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欢欢

　　摘 要：“家国同构”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思想，最先由儒家系统提出。它将孝与忠融为一体，用以促使国家呈现出家庭般安稳和谐的状态。儒家提出“家国同构”的目的是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但因外部与自身原因，它为社会带来益处，也存在一定弊端。时过境迁，今时虽不同往日，但只要被正确地调整和改造，“家国同构”思想对当代社会建设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家国同构”思想;儒家;忠孝一体

　　一、儒家“家国同构”思想：忠孝一体

　　儒家提倡“禮”，“礼”之核心在“仁”，而“仁”之根本是什么？《论语·学而》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家国同构”思想的形成就来源于孝与仁的关系，其本质为“忠孝一体”。

　　儒家既然认为“养成孝悌之心就是培养仁心的关键”[1]，那么对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人行“仁心”自然就是“孝悌”行为的扩展。所以，无论是对家人的行为还是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外人的处事行为，“孝悌”必然是一以贯之的。由此看来，“忠孝一体”的“家国同构”思想的产生是必然的，而现实也正是如此。

　　儒家向来看重家庭关系，提出过很多有关家庭伦理的观点。总的来说，儒家的家庭伦理规范主要是处理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两类关系。父子关系的维系与“孝”密不可分，而兄弟关系的维系则离不开“弟（悌）”。就“孝”而言，儒家提出过很多伦理规范的观点，认为“睦和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子女侍奉父母应当“竭其力”，万万不可“犯上”;“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健在的时候，子女不可撇下父母外出远游。此外，行孝最重要的一点是，子女无论如何不可违背父母的意愿。孟懿子曾问孝于孔子，孔子答曰：“无违。”意思是不可违背父母。虽然孔子并不提倡子女一味服从父母，也允许子女对父母的错处提出意见，但是，子女不应该因父母“违礼”就对其横加指责。相反，子女如果“几谏，见志不从”，就只能“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了。

　　孔子说，晚辈在家应当孝顺父母，出外尊敬长辈，做事谨慎而说话诚信。这样的人可以将家庭中的孝道用于所有人，进而使社会形成亲如一家的氛围。由此，儒家便把“家庭伦理规范发展成了公民道德”[2]。而成为“公民道德”的家庭伦理规范自然会被应用于政治方面。所以，家庭中“孝”的伦理规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转化成了君臣之间“忠”的规范。

　　子夏曾将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进行对比，并突出了忠孝关系。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即侍奉父母要竭尽心力，侍奉君上要做到不吝啬生命。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儒家学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对比。如曾子说，对父母不庄重是不孝，对君上不忠诚是不忠。《孝敬》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在孔子看来，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也必须要遵守“孝”。季孙肥向孔子求教，问怎样才能让人民心怀诚敬、忠心且勤奋自勉。孔子回道，上位之人如果能孝亲慈幼，人们自然会对之忠心。他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对双亲孝顺有加，对百姓施行德政，那便是“天子之孝”。这些都表明“孝”是治理天下、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与前提。孔子极其重视“孝”，甚至把“传播孝悌之举”视为行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意思是一个人孝顺父母，与兄弟姐妹友好相处，这样把孝悌道理传到当政者那里，就是从政，如果这样都不算，那要怎样才算从政呢？孔子还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孟子》也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

　　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是最自然、最强烈、最具有牺牲精神的，如果能把这种情感扩展到整个社会，在这种理论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甚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必将如同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家庭，而这正是最完美的一个政治状态。

　　二、“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

　　（一）“家”“国”背离

　　“忠”虽然脱胎于“孝”，但它后来者居上，高于“孝”。《论语》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只要父母健在，子女便不应该离开父母太久，除非有外出奋斗的正当明确的目标。同时，儒家强调入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这里，“正当明确的目标”无非就是“治国平天下”了。由此可见，即便儒家大力倡导“孝悌”，但在国家忠义面前，还是以国家为主，即与家相比，国为大，这无形中强化了国家的力量与君主的权威。而且，儒家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子的权威撒播在各处，把“国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而儒家的这一观念必然会“阻碍家庭独立观念的形成，家成了国的附庸。国对家表现出来的是控制和主宰，由此以家庭为基本元素的社会也必然处于软弱和分散的状态，缺乏活力和凝聚力”[3]。国家的活力取决于人民的活跃性。“家”“国”背离的国家，各方面都很容易陷入僵化，而国家的生命力，也大多只取决于统治阶层的少数人。

　　再者，在“家天下”观念的裹挟下，“国”即“家”，君主为大家长，权力为父权，政治文明很难得到长足发展。被赋予了亲情的政治必然会变得理所当然，没人会再客观地关注何为国与权。政治发展只会趋向于伦理化，而非科学化，而且政治的独立发展也会受到影响，衡量人们政治行为的标准也只是忠孝而已。人们大多只关注权力的效用，而“对权力本身的运用和分配及其矛盾和如何协调的认识浅陋，极难上升为政治理论，缺乏对政治本质的真知灼见”[3]。古代人习惯称官员为父母官，即便是现在，这种称呼仍存在。这种将狭隘的家庭观带入政治领域的思维，对政治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不仅会令社会公正观念发展滞后、政治角色缺位，还会令家庭话语取代官场话语，家庭伦理统摄政治理念，进而让人认定道德万能，盲目崇拜道德主义。更严重的是，它还极容易滋生腐败。现在，“家国同构”观念的消极影响依旧存在，“传统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出诸多弊端，如亲疏厚薄有别、组织能力缺乏、政治能力差、纪律性差、国家观念薄弱等等。这些性格不利于集团生活的开展”[4]。

　　（二）维护封建统治，强化爱国情怀

　　“家国同构”观念即便有诸多弊端，但它既然能贯穿于封建社会，存在数千年，就证明它有不可忽视的可取之处。

　　一方面，“家国同构”思想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稳定。

　　封建统治要稳定，必须确保封建政权的合法性，而儒家“家国同构”思想在论证封建政权的合法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曾提出“君權神授”理论来论证封建政权的合法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建立在虚无的鬼神基础上的理论思想必将而露出自身的荒谬性和蒙骗性。而“家国同构”思想不会有这样的缺陷。前文提到，“家国同构”的实质为“忠孝一体”，“忠，敬也;孝，善事父母者也”。由此可知，“忠是政治关系上的等级，孝是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忠基于更多的理性判断，孝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内涵;忠反映下级对上级的单向服从，孝反映上下互动的脉脉温情，而基于情感的孝与基于理性的忠的一体化正是理解‘家国同构观念的最重要的切入点”[3]。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而情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它能无条件地保证自身的绝对正确性。所以，人一旦受情感支配，有时候理智乃至睿智都是无能为力的。“孝”属于自然情感，在“家国同构”观念影响下，它被政治利用，与“忠”结合。此时，政权的合法性便有了实实在在的情感基础。如果“君权神授”思想属于从理性上要求臣民承认封建政权的合法性，那“家国同构”思想便是要求臣民既要在理性上绝对服从君主，又要在感性上对其产生父权认同。这时，君权与父权统一，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保障使得封建政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

　　另一方面，“家国同构”思想强化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中国人普遍有一种独特的爱国情怀，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例如：宁死不屈的一代名相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将领岳飞、忧国忧民的诗人陆游等，面临国患时，他们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反抗精神与无私高尚的爱国情怀着实令人佩服，而这种情怀在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国家是极其少见的。儒家虽然提倡修身入世，但是仅“提倡”是不足以让古人如此奋不顾身的，此处离不开“家国同构”思想的影响。“在国家层面，儒家‘家国同构思想对人才品质修养的诉求，指出了修养是个人成功的关键，也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个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修身之道的内在要求。”[5]“家国同构”思想培养出的社会使命感，还包括一种维护祖国统一的情感。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没有如中世纪欧洲那般四分五裂，正是因为“家国同构”观念，这一观念让“国天下”变为“家天下”，而“家天下”的观念使“国土不可分割”的意识深入人心。所以，自古至今，国家统一向来是统治者与护国将领不可忽视的使命。

　　三、“家国同构”思想的现实意义

　　矛盾普遍存在，事物是辩证统一的，“家国同构”思想也一样，虽有诸多弊端，但它的益处也不能被忽视。

　　儒家提出“家国同构”思想的初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所以会在实践中显现诸多弊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误导了臣民。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过度强调“国”的地位，弱化了“家”的作用，甚至为了掩饰其剥削本质，模糊了“天子之孝”，过于强调臣民之“忠”，以至于产生了“愚忠”。儒家在“家国同构”思想中提出的“忠孝”虽然具有等级性，但也强调了双向互动。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误导臣民，让“家国同构”思想成为由下至上的单项行为，进而放大了它的弊端。所以，在当代社会，如果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家国同构”思想仍然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除了因人为干预而出现的弊端，“家国同构”思想自身也存在弊端，如缺乏公共意识。对此，也有解决办法。例如，可以“在现代公共生活领域，建立一套客观理性的制度作为框架，通过引导来培育人们的公共理性精神，通过理性的制度来规约情感，使情感的表达适度。总的说，就是要运用制度机制来防治其负面影响”[6]。

　　参考文献：

　　[1]王平.论孔子的家国同构观念[J].晋中学院学报，2010（5）：62-64.

　　[2]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M].台北：三民书局，1972.

　　[3]舒敏华.“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2-3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程文.儒家“家国同构”思想对社会转型期公民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6）：24-26.

　　[6]阮航.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理想途径的一种解读[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