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互动，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三社联动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一种在社区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本文主要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探索了苏州市吴中区一拆迁安置小区社区再造模式，借助S-A-P的分析框架，挖掘“主体联动——精英资源——社区再造”行动模式下，各行动者的治理策略、治理逻辑、治理偏好等，以了解城镇化过程中动迁社区的再造，推动三社联动模式的创新改进。
关键词：三社联动资源活化;社区精英;社区再造
一、研究背景
作为江苏省首个试点地，苏州市社区服务社会化起到了示范性的效果。《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对深化街道和社区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延伸“政社互动”、探索推行“三社联动”，以及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等做了具体部署。
同时，苏州市项目的推行带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工作者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以舟山花园社区为例，苏州城乡一体化稳步推进，香山街道四村四社区拆迁，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社区，是需被再造的共同体。
二、研究综述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指出要专业社会工作要介入社区服务，成为三社联动的重要力量。本课题选取苏州市舟山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作为样本，计划通过座谈和问卷调查，在全面了解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机制运行情况、存在困难、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试图为“三社联动”机制的完善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平安社区、美丽社区、幸福社区和文明社区的发展。
三、研究思路
首先，做好前期准备，夯实基础。其次，规划方案协调及比选讨论，选择研究方法。再次，优选规划方案，做好替补规划。最后，挖掘社区“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点和运作方式，找出独特的挖掘社区精英、活化社区资源的途径。
（一）文献研究
研读、分析“三社联动”的相关文献，收集社区一手资料，为调查做出文献支持。
（二）案例研究
选取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花园社区，了解社区该机制落实现状，探讨如何有效挖掘社区的精英资源，实现资源活化，社区再造。
（三）田野的调查
访谈与参与观察，课题组成员对社区20个相关人员进行了无结构访谈
四、基本概念
苏州市项目采取“街道打包、社区落地、试点引路、以点带面”的方法，向专业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并驻扎社区开展专业服务，实现社区基层自治。舟山花园社区项目率先成为试点，由香山街道负责招标，蝴蝶妈妈社工机构首轮中标，开展“增能和治理”的相关服务，延续至今。
王思斌认为“三社联动”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含“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社区”可指居委会等传统机构;“社会组织”既与前述机构不同又与社工机构有别，可以是社区内外参与事务的非营利组织;“社工”是专业的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人才。“三社联动”是传统机构、社工机构和社区内外非营利组织在主体层面的联动，即“要素联接”。
五、理论基础
（一）社区参与理论
社区参与是公众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肩负着实现社区自治、促进民主政治发育的使命。居民有权也有责任参与社区的发展，揭示问题、表达需要、评估资源，解决问题。这既是政府及相关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手段，更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
（二）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价值，是指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行为和准则的积蓄。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社会资本，但多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因此，挖掘传统社会资本中的积极因素，促使其向现代公民意义的社会资本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至关重要。
（三）S-A-P分析框架
张晨构建了“体制空间—核心行动者—治理绩效”（S-A-P）的理论框架，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切入点，整合宏观体制空间和微观行动者的互动关系，衔接主客观偏好。
体制空间为地方治理行为提供约束与激励，多维度体系造就了同一体制不同地方核心行动者的差异化行为及其效果。
地方核心行动者是治理过程的中轴变量，行动资源与行动能力是其治理工具。
治理绩效是地方治理的目标诉求与评价体系，是行为的落脚点;行动者的治理成效也能改变体制空间。
六、调研场域：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花园社区概览
（一）社区环境分析
舟山花园地处太湖之滨，穹窿山南麓，是香山街道三大安置小区之一，环境整洁优雅、绿化覆盖率高。其占地面积为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4万平方皮，并将其划分为一区多层51栋房屋和二区高层14栋房屋两块住宅区。目前社区内基础设施完善，设有党员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学校、超市、菜场、休闲广场、丧喜事礼堂等基礎设施。其中居民活动中心可供400余人休闲娱乐。
（二）社区变迁历程
随着苏州城市化进程推进，作为度假区核心区的香山街道，为使度假区全方位纵深发展拥有充足的战略空间，加快了推进拆迁安置，精心布局区域配套，让众多香山百姓搭上了幸福快车，最真切地分享着度假区改革发展的成果。
舟山花园社区作为香山街道拆迁安置小区之一，从2010开始搬迁，共安置舟山、香山、郁舍、梅舍四个村以及蒋墩、小横山、长沙、墅里等四个社区2 339户，共计6 000多人。从一个熟人社会“洗脚上楼”，舟山花园的社区居民要完成身份上和思想上的转变。从刚搬迁进来时的互不认识、互相陌生、各人自扫门前雪，到将社区当作自己的“大家”，邻里和谐，气氛融洽，新社区面临过不少的挑战。一就是居民对公房的排斥。拆迁之前，居民对公房存在排斥心理，对拆迁过后生活是否舒适稳定也存在质疑。二就是社区居民间角色认知转变。居民要完成农民意识到居民意识的转变。入住小区后仍有居民保留了种地习惯，在小区中“开垦土地”。三就是居民社区共同体概念模糊。居民难以融入社区，抵触社区参与，与社区割离。
（三）社区社会结构
舟山花园社区目前已安置90%的社区居民。现住常驻人口以老人为主。社区有约五分之一的外来人口。
作为香山街道城市社区建设示范点，近年来，舟山花园社区主动对接群众需求，积极培育群众性社会团体，积极打造群众文娱载体，营造欣欣向荣的社区文化活动氛围。社区各类文体社团，如戏曲队、腰鼓队、舞蹈队、太极拳队等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楼道文化建设、老年大学、暑期夏令营等活动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引导安置小区居民移风易俗，知礼守节。
舟山花园社区的文化特色是核雕。香山街道以“建设九大工程体系”为要求，以“一轴两带四区”为总体规划，以文旅融合发展为追求，高起点、高标准打造苏州美丽村庄示范点舟山核雕村，项目总投资1.3亿元。核雕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微型雕刻工艺，以桃核、杏核、橄榄核等果核及核桃雕刻成工艺品，列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部分社区居民的经济来源和收益渠道，也是该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
（四）社区治理结构
舟山花园的主要治理结构有社区两委、街道、社工组织。
舟山花园党支部，成立于2011年4月，现共有支部成员4名，即支部书记一名，副书记一名，支部委员两名，支部现有党员12名，在住党员193名。
舟山花园社区居委会成立于2013年，现有工作人员8名，管理舟山花园一区、二区，对社区进行了综合管理，购买了两家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加强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使得目前社区内配套设施齐全，环境宜人。
苏州市吴中区香山街道是舟山花园社区的上级管理政府，目前主要负责社区便民服务、全科社工和社区党建活动的引导和管理。香山街道作为社区上一级的基层政府下放了部分职能给社区居委会，使得社区居委会在现有场域下得以弹性治理，完成社区再造。同时街道大力推行社区社会化，通过市场方式招标，以项目的形式将社区事务治理打包给定点社工服务机构，并引入了第三方的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督，保证项目质量。
舟山花园社区的驻点机构为蝴蝶妈妈社工服务社，它是一家综合类的社工服务机构，总部驻扎在姑苏区。在吴中区民政局的关心和推动下，蝴蝶妈妈于2016年7月竞标成功，成为首家进入香山街道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此后开展了基础服务和增能治理两大类的社区服务活动。
社区治理结构特征是：党政领导。苏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等政府机构将职能下移到吴中区香山街道，再由香山街道将部分职能下移到舟山花园居委会，本质上政府起到了领导的作用。在治理的运行机制上，舟山花园居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党委书记、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也担任了部分的党的职务，形成了党委和居委并行的格局，确保了党对社区各项事务的有效决策。
多主体共同治理。在国家现代化治理的背景下，社区建设逐渐向“社区制”转变，社区不在是一元治理格局，而演变成多元主体共治，由此除政府主体外，其他如物業公司、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的治理空间得到了释放，治理权力得以加强。其中三社的三个主体的治理方式、治理能力、能动关系成为了影响治理绩效的重要内容。
共同创新治理模式。社区居委会作为基本了解社区情况的法定基层政府组织，引领了治理模式的改良创新，这其中专业的社工机构利用自己的优势提供专业建议，而社工就是实施这些创新模式的一线人员，在通过实践来进一步完善治理模式。
七、社区“三社联动”机制的建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的形成
（一）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建构的核心行动者：社区书记
舟山花园社区现任党支部书记张明霞是社区的第一掌舵人，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积极发挥着中轴变量的作用，上链接街道、下听取社区民意，其在优先的体制框架内努力撬动社区资源，搭建社区资源网络，打造社区生活共同体。张明霞书记在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搭建共治平台、社区文化打造中发挥着“领头羊”和“中间人”的作用。
张书记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牵头共创社区治理模式，通过牢抓党建引领，创建“红色领航”“鲜藕沁香”的党建品牌;结合社区特点，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先后推出“担鲜藕”“网格化管理”等治理模式;落实社区服务社会化，引入蝴蝶妈妈社工机构，着力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共管的舟山花园社区，在“街居型”向“社区型”的社区治理模式的过渡中实现社区创建，通过优秀社区创建为社区争取丰富的创建资金，完善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不忘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让居民参与进社区治理管理，打造出社区共同体。
社区书记让渡出治理空间，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共创社区，在“精简法”的指引下，通过与专业社工的合作，挖掘筛选社区精英，打造社区骨干团队。同时书记放开社区社团注册限制，提高社区草根组织数量。为加强组织间关联度，为社区骨干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调动居民入场参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与其他两社联动建立社区组织联盟，为骨干精英提供了组织共治平台。由此社区精英的挖掘和培育成为了社区人力资源活化的重要方式，而社区组织再造为发挥组织合力作用，提供组织资源。
社区书记在深知社区“过渡型”社区性质的同时，努力发掘社区文化资本，取精华、去糟粕，在社区内既倡导传承优秀评弹文化又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由此引导居民的精神健康，增加了社区的文化动力，形成社区精神文化内核。
（二）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建构的次级行动者：社区两委及社区工作者
居民委员会是建设社区的核心力量，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是政府在社区的延伸，作为实现“社区制”的行政载体，居委会的行政力量推动了社区“三社”的互联互动。职责上，居委会对上级政府负责，承接上级政府委派的行政任务，在重构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居委会发挥其创新能力，创新了治理模式，完成行政职能的成功转变。
社区两委班子是社区创新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围绕书记的指示和要求开展社区次级行动。他们与党员关系密切，成为党建活动的有力推动者，在网格化管理的实施过程中，社区两委成员响应管理要求，做好居民需求的传话筒。两委在此治理中还依托互联网优势创新治理媒介，创建网络共治平台，打造社区微信公众号，让其发挥社区社会服务信息的平台的作用，既保证了服务信息和居民声音传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又借此宣传出舟山花园治理的成绩，因此在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的过程中展现了高效行动能力。
在蝴蝶妈妈社工机构入驻后两委派专人与蝴蝶妈妈负责人对接，形成了有效联动，并认真学习、应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推动了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让自己成长为社区人才资源中的重要部分。
（三）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建构的协同行动者：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执行方——“蝴蝶妈妈”及其一线社工
苏州市姑苏区蝴蝶妈妈社工服务社在2016年7月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成为首家入驻香山街道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
社工机构及其一线社工作为社区书记的协同行动者，围绕社区总结创新的“担鲜藕”模式，抓住“管好老的，带好小的，接力中坚”的宗旨，制定了以基础、治理、增能、增值四大类服务为核心的服务计划，设计符合居民需求的社区专业服务，重点挖掘老人和孩童的社区建设资源，让其在社区创建过程中充当志愿者，同时也让这两类人群带动中青年人群参与社区治理，充分发挥了社区参与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社工协助社区书记挖掘社区中的精英资源，通过活动发掘、自愿报名等方式补充社区精英人选，对其进行培育，让其发挥领袖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发光发热。在构建社区组织联盟的过程中，社工运用自身专业能力，帮助构建现代化的社区组织体系，完成“草根”社团到专业的社区内生组织的转变，以此有效地发挥内生性组织在社区中的自治作用。总体而言，社工组织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社区建设中，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并行，努力团结居民，引导居民参与，加强居民间信任感，培育出社区社会资本，从而提升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区。
（四）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建构的参与行动者：社区社团与社区志愿者
舟山花园社区目前正有序培育草根组织。社区内拥有多个文体活动社团，为发挥合力效用，“三社”积极联动将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红色领航”的社区社会组织联盟，为社区内生组织形成治理合力提供平台。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反映，社区社团是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突破口，为这些“洗脚上楼”的农民顺利转型提供的渠道，也是开展居民公共生活的平台，发挥社区参与网的中介效应，居民通过参与组织活动，加强了邻里交流互动，创造出邻里资本，加深居民间的信任感，继而培育出社会资本，同时社团活动的开展也有益于引导健康的文化生活，增加社区优秀的文化资源。
社区志愿的参与者是社区内的热心成员，参与志愿活动最终是为了营造社区，使社区回归本质属性。目前社区内拥有一支志愿者队伍——七彩小队，这支队伍主要是由社区内的青少年儿童组成，其他的志愿者队伍多是因不同活动需要组建的临时性志愿者队伍，这些社区志愿者由社会工作者带领，在服务中实现自我，完成自我身份的转换和社区的创新建设。舟山花园社区的大部分志愿者通过参与集体行动，创造出了集体层次的社区社会资本。
虽然社区活动已由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志愿的普及力度还不理想，成年人組建的固定的社区志愿者队伍还未形成，还需各方主体联动大力打造，以此发挥出更多集体行动的优势。
目前，由于资金和利益问题，社区组织联盟还未注册。联盟注册问题在经过几轮商谈后被搁置，这是三社联动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也是社区草根组织在正式化和非正式化模式中的权衡，但这阻碍了社团朝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也不利于激发组织联盟更深层次的合力作用。
（五）社区“三社联动”机制中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形成
治理模式再造。依托社区两委组织，社区书记积极掌舵、蝴蝶妈妈机构积极配合，在调研考察、分析社区服务需求和社区基本情况后，探索出在党建引领下的“一部四议”“网格化管理”的创新治理模式，应用该模式开展社区创建，由此拓宽了社区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等。
共治平台再造。通过社区书记让渡治理空间，蝴蝶妈妈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招标嵌入社区配合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建设，在此过程中，社区书记和蝴蝶妈妈共同挖掘培育出社区精英骨干、打造精英队伍，激活了社区中的人才资源。社区精英通过社区组织联盟的建设完善，打通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渠道，构建出社区支持网络，从而活化了社区资源，尤其是培育出了社区社会资本。
文化再造。舟山花园社区的文化再造再生了社区中的文化资源，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旧文化融合交替的产物，如有热爱评弹的社区居民在社区文明创建的垃圾分类活动中，创作的宣传民歌，为垃圾分类在社区内的推广普及添上了文化的韵味。社区书记在表明了文化再造意图后，与蝴蝶妈妈机构、蝴蝶妈妈社工合作联动，由蝴蝶妈妈制定活动方案，吸引居民移风易俗、传承优良文化，从而打造出文明社区。
功能再造。“担鲜藕”的服务模式成为了社区功能再造的关键连接，该模式贯穿了社区各治理主体开展服务的始终，以此更容易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带动更多的潜在资本的浮现。（上述模式如图1、图2、图3所示）
八、舟山花园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打造社区党建品牌，促进社区营造。由于拆迁安置小区的特殊性，针对社区边缘化意识和边缘化人群，舟山花园社区牢牢抓住社区党建，精心打造“红色领航”党建品牌，充分发挥党组织开展”三社联动”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并通过党建引领，调动社区中的党员精英力量，创建党员志愿者队伍，从培育党员志愿者开始，发挥社区精英骨干“穿针引线”的作用，转变“事不关己”心态，将“社区是大家”的概念播种人心，让社区事务进入每个家庭，促使社区由地域共同体向精神共同体转变。
明确发展规划，实现模式转型。舟山花园社区居委会制定“三年计划”，明确自身发展规划，致力于实现三社联动模式由嵌入式向内生式的转变。由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原有的非正式组织，组建领导孵化社区内部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激发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促进社区不断内生社会组织和人才资源，逐步扭转“强国家，弱社会”社会发展现状，实现社区基层治理的去行政化和自治化目标。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明晰定位高效联动。舟山花园社区顺应时代需求，有效整合社区各方资源，通过建立“一部四议”模式、党建联盟、监督委员会，协同蝴蝶妈妈社工机构、社区两委，明确各方定位、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发挥多元化社区管理主体作用，打破参与主体“边缘化”困境，提升“三社联动”模式的运行效能。
营造社区文化氛围，建设精神文明。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作为香山街道城市社区建设示范点，舟山花园社区高度重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在街道文明城市创建领导小组的带领下，主动对接群众需求，积极打造群众文娱载体，大力培育社区群团组织，营造欣欣向荣的社区文化活动氛围，引导安置小區居民移风易俗，知礼守节，为谱写文明城市创建的社区篇章吹响了号角。
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拓宽居民发声渠道。基于对社区参与理论的思考，为了充分发扬民主，舟山花园社区探索推出“一部四议”管理法，切实打造民主管理的新型社区;建立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参事议事作用;创建社区微信公众号，提供社情民意反映平台。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居民发声渠道，切实了解居民诉求，促进居民参与、激发居民自治意识，提升居民自我效能感，真正做到居民“实有权”。
九、结语
苏州市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花园社区在以张书记为核心的社区干部、“蝴蝶妈妈”专业社工机构、社区精英骨干、第三方监测机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等的积极配合下，在资源活化、社区治理、社区再造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一套适合社区内部发展的“1+3”特色模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区自治组织群体，开展了大量符合居民需求的一系列活动。社区各主题体围绕“三社联动”的社区发展模式积极探索，把握好社区“在地化”优势和社区“过渡型”特征，有效挖掘社区的人力、文化、物质、组织、社区社会资本资源，在社区治理模式、打造共治平台、文化、功能方面形成再造，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治理成果，提升了社区治理绩效。虽然目前社区建设仍然存在问题，但通过细节打磨，完善联动机制，社区创建就能够提升到新的高度，离打造社区居民幸福生活的共同体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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