘登[N].光明日报，2013-09-30.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刘海.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8]隋思喜.文化对话与文化认同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抉择之路[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4）：24-34.

　　[9]石义彬，熊慧.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语境与方法[J].新闻传播，2011（3）：9-13，223.

　　[10]石義彬，熊慧.从几个不同向度看媒介新技术的文化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1）：8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