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

　　摘 要：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自然、清新，少有修饰，多是对平凡生活的叙述，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汪曾祺的语言并非完全随意，而是给予语言更多、更大的自由性。“语言即内容”“语言即风格”，本文将在对其小说语言的管窥中寻求那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言语特色

　　一、引言

　　俄国形式主义语言本体观认为：“形式即意味，形式建立自己的内容而直接成为本体。”对于小说创作，语言是构成小说的本体之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质朴，摆脱了语言工具性地位，往往将平凡自然的生活场景描摹地清新、淡雅，少有修饰、干脆历练的语言，更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有独到的见解：“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作为小说的一部分，可以是一种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手段，还可以是一种工具。语言本身具有内容性。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发现，故事情节似乎被置于次要地位，结构的安排也相当松散，但语言的节制、简洁、口语化，让小说犹如“清水出芙蓉”般绚烂。平实而真切的语言是其小说作品的一大特色。

　　二、言语铺陈准确、地位，符合人物身份特征

　　在小说语言里，语言是体现作家创作意旨的重要载体。在语言运用上，要么极尽华丽地表达，要么费尽心思来遣词造句，以追求文学语言的意蕴与特色，但汪曾祺小说里的语言却如同流水般简洁、自如、质朴、清新。在语言表达上，语言与内容是相互渗透的。想要表达一种内容，可以选择华丽的语言，也可以选择质朴的语言。在小说语言里，特别是在现代小说创作中，语言往往是越朴素越有味。屠格涅夫这样写大树的伐倒过程：“大树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汪曾祺读到这里时不由叫好。对于大树的倒下，也许会写“慢慢地倒下”，也许会写“沉重地倒下”，但却很难写得出“庄重地倒下”。同样，《高老夫子》中“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可谓绝妙。对于句子中的“酱在一起”，与“高老夫子”为绍兴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在《边城》中，沈从文对翠翠的言行神态描写的用字也是极其平凡。如“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对“很自负的”运用体现了小说语言的精准性。

　　读汪曾祺的小说时可以发现，其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更加突出对人物特征与语言的对等性。《黄油烙饼》中，萧胜与爸爸回“坝上”，途径坝上时看到了一大片马兰花。“这一大片马兰花，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看到一大片马兰花时，小孩对眼前的景色所带来的惊讶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对于该句话，汪曾祺完全可以说像是在“童话”世界里。但萧胜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没有念过书，也不知道什么是“童话”，所以，汪曾祺选择了一个“梦里”，真切地表达了农村孩子眼中的真实世界。同样，在描写一个放羊娃看到温室大棚里冬天结出的嫩绿黄瓜、鲜红的西红柿时，用了“好像上了颜色一样”的表述。因为在放羊娃看来，冬季是不可能看到鲜红的西红柿、嫩绿的黄瓜的。在《受戒》中，村里人都夸明海的字“写得好，很黑”。在农民眼里，对字写得好的就用“很黑”来夸奖，语言很朴实，却很生动，符合人物身份特征。

　　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中，其用语特点在于对真实世界的还原。汪曾祺曾谈到：“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会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这不像真人说的话。”同样，在托尔斯泰看来，“人是不能用警句来交谈的”。在读《露水》时，女人说男人当真会拉胡琴，男人说道：“哄你叫我掉到大河里喂王八。”从卖唱男人的身份出发，用通俗的言语描写其在“遭到不信任”时的言行特点，可谓是形象、逼真、到位。事实上，汪曾祺的小说对不同人物角色的把握都与言语相结合，看似浅显的语言却将人物写活了。

　　三、语言表达干脆简洁，少有多余的修饰

　　在小说语言中，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好的语言可以是顾盼有情，好的语言可以是惜字千金。在传统小说语言表达中，语言往往是一种“工具性”载体，通过语言来刻画人物、感情，描述事件发展。从汪曾祺的小說语言中看到更多的是简洁，不修饰的美。在语言结构上，汪曾祺追求平实、自然，不去着意地雕琢，特别是对短句的频繁使用更是简洁到极致。在《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的对话这样写道：“‘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十一子与巧云对爱的坚贞与不屈。简短、直接的对话写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也让小说成为最动人的乐章。在《晚饭后的故事》中，郭庆春与许招弟再次重逢时招弟说“你……这样了！”，将许招弟的内心惊讶、怜惜之情写得深切到位。汪曾祺并未引入繁冗的修饰语句，更未刻意去展现两人内心的复杂心情，用简练的一句话诠释了内心“百感交集”的情愫。

　　短句的运用展现了汪曾祺故事语言的生动凝炼。王安忆在《汪老讲故事》中提到，汪曾祺讲故事时很少用概括性的语言，总是围绕具体的事实展开详尽而认真的叙述。比如，在写秦老吉三个姑爷做活时的情景时，对“绱鞋”“剃头”“捏糖人”进行铺陈，往往从细致入微的画面来揭示劳动者的真实生活，绝非使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对真实生活过程的点滴记叙让人物还原得更真实。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情感的支撑往往从平白的语言来传递，以“大白话”的方式自然地讲述故事，却将人物的情感书写地丰富多彩。

　　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从精巧到雅致，在对传统语言的继承中也受到其他语言文化的熏染和影响，进而在语言铺陈中将平淡与奇绝相统一，如“夏天一地浓荫，秋天满株黄柿。”“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从这些语句中可以品鉴出汪曾祺语言的写作风格、对传统文论表达方式的一脉相承，汪曾祺将小说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融入了自己的感悟、实践与体会。

　　四、结语

　　汪曾祺认为：“小说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读《庄子》，汪曾祺慨叹其言语的思想性;读《论语》，汪曾祺佩服于儒家的言论;读宋人笔记，更是对归有光、蒲松龄给予盛赞。在小说语言表达中，汪曾祺也将文白杂糅作为一种写作习惯，既善于积淀古典文化，又长于吸收民间俗语。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更体现了汪曾祺对生活的态度。阅读汪曾祺的小说，徜徉于字里行间的心境，不似“小桥流水”，不似“大江东去”，却从炉火纯青的语言驾驭中让我们感受到难得的文化气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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