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讲述了一个土司族群渐趋衰落与覆灭的历史故事。阿来将西方白痴叙述、中国狂人叙事以及藏族民间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视角，创造性地运用了傻子叙事。小说采用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兼具的傻子叙事视角，展示了一种制度和一种文化溃败的景象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深沉思索，展现了作家对于聪明与白痴的辩证思考、对于文学审美观念的思索与追求。可以说，傻子叙事和傻子形象是社会历史的寓言性符号，也是作家理性思考和审美观念的承载符号，这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阐述社会历史和表达哲学思辨的模式和方法。
关键词：《尘埃落定》;傻子叙事;傻子视角;寓言和象征;审美观念
一、前言
藏族作家阿来于1994年在一个名叫马尔康的山间小镇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写作，小说的发表却几经波折，四年后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在出版和获奖之后受到文学界的一致好评，总结起来，大多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其最引人注目和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傻子叙事视角的运用和小说文体实验的成功。其中，由于傻子叙事的显著性和特殊性，其关注度和研究成果又远远超出了文体方面的研究。
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是作家刻意选择、用心构思、高度凝练和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傻子视角阐述一个民族的历史富含深刻的寓言性和象征意味，“傻子叙事”又集中体现了作家的潜藏的审美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从“傻子叙事”出发，探讨《尘埃落定》中的白痴叙事的审美价值，“傻子叙事”的界定和文学缘起、独特的傻子叙事视角、社会历史的寓言和象征、作家审美观念的承载符号构成本文的四个部分。
二、傻子叙事的界定和文学缘起
傻子是一个理性社会里的非正常人，是一个言行和思想都异于常人的群体。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作家试图借助傻子的视角和眼光，对世界本真面貌进行非常规化的观照、反思和批判，提供了另一种层次的认知方式，打破了世人原有常规认识，丰富了读者深层审美体验。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将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物作为叙事视角的叙述称为“白痴叙述”。所谓傻子叙事，即以痴傻之人作为故事叙述者，他们或出生之时因先天疾病、或成长之时因遭逢灾祸而导致智力低下、语言障碍、举止怪异，他们虽有缺陷，但心灵较为纯正干净，精神世界未受外部的侵蚀。一系列白痴形象在文学史上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欣赏视角，具有发人深省的意味。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采用傻子叙事，其创作灵感来自于一篇藏族民间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阿来曾提及自己在塑造傻子二少爷时，回忆起了阿古顿巴，“憨厚而又聪明的阿古顿巴。面目庸常而身上时时有灵光闪现的阿古顿巴。在他一系列的故事中，他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的大致方法。”民间文学中的阿古顿巴，他的痴傻与睿智都给阿来的创作提供了思路。
阿来于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正逢西方文学理论和翻译作品大量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创作必然也會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西方文学中的白痴叙事渊源悠久，第一个痴傻形象出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20世纪以后，以白痴作为故事主人公和叙事者的作品大量出现，比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三十三岁却仍只有三岁智商的班吉，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认为自己并不傻的吉姆佩尔，格拉斯《铁皮鼓》中整天敲打铁皮鼓的奥斯卡。正是这一大批传入中国来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傻子叙事和傻子形象为中国痴傻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痴傻书写同样给阿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重要启发，将探索的目光伸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即在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可找到痴傻书写的影子。五四落潮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创作中的傻子形象被幽闭在了理性之光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反思自省的时期，消失已久的痴傻形象纷纷涌现，引发了一个白痴叙事的文学高潮，如《雪坝下的新娘》《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檀香刑》《秦腔》《喧嚣荒原》等。阿来《尘埃落定》的傻子二少爷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傻子形象，一个时常忘记自己是谁、不知自己在哪里的傻子却拥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能力。阿来运用双重视角叠置的方式，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相结合，构成小说特有的傻子叙事视角，拓展了白痴书写的叙事空间与内容，同时也赋予文本多重审美意蕴和审美价值。
三、独特的傻子叙事视角
《尘埃落定》以傻子二少爷作为叙述的切入点和故事的叙述者，通过傻子所看到的基本事实从而展开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描述，在展示傻子人生遭际和悲剧命运的同时再现了藏族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分崩离析、由盛转衰的消亡过程。《尘埃落定》从文本表面上看的确属于傻子叙事视角，它与其他傻子书写一样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以智力低下的白痴视角和思维方式展开和铺写故事。但继续往深处分析，会发现《尘埃落定》的叙事视角较为特别，它是双重视角叠置后的结果，即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全知全能视角的双重叠置，这也是《尘埃落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小说主要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小说人物关系的展开、故事情节的生发、民族命运的跌宕，所有都将跟随傻子的视线而转移。其次，小说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傻子叙事视角与限制性视角的使用，更在于阿来在视角问题上结合运用了全知全能叙事，他笔下的二少爷同时具备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功能。傻子能够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从任何角度和时空来感知事物：“我”可以洞察和知晓其他人的一切心理;“我”可以感知自己的妻子和哥哥私通，知道哥哥被世仇杀害;“我”甚至可以看到土司制度的未来……一般来说，全知全能叙事是第三人称的，《尘埃落定》和一般的全知视角有所不同，它是傻子超出凡人的一种表现，“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叫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尘埃落定》以傻子的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交错性地使用全知全能视角，成功完成视角叠置，让各种叙事视角为作者创作意图服务，增强了叙事功能，拓宽了叙事空间，丰富了叙事内容。
全知全能的傻子叙事视角的使用，将傻子二少爷塑造成了一个预言家形象，这与以往完全按照傻子的思维习惯和言语方式进行叙述的小说文本大不相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塑造了一个三十三岁却只有三岁智商的傻子班吉，作家完全按照白痴的视角和思维进行叙事，将一切听到的和看到的事件客观地还原出来，相比起《尘埃落定》里先知似的傻子，更具客观性和可信性。阿来没有按照傻子的思维逻辑来塑造人物，使得文本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神秘性，有评论者批评其傻子视角和傻子形象缺乏对人物的基本了解和尊重。笔者认为，傻子二少爷作为故事的叙事者，他对于个体生命体悟和历史普遍规律的一系列叙述虽然不可靠，但若将之放置在一个纯粹的寓言性结构中则是可以理解的。阿来在后记《落不定的尘埃》中提到：“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绝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可见普遍性和寓言性是作家阿来所认同的文学创作观念。再来看这个经过精心打造的傻子二少爷，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傻子，作家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表达出了对人生、宿命、历史等问题的思索与追寻，展示出了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辨，这就可以说麦其家的二少爷是一个具有寓言性和象征性的痴傻人物形象。
四、社会历史的寓言和象征
傻子二少爷是作家选择塑造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审美符号，独特的傻子叙事视角使得人物形象和作品本身极具寓言性和象征性。故事叙述者傻子二少爷在观照内心世界的同时，还时常思索个体及民族的命运。卓玛是傻子少年时期的侍女，她在嫁为人妻后如同花儿一样迅速凋零，“她这副模样使我感到人生无常，心中充满了悲伤”“她的悲伤充满了我的心间。”一个身份低微的侍女能引起“我”的怜惜与感叹，一种衰败腐朽的文化制度更是让“我”哀伤不已。当这座官寨、这片土地、这个政权在一夜之间崩塌消逝，当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时读者才深刻体会到傻子对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准确把握。阿来将傻子放置在一个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中，在傻子的身上寄托了对族群历史和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使得文本富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悲剧感。
《尘埃落定》还讲述了关于权力和时间的故事，二者同样属于社会历史范畴。阿来说：“如果让我总结《尘埃落定》到底写了什么。我说：总体来讲是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意。”傻子叙事承载的便是对权力和时间的寓意与象征。权力就是土司之位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帝王之权。傻子在北方边界开辟了第一个贸易市场，得到了世上最美丽的姑娘，傻子二少爷开始对王位和权力有了真正的欲望，而当他得知父亲麦其土司将王位传给哥哥，自己绝无可能继位时，傻子不由得叹息一声。时间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家在小说中使用了较多笔墨描绘权力和时间，实际上寓意着永恒的时间最终会将世俗的权力消弭得无声无息，相互争斗的土司一下就不见了、雄伟的土司官寨终将分崩离析，腾空而起的尘埃落定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傻子看清楚了土司的未来，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他在弥留之际感到的是一阵释然，“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
阿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地区的历史变迁有着复杂的情感。首先，作家为土司文化的消亡演奏了一曲哀歌。傻子目睹土司社会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后走向衰败，体验着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惶惑和迷茫，傻子的思索是对民族、时代和未来的深思，傻子的哀叹同时也是作家的无奈。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尘埃”贯穿全文，尘埃散尽后是对土司制度溃败的象征，一切就如尘埃落定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阿来将身在故乡却仍怀乡的怀旧情思，通过傻子的诗性思考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作家对故乡的追忆和哀痛。另一方面，阿来又带着理性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小说展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土司社会，揭露了土司内部及土司之间的战争抢掠，展现了人在权力面前的种种野蛮和罪恶，比如邻居汪波土司为了获得罂粟而将种子装到牺牲者的耳朵里，罂粟就从三个人头的耳朵里生出来……阿来对土司制度中的罪恶、黑暗、争夺、丑陋予以毫无保留地抨击和批评，显示了作家历史批判的力度。
在时间的长河里，土司之间的权谋之术和明争暗斗都显得虚幻飘渺，胜利与辉煌显得不那么真实了;土司文化和土司制度的陨落都将如尘埃般消逝，什么都将没有了。总之，在小说的叙述中，主人公傻子叙事与土司地区社会历史的兴衰相伴随，使得作品充满了反思历史的丰富寓意，文本的意义也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
五、作家审美观念的承载符号
傻子二少爷这一人物的塑造是阿来独特聪明观的直观展现。“智慧”与“痴傻”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真正的聪明不是一味地凸显智慧，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时有发生，适时地显拙也是一种智慧。主人公的傻子身份让他在纷繁尘世中得到了保护，避免了来自他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傻子二少爷心甘情愿当一个傻瓜，面对他人的讥讽和嘲弄选择了沉默，因为他对自己的傻有着自知之明，他只在适当的机会显示出超人的预见性和把控性。比如傻子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种粮食的正确决定，能够在北方的边界开辟土司史上第一个贸易市场，能够洞察和预知土司的未来……而被公认为聪明的大少爷，无法洞悉麦其土司在边界修筑堡垒的意图，只会采取战争等暴力手段扩大领地，没有对麦其的现状和未来做出正确而果决的判断。看似愚笨实则聪明的二少爷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智慧与愚昧的平衡，体现了阿来对智慧的关照与审视，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聪明与愚笨的欣赏角度。
傻子叙事不仅体现了阿来对于聪明观的思考，还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于诗性之美和普遍性的文学审美观念的追求。阿来曾说过：“诗性之美在我的文学观念中，是所有艺术应该有的东西。审美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诗意。如果把诗意的东西抽调，我不知道我们的审美原则还能确立在另外的什么样的学问的基础上。”诗性与审美性的追求体现在《尘埃落定》中，就表现为傻子人物的诗意思索和小说诗化语言的运用。人物的诗性思考使得作品充满灵动的诗意，傻子面对着自然景物有着超越常人的感受，“和风吹拂着牧场。白色的草莓花细碎，鲜亮，从我们面前，开向四面八方。间或出现以一朵两朵黄色蒲公英更是明亮照眼。浓绿欲滴的树林里传来布谷鸟叫。一声，一声，又是一声。一声比一声明亮，一声比一声悠长。”《尘埃落定》诗化的语言、傻子的诗性思考，为文学重新强调诗性、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出了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对诗性美的感受和领悟。
普遍性是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强调的。何为普遍性？在阿来那里，文本需要蕴含适用广泛的人生哲理、哲学思辨或历史规律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文学创作传达给读者的。实际上，《尘埃落定》能收获文学界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本对于永恒主题的探索与追问，通过二少爷冷静客观的眼光向读者诉说土司家族兴衰的全过程，以傻子独特的视角来体察所处的外部世界，消除了個体与历史之间的隔膜，试图达到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反思与批判。《尘埃落定》虽然是一个异族题材、一种独特叙事眼光，但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在于，它想要传达给读者一些思考，即在无边际的时间和空间面前，一切历史、民族、个体都是渺小的，只有像“傻子”一样拥有明确认知，才能在个体生命历程里获得真正的智慧与价值。
一个作家的审美观念，往往承载于人物、语言、情节等各个方面。阿来创造性地选择傻子叙事，大胆塑造傻子形象这一象征符号，将作家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念呈现出来，这不仅是作家个性涵养的外在体现，而且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思考。
六、结语
《尘埃落定》以异族的题材、独特的叙事视角、诗化的语言、深厚的哲学思辨取得了读者的青睐和肯定。傻子叙事并非阿来首创，但作家在借鉴传统的过程中又富有创新意识，使其成为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首先，《尘埃落定》采用双重叙事视角叠置的方式，将限制性叙事和全知叙事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傻子叙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叙事功能，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层次上的认知方式;其次，通过傻子叙事，小说同时蕴含了对于土司社会嬗变的历史性反思，使得作品富有厚重感、人物极富象征意味;最后，傻子叙事也传达了作者丰富的审美价值观念，如聪明人与傻瓜的辩证思考、对诗性之美和普遍性的追求，表现了作者对于民族、生命、历史的倾情关注和深刻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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