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佛系”成为一部分青年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佛系”青年深刻的本質特征在于缺乏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消费文化的影响、网络公共领域的衰落以及来自家庭、社会的多重压力是导致“佛系青年”产生的社会根源。青年一代的思想境界、价值观念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还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学校和全社会都应该关注“佛系”青年，引导其转变“佛系”心态，树立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关键词：“佛系”青年;社会根源;引导
近年来，“佛系”成为一部分青年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佛系”青年深刻的本质特征在于缺乏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时期，正处于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阔步前进的关键时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拼搏，尤其需要青年一代的艰苦付出与不懈奋斗，显然“佛系”青年的生活理念与当前提倡奋斗精神的社会共识是背道而驰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的思想境界、价值观念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还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透视“佛系”青年产生的社会根源，对其加以针对性的引导，使他们树立起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燃起奋斗的热情，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佛系”青年现象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总体来说主要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网络公共领域衰落的影响，此外，多重压力下青年对现实的逃避也促成了“佛系”青年的产生。
一、消费文化的影响
“佛系”青年现象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首先，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文化正塑造着青年一代的生活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世界，深刻影响着当前青年人的生活。消费社会理论来源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以阿多诺、马尔库塞、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和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学者杨淑萍认为，消费文化是一个包含“消费的文化化”和“文化的消费化”的双向互动过程[1]。就是说，消费文化既是指经济生活中的消费活动与消费对象超越了经济本身的意义而富有了文化学的意义，又指经济生活中的消费对象向精神文化领域扩展，使精神文化产品也具有了商业特性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消费商品，不仅看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还考虑通过商品来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与身份地位，就是说相比于使用价值，人们更加关注商品背后所隐含的消费者的身份地位、文化品位、生活层次等，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的中国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当前的中国青年人早已无法理解和想像过去那种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匮乏的生活，同时，随着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者们认为，“消费社会在当代中国已经有所萌芽”“从观念上看，社会上已经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消费主义热潮”[3]。虽然消费主义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但是它所强调的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青年一代陷入价值困境，无法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消费主义总是与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相连，腐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人成为物质和欲望的奴隶，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全面萎缩。”[3]
“90后”“00后”从小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成长于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消费文化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理念与价值观念，消费文化中体现的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因素与“佛系”青年注重个体感受与自我满足、及时行乐、缺乏约束与责任等特征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可以说是“消费文化”造就了“佛系”青年。
二、网络公共领域的衰落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当代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将公共领域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进行了深入探讨，至此之后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成为热潮。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者，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和批判，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大众报刊产业逐步兴起并取代了具有文学批判性质的杂志，这些报刊为了迎合教育水平较低者的娱乐与休闲需求，用一些博人眼球的社会新闻与人情故事排挤报刊上政治和公共事务内容的空间，使文化批判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学者熊威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将所有由网络产生、发展和演绎而组成的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私人领域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域，称之为“网络公共领域”[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领域，网络媒介所开辟的表达行为和交换意见的渠道，形成一股从未有过的社会力量。然而，随着公共传媒逐渐变得越来越具有商业的逐利性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一样，大众对文化也从批判转变为消费，各种刺激人们感官的娱乐文化占据网络，使网络公共领域日益衰落。“商业利益的过度侵入，促使传媒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使公共性原则受到市场规则的侵蚀，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即非商业化原则被破坏，从而给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带来重大影响。”[5]
“佛系”青年突然在网络上流行起来就是对网络公共领域被商业原则破坏而逐渐衰落的印证。对于这种消极文化现象，网络媒介非但没有进行批判，相反为了增加点击量、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而推波助澜竞相传播和宣传。而青年作为这场网络调侃的“主角”，非但没有发声进行驳斥和批判，反而纷纷将自己贴上“佛系”标签进行自嘲，“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自省，只看到一场关于‘佛系'的网络狂欢”[6]，年轻一代的理性与思考能力变得越来越肤浅和娱乐化。
三、多重压力下青年对现实的逃避
盡管当代青年伴随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厚物质生活成长起来，与父辈们相比，他们物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精神生活面临着多重压力。受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父母对独生子女寄予极高的期盼，希望他们能出人头地。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人生从此高枕无忧。根据教育部数据，2019年毕业生人数高达834万，就业创业工作形势严峻。近年来，一方面毕业生持续增多，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社会对工作岗位整体需求量减少，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要求也水涨船高，青年学生就业压力非常大。一些青年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深造，但是这也不是一条坦途，据搜狐网报道，考研学生人数“从2017年到2019年，每年的增长人数都在30万以上，尤其是2019年，相对于2018年的238万，人数增长了50多万。”可见，青年学生的就业、升学压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步入社会的青年，事业、婚姻也不是一帆风顺。初出茅庐的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面临左右两难的境地，大城市有利于事业发展，工作机会多，但是房价居高不下，人才竞争激烈;中小城市生活压力小，但有些青年又不甘心经过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却到资源与各方面条件都有限的中小城市发展。婚姻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青年工作时间短，阅历浅，经济收入和财富积累相对来说都比较薄弱，而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使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甚至泛化到了婚姻、情感领域，婚姻的经济成本不断加大，从小没有吃过苦的“90后”“00后”青年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面临学业、就业、事业以及婚姻的多重压力，有些青年在一再受挫碰壁后，选择逃避遁世的心态来对待或者自我解嘲，而“佛系”文化主张对待一切事情无所谓、随缘、放下，这正为当前承受多重压力青年提供了一个宣泄自我的渠道，使青年们找到一种与社会现状进行“和解”的新方式。
纵观以上所分析的“佛系”青年产生的原因，无论是消费文化的侵染、网络公共领域的衰落抑或是来自现实世界多重压力的影响，其实质都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思想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人们过于沉醉于追求物质财富与生活享受，好逸恶劳，丧失了奋斗精神，忽略了思考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衍生出“佛系”的人生态度。尽管目前来看“佛系”只是青年中的亚文化现象，但是这种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侵蚀着青年的思想。学校和全社会都应该关注“佛系”青年，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成长成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肩负的时代使命与责任，转变“佛系”心态，树立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力量。
参考文献：
[1]杨淑萍.消费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N].2017-10-28（1）.
[3]闫方洁.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16，217.
[4]熊威.网络公共领域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39-40.
[5]杨仁忠.论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衰落”机制[J].学习论坛，2011（10）：48-51.
[6]成庆.“佛系”：公共领域衰落与个体精神自救——兼与孙向晨等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8（1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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