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

　　摘 要：《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畅销小说，一经问世，便吸引了大量的关注。2019年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掀起舆论热潮，引发了公众对女性命运的思考。除此之外，韩国近年来频频发生女性艺人自杀事件，女星被拍摄私密视频并大肆传播，将性别差等、女性平权等话题再度推上风口浪尖。美丽的生命被无形“绞杀”，折射出“厌女症”弥漫的社会氛围下女性的悲剧命运。然而，“厌女症”仅仅是表象，真正的根源乃是延续千年、根深蒂固的韩国父权制社会结构。

　　关键词：《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厌女症;父权制症

　　《82年的金智英》[1]是韩国女作家赵南柱创作的一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虽然主人公金智英是韩国女性，故事以韩国为背景，但是在东亚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无数女性的共鸣，几乎每个女性都能从金智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女性的命运屈服于家庭与社会，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追求和独立生活。加之近年来，韩国娱乐圈频繁爆出丑闻，女性艺人忍受不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恶意，最终选择自杀以寻求解脱。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可能外在因素在女性悲剧命运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外在因素如何推波助澜，将这些美丽的生命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深渊，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所在。

　　一、《82年生的金智英雄》引发的争议

　　2016年《82年生的金智英》问世，成为韩国现象级的畅销书。2019年，同名电影上映，引起巨大争议。几乎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出生起，一切都以弟弟为优先;在学校里，被男生欺负时，老师、同学辩称“他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进入职场后，工作强度大的岗位公司更倾向于考虑男性职工;怀孕后挺着大肚子坐地铁没有人让座;生育后，难得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喝着咖啡的金智英听见路过的男职员说：“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也正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情节，被部分韩国男性冠以“女权主义”的色彩曲解。韩国电影评分网站上，女性观看后给出的平均分数是9.46，男性则是1.76，部分男性网友留言说这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欢，建议送她们去心理治疗室”，恶意的批评紧随而至。

　　女星郑有美在网络宣布自己将出演《19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版后，收到了上千条辱骂，还有人诅咒“这将是郑有美的最后一部剧”。电影还未上映，已有近万人对该电影点了讨厌，还有网友向青瓦台请愿，试图阻止电影的拍摄。女演员徐智慧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传了一张带有这本书的图片，评论里充斥着对她竟然是女权主义者的失望;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在粉丝见面会中表示最近读了这本书后，几名男性粉丝随后上传了剪毁她照片的图片。仅仅因为出演和支持一部事实上价值观并不激烈的剧情电影，就被贴上“煽动社会仇恨、引起厌男风潮”的标签，可见韩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厌女症已经坚固到何种境地，对女性的蔑视和矮化、对性别平权意识洪水猛兽般的抵制和恐惧，令厌女的氛围，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地弥漫在韩国社会中。

　　二、“厌女症”的弥漫仅是表象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其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厌女症：日本的女性嫌恶》[2]中写道：所谓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而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社会。在父权社会里，男性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两性关系的核心位置。上野千鹤子认为，在传统儒家占据核心位置的东亚文化圈秩序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下，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厌女症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对女性的蔑视，而在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例如，那些在网络上疯狂攻击雪莉，并以不文明词语来对待她的网友中，有不少正是女性。厌女症的社会崇尚温顺、乖巧、可控的女性类别，推举“圣女”式的女性，打压所谓的“魔女”和“恶女”。这正体现了作为主体地位的男性，对脱离控制的女性的恐惧和不适。而正是这样的性别潜意识框架，才使我们明白了试图走出偶像束缚去做自己的崔雪莉、穿衣自由的崔雪莉、试图成为自己欲望和身体主导者的崔雪莉，为何在过去几年里，极大地挑战并冒犯了韓国男权社会，侵犯了男性的安全感和主体感，并因此招致了无数的攻击谩骂，走上自杀之路。

　　韩国娱乐工业既像一台最完备、精致、高效的造星机器，为韩国和东亚世界源源不断地制造偶像产品，又如同一台吞噬年轻生命的娱乐圈“绞肉机”。在东亚父权制浓厚的社会里，残酷地上演着传统保守的性别观念如何与资本财阀控制的娱乐工业联手，制造出那无处不在的“厌女症”氛围。

　　三、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才是根源

　　厌女症只是社会表象，表象的根源则是延续千年，且从未被中断过的韩国父权制社会结构。

　　或许很少有人会相信，仅仅在十几年前，韩国女性在离婚后的6个月内不能再婚，而男性再婚的时间不受法律限制。结婚之后，妻子和孩子都像附属物一样记入丈夫的户籍，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签名，比如家庭交费、银行取款、小孩申请入学等，都必须有丈夫的签名才能生效。离婚时的母亲不能抚养子女，子女在父母离婚后必须跟父亲一起生活，子女也不可以跟从母亲姓氏。在遗产继承中，女性无法拥有和其他男性成员一样平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而以上这所有违反基本人权和女性权利的制度，直至2008年才被正式废除。

　　韩国地处东亚儒家文化圈，严格贯彻了父权制的精神内核和儒家男尊女卑的观念。制度的终止，并没有让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和韩国的政治、经济一起变革和腾飞，被松动但从未从根本上被触及的父权制，依旧是这个国家最强硬的性别观念底色。由于父权制在韩国的强大生命力，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女性依旧被期待在婚后回到家庭照顾子女，就像《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情节一样，丈夫的收入远高于妻子，职场女性的天花板限定在一定位置，电影中对男性中断职业生涯的前景也做了细致描述，从利益层面计算，金智英的牺牲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近些年的韩国社会里还出现了类似“妈虫”“工断女”等贬低女性的专有名词。“妈虫”，一开始是用来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儿童的年轻妈妈，再后来是贬低没有收入，专靠老公，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除了“妈虫”，韩国社会甚至有“工断女”的专有名词，特指因结婚和抚养孩子辞职，职场履历出现断层的女人，这些在婚姻中变成妻子、变成母亲的女性，回归职场的途中阻力重重。以上种种都是传统性别观念、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国家意识形态三方共谋下的结果，曾经告别了封建户主制的父权，又和资本主义并肩站到了一起。

　　国内知名学者戴锦华曾说道：“我们不需要去不断地发现父权和男权，因为这天是父权的天，这地是父权的地，它早已无所不在，不要只是说‘啊！父权在压迫我们'，重要的是要去发现它们的变奏，这次父权用什么样的面目、什么样的路径出现了……同时保持一种真正的批判和穿透的能力……当代父权的最高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3]

　　而在韩国，在最能够体现资本主义运作的韩国娱乐圈，父权制借助这一领域，再度开足马力，吞噬着越来越多鲜艳的生命。韩国的娱乐公司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下，招募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作为偶像制造流水线所需的新鲜原料。就这样，韩国人在有限的国土资源之上，建造起一个精致又酷烈的娱乐工业王国，为了商品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发明出一种基于偶像、欲望、崇拜的制造业。而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诞生了具有浓厚父权制风格的韩国娱乐圈职场文化。同时也让韩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呈现封建与现代形成悖论的奇异景观，使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女性权益最不受重视，同时又是父权制氛围最为浓重的国家之一。

　　女星们的自杀，厌女症的弥漫，归根结底都是几百年父权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性别观念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要想推翻这沿袭百年浓厚的父权制传统，也许就像走进了“无物之阵”一样，暂且看不到明确的前景。但正如《厌女症》后记中上野千鹤子所说，从来没想过要写这么一本不愉快的书，那么一本著者写得不愉快、读者读着不愉快的书，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因为无论怎么不愉快，我们不能闭目不见的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而且还因为，我们同时也懂得，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知道了那个现实，就有改变它的可能性。面对现代社会中仍旧幽灵般不散的父权压迫和娱乐工业中那些最丑恶的践踏，不要忘记，不要宽恕，“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4]。

　　参考文献：

　　[1][韩]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M].尹嘉玄，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2][日]上野千鶴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3]戴锦华.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94-107.

　　[4]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