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新浪潮”以来,中国香港电影一直带着自我与集体的“身份问题”,行走在身份建构的路上,文化层面的“寻根”步伐未曾停止。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中国香港电影“香港+岭南”的文化互融模式与经验,两岸三地影视合拍成果可观。本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香港电影的怀旧书写中挖掘岭南文化精神,归纳、分析典型人物,从坚韧的性格、进取精神以及佛道信仰三个方面阐释中国香港怀旧电影中的岭南文化精神内涵,并为湾区影视文化共建的新命题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中国香港电影;怀旧书写;岭南文化精神;湾区影视文化共建
2004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引发了两岸三地拍摄合拍片的热潮,预示着粤港澳地区的文化产业合作的向新的阶段跃进、深化。在珠三角湾区概念提出的十年间,粤港两地的文化交流在广度、深度上不断延伸。在此之前,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香港电影中吸纳了诸多岭南文化因子,不断呈现出粤港文化交融的积极姿态。中国香港怀旧电影中频繁出现的岭南文化元素,其重要原因在于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背景。
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汉唐以来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口,有诸多历史悠久的通商口岸,商业气息浓厚,形成了包容、开放、世俗化的地域文化氛围。务实变通、敢闯敢拼、乐观向上、开放兼容的文化气质融入到岭南文化血脉当中。在历史与地理的双重作用下,中国香港文化与岭南文化拥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处于共同文化圈的粤港文化互动互通也从未间断。其中,道家、佛家、阴阳五行等宗教文化和武侠文化、世俗文化等具有岭南风格的文化精神传统对中国香港电影文化影响深远,使中国香港电影走出了严肃的高阁,走向了亲切的家常,甚至达到了“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大卫·波德维尔语)。
中国香港电影作为中国香港社会文化的变迁的重要表征,其怀旧书写亦投射出中国香港的社会文化意识的主要形态。在其电影镜头下,草根阶级的文化记忆、精神生活中时常可见岭南文化的深刻烙印。世俗、进取、开放的岭南人文精神渗透到了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香港电影“港味”的形塑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岭南文化的在地经验成为了中国香港电影怀旧美学的重要表征。
一、经世致用、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
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岭南文化精神渗透到中国香港草根阶级的文化生活中,参与构建了在逆境中奋斗不息的“狮子山下”精神。《岁月神偷》以罗父俯身勤勉工作的背影作为开幕,讲述了罗父母以一家鞋店撑起整个罗家,勤勤恳恳工作的生活全过程。罗父在台风中誓死守护鞋店,“做人,最紧要系保住个顶,就唔怕晴天晒,雨天淋”。罗母总坚信“做人总要信!”即使是儿子被血癌夺去生命,她依旧坚信生活是“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一步”。不管生活中面对什么困难,罗父母凭借坚韧的信念,想方设法渡过重重难关。也正如导演罗启锐所说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只要愿意努力,都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贵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香港人,性格坚韧不屈,工作勤勤恳恳。她十四岁开始打工供养弟弟们上学,丧夫后独自一人抚养儿子。电影中,贵姐经常路过超市的抽奖台,但她每次都只是淡淡地瞟一眼,然后继续走路。有一次,婆婆建议她去抽奖,贵姐笑笑说:“不会中的。”贵姐始终相信:只有依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才能有所收获。勤劳节俭、坚韧刻苦的中国香港精神在贵姐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桃姐》(《A simple life》)中的桃姐是来自广州的自梳女,她一生忠心伺候主人,有着广东人吃苦耐劳、精打细算的传统。《阮玲玉》中,阮玲玉虽然已是上海电影界的当红影星,有着不菲收入,但她身上仍有着广东人勤俭节约的传统品格,她在生活中仍然省吃俭用,并保持着每天记账的习惯。《细路祥》中,小男孩祥仔继承了中国香港人、岭南人吃苦耐劳的共同文化秉性,小小年纪就开始做外卖生意。
二、敢闯敢拼、团结自信的进取精神
《岁月神偷》中大儿子罗进一坚持认为“第三不算赢,第二也不算赢,不论什么比赛,只有第一才算赢”,他不断拼搏,追求出类拔萃。罗进二身上也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对“能够倒背26个英文字母才叫棒”信以为真,他不甘落后,用倒背如流告诉白礼义:我能行!时间和磨难偷走了他们的安定和生命,但却偷不走罗家兄弟自信、拼搏进取的精神。《点五步》中,卢校长带领沙燕棒球队,遥望狮子山,热血沸腾地高呼“赢就一齐赢,输就一齐输”的口号。电影中,沙燕队的孩子们住在唐楼,身处草根阶级,但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期待通过奋斗和拼搏走向憧憬的未来。《点五步》的英文名《Weeds on fire》(燃烧的野草),电影通过球队的崛起、夺冠,反映了具有顽强生命力、凝聚力的中国香港人形象。正如《沙燕之歌》中唱到的:“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相信,捱过明天的试炼,会在背后发现天际聚满飞燕。”《十月围城》中,20世纪初中国香港草根阶级的革命义士自发成团,在为保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献出生命,展现了中国香港草根阶级团结侠义、敢于破旧立新精气神。《打擂台》罗师傅说:“擂台,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打。想放弃,就唔好打,唔打就唔会输,要打,就一定要赢!”这种尚武、抗争的武学精神成为了“会赢、要赢”的中国香港精神的隐喻。罗新门弟子们坚守“情與义值千金”的为人准则,在重建的“共同体”中,重拾自信,向对手发出挑战,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认同携手度过重重难关。
三、开放兼容的佛、道信仰
位于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远离传统中原儒家文化,在与海洋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本土文化形态。其中,外来佛教思想、本土道家文化对岭南地区、中国香港本土的信仰形塑、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无间道》片名取自《涅槃经》,电影中的背景音乐也浸染着浓浓的佛乐色彩。电影中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传达出佛教所主张的的“业力牵引”“三世因果”的宿命观。《风云之雄霸天下》中泥菩萨的批言:“我只知天理循环、因果报应,冥冥中自有主宰。”也呈现了天命难违的宿命主题。《黑社会》中,森哥和龙根哥被多次从山顶推下去,再抬上来,再扔下去,在人物行为中呈现了身份轮回的意味。在杜琪峰的《大只佬》等电影中,复仇作为一场两方交织的循环接力,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结局,因果循环的宿命论更是成为了人物生存的至上理念。
道家思想作为岭南地区的本土宗教理念,吸纳了黄老学术、老庄哲学、隐士思想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地域性。道教文化、道家思想在中国香港武侠电影中有所体现。《一代宗师》里,叶问与宫二在酒楼中比武时订下了“打烂一样东西就算输”的规矩。与东北人宫二的好胜不同,叶问对比武胜负和输赢抱有一种超然态度。这种武学理念与岭南文化、中国香港文化的多元包容的精神气质是相融通的。泰迪·罗宾在《打擂台》中的人、鬼演绎虚实交相辉映,将真实存在、回光返照、旋即死掉等不同状态的罗新间演绎得淋漓尽致、错综复杂。罗新虽已死,但“擂台只是一个坊方,要打的话,处处都是擂台”的这种超越时空的价值观念在他死后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力量,不断演变成为超越胜负的精神追求。电影中曾经实实在在挂存的腊鸭,如今早已被冰鲜鸡所“假代”,作为一个个符号象征与隐喻,告诉观众:所有符号都能作用于现实,重要的不是实物,要扭转的也不是实际的胜负,真正的输赢存于人的心中。英雄会逝去,旧物会遗失,一切的事实存在皆无迹可寻,并终将改变,只有精神才能永远被承继,不断重生。这一“万物皆空”的超然观念正是佛道理念在中国香港怀旧电影中的特别呈现。
无论是在怀旧中回望、在现实中坚守,还是在想象中进取,中国香港电影在“借来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对所处时代的洞察,对城市变迁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以不同的姿态去建构属于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在历史的离散中不断重构出一部部带有岭南风味而又属于中国香港人的精神史诗。
面对全球化、湾区文化建设新命题,中国香港电影作出了诸多理论探索和实践选择。“香港+岭南”的电影文化发展模式,以岭南文化为桥梁,在地域性、文化性上,回望追溯同根同源的历史传统,链接岭南文化资源。在追求中国香港文化本土性、保有独特的文化底色、坚守文化自信的同时,保持多元兼容的文化态度,让“港味”更多元。搭上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機遇,运用“互联网+”等跨媒介创新手段,不失广阔的全球视野,深化开放格局,结合“引进来”和“走出去”,对中国香港电影未来发展、湾区影视文化共建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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