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萱珉

　　摘 要：二战后美国国内逐步形成的“自由世界”话语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政府的刻意引导与渲染，民众爱国热情的高涨以及少数族裔和劳工群体的参与，共同促成了“冷战共识”的形成，这成为了冷战启动的文化根源。文化分析的引入也影响了美国冷战史的研究方向，“文化转向”开始成为各个领域史学研究的新潮流。

　　关键词：自由世界;冷战共识;公共文化;文化转向

　　20世纪50年代，美苏开始全方位对抗后，美国学术界就对冷战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冷战共识的形成，历来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例如，美国冷战史学泰斗约翰·路易斯·加迪斯认为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大部分民众已经具有反苏意识，而杜鲁门政府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刻意去迎合了这种心态[1]。总的来说，政府高层们为了推行自己的决策而塑造了相应的大众话语。约翰·福斯克则在他的《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2]一书中提出，政府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互动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恰恰相反，二者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双方共享的“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公共文化与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知的相互作用才是重点。

　　一、公共文化与冷战共识的形成

　　所谓“公共文化”，其实是一个特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要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发声，社会和政治纷争也在这个空间内上演”。在斗争的过程中，各阶层认可的共识也会逐渐形成并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下去。福斯克选择了杜鲁门政府、大众纸质传媒、美国黑人群体和美国劳工作为他的研究主体，并把时间聚焦于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区间，详细分析了杜鲁门政府从面对二战胜利到铁幕演说的过程中，如何宣扬“国家伟大”“使命意识”和“世界领袖”等观念，媒体、民众以及黑人和劳工等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回应这些宣传，并最终达成了“冷战共识”。

　　1945年，随着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胜利的时刻即将来临。对杜鲁门政府而言，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迎接“胜利”，更需要解释“胜利”。在同年8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电台演讲，他强调了美国的无私和对欧洲的责任，并对原子弹的存在赋予神圣性，以消除民众的忧虑。更重要的是，杜鲁门暗示这场胜利是“美国”的胜利，而不是“盟军”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源自美国物质的丰裕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更突显其道德优势和独特的价值观念。

　　从1945年末到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和媒体都依据“国家伟大”的认识，从根本上定义了美国的“全球责任”。二战结束后，美国民众对国家的强大有了深刻的认识，而这一强大也对应着同等的国际义务。这样的表述在罗斯福总统时期就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杜鲁门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话语。在他看来，美国的责任范围不仅包括欧洲和亚洲，还肩负着对整个世界的责任，这些“神圣的责任”包括救济贫困饥饿盛行地区、重建世界经济、为世界提供道德领导、确保世界和平。杜鲁门的这一全球责任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美国的使命意识。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定，“国家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类的尊严、自由和公正。”杜鲁门总统更是反复强调，美国绝不会回到“孤立”政策，大众传媒的宣传更让孤立主义这一曾主导美国外交的思潮彻底边缘化，国际主义者亨利·卢斯以及亨利·华莱士等人成为了不被认可的“反对派”。

　　在全球责任逐渐为美国民众接受的同时，二战时的联盟已悄然分裂。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给美国公共文化领域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丘吉尔提醒美国公众，要留意美苏关系的未来进程和美国在世界上理应扮演的角色。丘吉尔的演说虽遭到了黑人群体的批评，但毋庸置疑的是，“铁幕演说”对美国公共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各阶层针对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和美国的调整进行了激烈讨论，并最终肯定了苏联的威胁。

　　1947年3月，杜鲁门宣布“遏制政策”，美国在新政策的指导下，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全球责任。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点，这一政策认为苏联是纳粹德国之后美国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基于此，美国政府还刻意打造了一套话语体系：将西方世界称作“自由世界”，并把领导自由世界对抗邪恶势力作为自己的责任。“自由世界领袖”正是这一时期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定位。这一定义实则具有两重含义：（1）抵制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势力，捍卫自由世界的安全;（2）消除自身瑕疵，打造完美的“领袖”形象。而这一理念具体体现在：（1）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力图重建西欧的经济秩序;（2）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维护世界和平。可以看到，美国通过对自由这一价值的诠释，成功地将“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确立下来;同时，通过使用“自由”、“民主”这样的词语，强化其道德优势，增进美国人民对国家外交方略的认同。但是，美国政府对“领袖”含义的解释受到了黑人和劳工组织的质疑与挑战。

　　美国黑人中较为激进的成员如杜波依斯等人对“杜鲁门主义”进行了批判。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秘书长沃尔特·怀特则选择了更为复杂的办法。他采用暗示而非大声控诉的方式，指出美国存在的不符合其宣传的缺陷。与此同时，怀特又对美国克服这一缺点的能力坚信不疑。在他看来，美国的自由传统和伟大使命驱使着美国不断进步，大部分美国人都决心“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怀特的话语，一方面表明他赞成政府对于“自由世界领袖”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暗示在国内进行改革以建立良好的“领袖”形象的重要性。通过援引广大美国人认同的经典文件，怀特又增强了其话语的道德价值，从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劳工组织与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作出的调整有很大不同，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通过对“自由”价值的诠释以及美国“树立典范”的要求，成功达到了自己的部分目的;而劳工组织则在这一环境下倍显尴尬，由于他们代表劳工的利益，极易被当作“共产主义组织”而被判定为“非美国式的”。在冷战背景下，苏联这一敌人的存在，强化了美國的民族主义认同，对国家的“忠诚”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趋势下，劳工组织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生存，故“反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劳工组织中出现并渐渐占据上风，或者是在劳工组织内部出现分裂，进而削弱了劳工运动的力量。当然，劳工组织采用了和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类似的主张，即要求实现国家内部的正义和公平，从而完善领袖形象，但由于劳工组织的目标在这一特殊时期具有敏感性，劳工运动在总体上呈现下行趋势。

　　黑人民权组织和劳工组织都接受了美国政府“自由世界领袖”的定义，但其目标是在反共主义的笼罩下保证组织的生存，并利用官方话语为自身目标服务。在公共文化领域，官方宣传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一蹴而就的，它会经历来自各个阶层的审视与争论，最终会回归官方并影响决策者的计划。

　　1950年朝鲜战争的到来，为美国政治精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为了论证出兵行动的必要，杜鲁门总统运用修辞重新解释了朝鲜战事和美国的行动。在他看来，共产集权主义与纳粹主义德国具有同样的侵略性，并呼吁人们牢记“绥靖”的教训。为了进一步强调干涉的必要性，杜鲁门还声称美国的安全正遭受威胁，从而将朝鲜战事作为美国自由与共产主义专制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一部分。杜鲁门构建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来论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动员群众支持这一外交决策。

　　在杜鲁门发表一系列演讲后，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把朝鲜冲突看作全球冲突的一部分。美军进入朝鲜一个月后，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人同意提高税收来扩建军队;而在美军参战四个月后，超过八成的人认为苏联意图支配世界。杜鲁门的演说触及了不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宗教情怀，他们纷纷向总统表示支持。媒体也利用民族主义修辞引导民众情绪。在媒体的描述下，与苏联的对峙可能是一个持续几代人的漫长过程，而官方宣传则默认了这一结论。在媒体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冷战共识最终为广大美国民众所接受，领导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由此成为了美国的责任。

　　二、美国黑人、劳工与民族主义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和共同的地域文化定义的具体的历史共同体。但美国缺乏其他国家那漫长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质，其多元的人口构成也让共同的习俗和地域文化成为空谈。有的人甚至認为美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人确实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并且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福斯克在这里使用的“民族主义”概念实则是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政治共同体”的说法，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想象共同体”，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理念”下的国家。

　　美国社会中的思维范式与美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它包括“自由主义”（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是价值观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美国例外论”“新英格兰清教精神”“国家伟大”“国家使命”思想等。而在福斯克笔下，这些思想都是美国冷战共识形成的文化根源。此外，福斯克还特别注重民族主义在历史语境下的变化，以及种族、阶级和民族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伴随着国际主义思潮的消退，相比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更加强调美国的独特性。作为美国国家领导人，他的演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思想。而杜鲁门本人也精于此道，在其演讲中充斥着“人权”“尊严”“和平”“神圣的使命”等词语，这些话语透露出美国特有的“使命”思想，给美国民众以强烈的共鸣。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是正面运用民族主义话语最典型的例证。

　　而黑人群体和劳工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仍受“国际主义”影响，但他们的“种族平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主张，对美国的领袖身份造成了冲击。但为了让自己的主张更能被听众接受，他们同样也会从民族主义中汲取养分，修饰自己的话语。

　　在殖民主义的问题上，美国黑人是最主要的异议者。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杜鲁门政府和大多数白人媒体都称其为“历史性的时刻”。在他们看来，菲律宾独立是美国与非白人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标杆，它既标志着菲律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功，又表明美国切实地完成了使命，彰显了自身的道德领导。美国黑人则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这代表着一种“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问题实则是美国宣扬普世价值以及美国普遍为各国人民所向往这一问题是否可信的问题。在黑人看来，如果美国不能真正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不能制止西欧各国的殖民行为，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合法性则将大为削弱。

　　而在关于美国作为他国的“典范”问题上，美国的民权领袖认为美国宣扬的“典范”与国内现实并不符合。在美国黑人民权领袖的宣传下，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国内实践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美国的两难困境。美国在宣扬自身“典范”认识的同时不得不采取行动，改善国内政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黑人的抗议促进了美国国内改革的实现。

　　在讨论国家伟大和全球责任问题时，黑人和劳工尚可以比较激烈地表达自身观点，这一方面与罗斯福时代以来形成的“新政联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两个话题的安全有关。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反共主义思想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并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苏联的威胁扩大后，“反共主义”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对“反共主义”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质疑其忠诚，严重者甚至会被斥为“非美国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激进者表示异议则极易招致攻击。因此，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和劳工组织领袖大多采取了妥协的手段，公开表示自己对政府主张的支持，只是委婉地表达自身部分诉求。上文提到的沃尔特·怀特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说道：“一场在民主自由旗帜下的针对非白人国家的战争，只会把种族歧视问题更加迅速地暴露出来。”然而，在定义朝鲜战争时，他判断道，朝鲜的抗争不过是一个进攻性的集权国家和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斗争的一部分，后者仅有的缺点就是殖民主义和种族关系。怀特显然也深受“反共产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仍然强调美国自身存在的缺陷，但还是同共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雷纳在朝鲜问题上作出了与怀特类似的回应，甚至在修辞的使用上要更胜过怀特。在1951年一次日常会议的开场白中，雷纳以一个“全球民族主义者”身份说道，“专制与自由之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争，是一场人心之争，关乎他们的忠诚和内心，你们无法仅仅在战场上赢得这场斗争。”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真正目标，“如果我们确实想要确保世界的自由并制止共产主义专制的蔓延，那我们就必须用和共产侵略者在战场上一较高下的气魄，去同贫困、饥饿和世界上一切不安的因素作战。”雷纳不仅认同了政府的外交政策，还熟练地应用冷战的修辞话语，将美国劳工运动定义为“自由劳工运动”，以此获得冷战语境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美国民族主义思想植根于每一位美国公民心中，经过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以及民众自身参与讨论并认真思考后，才能形成指导他们思考认识世界的思维范式。事实上，绝大部分美国黑人都坚信自己是美国公民的一员。不过黑人和劳工对于民族主义的回应与运用确实与占美国主流的白人群体大不相同。消除种族不平等、对抗贫困和饥饿才是他们的真实目标，也因此他们会时不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然而，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话语中发现，深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也包括这些“反对者”。而当反共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宣传中最重要的一环，黑人群体与劳工均意识到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直接与国家忠诚相连，故都选择了支持政府。当然，这一行为或许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妥协，因为从黑人群体和劳工之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以及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理解来看，他们与白人群体共享同一个理念，共同构成了美国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三、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关于冷战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把冷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解读的学术著作则更为稀少，直到以约翰·福斯克为代表的一批冷战史学者出现，才改变了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在这其中，冷战宣传史是文化转向下的一个重要产物，也是美国近十年来冷战史研究中颇为强势的学术潮流之一。《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一书在2000年推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冷战宣传史”的兴起[3]。

　　总的来说，福斯克的《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一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三大特点。

　　第一，与已有的冷战史研究关注美苏两国对抗不同，《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一书更关注美国国内如何塑造冷战共识，即强调公共文化是冷战的起源。福斯克在研究中回避了美国外交史学者普遍使用的现实主义方法（强调国家利益），更关注政府发言、媒体宣传和民众认知的作用。在研究中，福斯克虽然涉及了美国价值观等要素，但更多地将其置于他设定的公共文化之中进行讨论。在他看来，美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存在一个不断被加工并整合进当代思想的过程。

　　第二，以往的冷战史研究更多从政治精英角度出发，导致冷战史成为了杜鲁门等美国总统及其治下政府主导的历史，福斯克则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将媒体、民众、非裔美国人和劳工组织都纳入了考察范围。在他看来，冷战的爆发绝不单纯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互动，美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他的这一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也带动了一批新材料的使用，如民众信件、媒体宣传漫画和非裔美国人及劳工代表的讲话等。福斯克着力关注的新问题包括：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爆发，国家认同与种族、阶级和女性的关系等[4]。在他看来，冷战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政府与民众共享一种意识形态——全球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塑造这一结果的过程中，政府、民众、媒体、黑人和劳工都参与了讨论，并或多或少影响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

　　第三，在方法上，福斯克明显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偏爱“话语”“修辞”等后现代主义常用的术语[5]，注重塑造冷战共识的过程，过分强调美国自由主义和使命意识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一过程，福斯克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各方的话语，并针对其话语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展现民众的思维方式，但也有过分解读的嫌疑。若要尽量客观公正地论证，还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多方面印证他的假设。此外，福斯克认为，美国全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伟大、全球责任和反共主义。但他对反共主义的论述明显证据不足，同时对于影响冷战的其他思想潮流如“国家安全”思想在战后的重新诠释、“美国使命”的全球化等要素，都缺乏足够的关注[6]。

　　应该说，福斯克的这一著作在美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融合进当时的历史潮流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信服力的案例分析。该书代表的文化转向潮流还跨出了學科界限，影响了美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

　　参考文献：

　　[1]Justus D.Doenecke.Review of 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J].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00，22（4）：972.

　　[2]John Fousek.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1-15.

　　[3]翟韬.“文化转向”与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兴起和嬗变[J].世界历史，2018（3）：125-143.

　　[4]Robert Griffith.Review：The Cultura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J].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2001，29（1）：150-151.

　　[5]Ernst Hass.Review of 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J].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1，63（1）：285.

　　[6]Jason Flanagan.Review of 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1，2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