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

　　摘 要：“无为”思想是贯穿中国早期思想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更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精神理想。儒道法关于“无为”的思想逻辑和政治内涵虽然不一致，但其实是殊途同归。本文将论述儒道法三家的“无为”思想及其形成原因，并从思想逻辑和政治内涵两方面分析儒道法“无为”思想的不同之处，以此来验证诸子百家的殊途同归。

　　关键词：无为;儒家;道家;法家;思想逻辑;政治内涵

　　一、儒道法的“无为”追求及其原因

　　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有言：“吾尝博观周秦诸子，而深疑百家言主术，同归于执本秉要，清虚自守，莫不原于道德之意，万变而未离其宗。”由此可见，“无为”是贯穿中国古代早期思想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是先秦诸子孜孜不倦的政治追求。

　　相比儒家的积极进取，“无为”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人生态度，是少做事或不做事。“无为”的英文翻译通常是doing nothing（什么也不做）或non-action（非行动），这显然是译者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的体现。加拿大汉学家森舸澜的翻译，effortless action（无需努力的行动）更贴近“无为”的真实含义。“无为”并不是指可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指行动者行动时的精神状态，一种人的和谐状态，外化到国家，即一种理想的、稳定的政治状态。

　　诸子会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精神理想，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中国早期历史上有过一段合乎“道”的黄金时代，即周代。西周时期，天人和谐，“道”规定着人们的礼仪规范和社会地位，整个社会呈现的正是一种“无为”的理想状态。礼崩乐坏之后，社会进入大动荡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社会立场提出各自的救世方案，以期回到理想的“无为”状态。其二，先秦主流思想家“拥有一种根源于中国古老宗教的世界观，在此之中，‘天‘道‘无为和‘德是紧密相连的”。于是，“無为”就成为先秦诸子百家共同的精神追求。

　　二、儒道法“无为”思想的不同

　　吴圣正先生曾形象地指出，儒道法三家的“无为”思想分属“天道”“人道”“权道”。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思想逻辑和政治内涵两方面论述三家的“无为”思想。

　　（一）儒家：德化式“无为”

　　儒家以积极入世、行仁践德为主导思想，查阅资料发现，儒家其实也有对“无为”的议论，并将其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心中，只有像舜这样的圣人才能做到无为而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示人以不动之相。孔子一边说“为政以德”，一边将为政者比喻成静止不动的北极星，这一比喻暗含了“为政以德”与“无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后世朱子引程颐等人的话加以注解，“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同样认为“无为”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境界。孟子表示，为政者应该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若能如此，“则智亦大矣”。国外学者安乐哲认为，儒家“无为而治”是与德政相配合的，“无为”和德政乃一体两面，“儒家的理想政治是，君主治天下用不着事事必亲躬，而是通过确立某一积极的榜样以及通过他自己之懿德的神圣影响，引导人民依照某种彝伦规范，去追求道德之完善”。

　　由此可见，儒家“无为”更强调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优先地位，试图通过道德教化和君主个人的人格力量示范感化被统治者，从而使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最终实现“无为”，这就是德化式“无为”，符合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逻辑。

　　与道家的自然式“无为”相比，儒家试图用以德化人的方式在民众间建立一种无形默契。这一默契是维系君民关系的情感纽带，让君主“岿然不动”而天下归于治。相较于法家的法制式“无为”，儒家摒弃严刑峻法而施之以德。德化是儒家“无为”区别于道法二家“无为”的本质。

　　（二）道家：自然式“无为”

　　“无为”是道家老庄政治哲学最基本的特征，自提出之始就与自然密不可分。《老子五千言》里反复提到的“自然”，表达了老子对自然的赞赏与推崇。而且，老子“无为”思想的首要含义即顺应自然而为。

　　正如儒家探讨“仁”时回归人本身，道家探讨“道”，将其从古已有之的“道路”具象表征上升为最高哲学范畴，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突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并赋予它“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等属性，其中最根本的当属“自然”和“无为”，二者密不可分，但各自主体和意义不一样。“自然”的主体是百姓和万物，“无为”的主体是“道”和有“道”之君。

　　老子在《老子五千言》里反复表达了“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和“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是被广为传颂。王弼注：“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可见，老子认为“自然”的内涵是万物的发展在于自身，而不是来自外界。“道法自然”并不是指“道”之上有更高的自然独立存在，供“道”取法，而是指“道”会顺应万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对这种自然过程加以干涉或强制，这就是道家的自然式“无为”。

　　与儒法二家相比，道家的特质在于它的“无为”过程是自然发展的，而不是由任何外力推进的。如果儒家是在不断的政治尝试中试图达到“无为”，那么道家就是以自然为本，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期望以一种“无名之朴”的方式达到目的。

　　老子代表的其实是群体而非个体，代表受过教育、因怀疑文明的价值而选择离群索居的大儒。相比汲汲于世的入世态度，他们更愿意回归小国寡民的状态。一个“有道而无为”的圣人，像天一样“无为而治”，通过“自然”的方式使所有人和事都回归到“自然”的状态，社会也在“无为”圣人的统治下“自然”地获得了“治”，一切无为而有治，这便是老子的治世策略。

　　因此，老子的“无为”在手段上偏向自然化，一切顺应自然，依“道”行事。

　　（三）法家：法制式“无为”

　　法家历来以严刑峻法为治国之策，似乎与“无为”毫无关联，实则不然。

　　法家认为，现实生活中包括君主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圣人只是极少数，依靠圣贤治国如同缘木求鱼，如果能建立一套内容完备、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即使是才智平庸的君主，也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社会和谐。韩非在《韩非子》中就表达了这一思想：“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

　　相较于儒道两家，法家更加注重通过建立制度的“有为”达到“无为”目的，将“法”作为规范和衡量人民行为客观公正的准则，如《管子·禁藏》中的“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与《商君书·修权》中的“故法者，国之权衡也”。

　　如前所述，法家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法治体系而达到法治下的“无为”。这套体系如同一部无形的机器，维系着国家的良好运转。国家在这套体系下有序运作，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但是，法律体系对君主并不产生约束，只是对君主以外的人行之有效，讲求的是君主的权、术、势，带有强烈的事功色彩。

　　法家的法制式“无为”顺应了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用社会法则的“法”取代道家自然法则的“道”，既保留了“自然”的客观性，又克服了其抽象性。于是，“法”就成了自然法则的“道”。因此，法制便是法家“无为”区别于儒道的本质。

　　三、结语

　　综上，“无为”是先秦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理想，但儒道法各家的政治逻辑和思想内涵并不一样，儒家强调以道德教化和君主的人格力量示范进行“无为”统治，道家认为有“道”而“无为”的圣人可以让社会达到自然而然的“治”，法家则以严厉法制区别于儒道二家。尽管统治方式不同，但是儒道法在“无为”的理想上无疑是殊途同归。“无为”思想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先秦及后世都有极大的政治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3]上海市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编辑组.历代法家著作选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M].滕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吳圣正.诸子之道与“无为而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