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陈陈

　　摘 要：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死亡为切入点，将鄂温克民族百年来的兴衰变迁置于岁月的长河中，探知他们对生与死的价值判断，从而凸显死亡背后所蕴含的生命美与人性美，深化了小说的文化主题。本文从死亡与宗教相结合的温情叙事风格、多样的死亡情节设置、死亡抒写背后的精神内蕴三个方面来探讨迟子建笔下坦然豁达、充满大爱的死亡叙述。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死亡叙述;生命赞歌

　　一、死亡与宗教相结合的温情叙事风格

　　迟子建说：“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1]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将死亡与萨满宗教相结合，投射出悲天悯人的大爱。灰驯鹿刚出生的幼仔代替列娜从这个世界消失，而多年后列娜离去，这奶汁枯竭的灰驯鹿又如从前般奶汁旺盛;老达西死后，多年未孕的儿媳玛利亚怀孕了，他的灵魂保佑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妮浩一出生即死的儿子救活了因闹饥荒偷驯鹿的汉族少年，而这个少年多年后又将妮浩的女儿贝尔娜带到了她的葬礼;依莲娜消失在贝尔茨河，当她躺在桦皮船上准备漂回营地的时候，“夕阳把水面染得一派金黄……就在那个时刻，拉吉米接生下来一只雪白的驯鹿仔。”[2]一个生命离去的同时换来了另一个生命的降临或重生，这是鄂温克族萨满宗教中万物有灵、福缘轮回的体现。在鄂温克人眼中，“死亡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3]神的存在取代了死亡的绝望，并催生出新生命与新希望。

　　二、多样的死亡情节设置

　　（一）偶然性的死亡

　　冬季迁徙途中，列娜被冻死于驯鹿背上，“我”的父亲林克在给部落换取驯鹿的路上意外被雷电劈死，“我”的母亲在跳完人生最后一支舞后连着生命一起谢幕了，可怜的交库托伐惨死于蜜蜂的袭击……这些人物都离去得毫无征兆，没有刻意地铺垫。当迟子建谈到对死亡的看法时，有这样一番感悟：“我寫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4]在《额尔古纳纳河右岸》中，一连串的死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是作为单独的偶然事件存在的，有些甚至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些意外恰恰这反映了鄂温克人生存环境的恶劣，人类在面对这样高寒低压的大自然时尤其会感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而作者从小就有深切的体会。

　　迟子建自幼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冬季的无限漫长与广袤大自然的不可对抗性使得这位多愁善感的女作家很早便感受到了生命的易逝，但即便如此，像她的祖父母一样世代生活在中国极北地带的鄂温克人，在面对自然时所彰显的顽强和坚韧意志使得生命闪闪发光，脆弱与强大凝聚成一种温情、从容的姿态，深深地烙印在她心中，并借此呈现出来。

　　（二）主动为信念赴死

　　这种信念可以是积怨多年的复仇心理。老达西在年轻时为保护种族的驯鹿而被野狼咬断了腿，一个受族人尊敬的优秀猎手陨落成了需要被照顾的废人，这无疑是对他的最大羞辱，从此，他的眼神完全失去了光彩，直到他拥有了雄鹰奥列木后，复仇的斗志被彻底激发了。老达西夜以继日地训练奥列木，将复仇的信念全部倾注在这只雄鹰身上，最后终于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夜晚复仇成功，并与奥列木一起命丧狼群。

　　这种信念也可以是对部落人民安定生活的守护。鄂温克民族的最高掌权人——萨满，承担着全族生死存亡的重任。正如迟子建所说：“我在作品中塑造的两个萨满，贯穿了整部长篇。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的命运都是悲壮的。我觉得身为萨满，他（她）就是宗教的使者，他们要勇于牺牲个人身上的‘小爱获得人类的‘大爱，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身上所体现的最鲜明的一个特征。”[5]尼都萨满在体力不济时毅然选择殊死一搏去治好日本军官吉田腿上的伤，以捍卫民族尊严，保护族人的生命安危。经过紧张严密的跳神仪式，吉田腿上还在流脓的伤口神奇地消失了，尼都萨满却在脱光身上所有的法器之后，倒在了地上，永远地离开了。妮浩萨满生命的绝唱缘于1998年大兴安岭爆发的森林大火，她头顶是翻卷的浓云和被烟尘笼罩的群山，脚下是苍凉的额尔古纳河，身边环绕着驯良的驯鹿，她的面容一片模糊，身上的神衣熠熠放光，随着跳神的节奏发出晃晃的响声，口里唱着：“额尔古纳河啊，你流到银河里去吧，干旱的人间……”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妮浩萨满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神歌，可还没等她唱完，就倒在了雨水中，山火熄灭了，她也走了。

　　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瓦加罗，为保护电影放映员和马粪包而惨死于熊掌之下;杰芙琳娜为追寻至爱而自愿殉情;耶尔尼斯涅为救母而壮烈赴死……这种为了自我、民族信念而死的人有一种悲剧式的崇高美，是受人敬佩的。如若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那就竭力拓宽生命的厚度，生活在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们，向我们诠释了为美善赴死的生命哲学。

　　三、死亡抒写背后的精神内蕴

　　（一）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

　　迟子建表面上在诉说死亡，其实是为了反思生命，“死亡只是她观照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是她折射人生的一面反光镜，写‘死只是透视现实生活的切入点，写‘生才是思考和体验人生的最终目的”[6]。大笔墨写各样的死亡，并不是在传达冷酷与悲痛，而是以死亡来剖析生命，从而使读者感到生命的庄严与厚重。作为一支生活在高纬度的游牧民族，物质的匮乏、气候的恶劣与野兽的袭击使得鄂温克人的生存备加艰辛，但这也让他们格外珍惜生命。他们将死者进行风葬，并举行神圣的仪式，祈祷他们的灵魂放归山林，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激起了鄂温克人对生的热爱，并以敬畏之心回馈自然与生命。

　　（二）对人性美的发扬

　　人性有善恶，但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迟子建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使人在死亡前没有悔恨，而是在精神上获得涅槃重生。玛利亚一直不看好儿子达西与杰芙琳娜的结合，因而处处排挤她，甚至造成了杰芙琳娜的流产，她对儿媳的仇恨一直到弥留之际才出现转机。临死前的玛利亚摆脱了偏见，甚至劝告杰芙琳娜要和达西好好生活，仇恨在死亡之际得到消散，人性的善良净化了之前的丑恶，开出灿烂之花。伊芙琳作为小说中的悲情人物，一生缺少关爱，强硬执拗的性格让她伤痕累累，也使身边的人痛苦不堪，但在生命消逝之前，她用最后的气力帮助玛克辛姆治好了烂疮，这一善举照亮了她的灵魂，散发着人性善与美的光辉。人非完人，会有迷茫、仇恨甚至罪恶。但迟子建让人在死亡之际灵魂受到洗涤，并用人性之美加以净化。生死不过是自然的本真形式，超越腐烂的肉身与灵魂的升华才是她所考量的。

　　（三）对死亡的坦然态度

　　鄂温克族人面对至亲、同胞的死亡，大多采取一种坦然的态度，悲痛之后更多的是美好祈愿。他们并不认为死亡就是生命意义的终结，死去的人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另一个时空中。承担叙述重任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90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至亲和族人一个又一个先她而去，她也曾无数次依偎在额尔古纳河的怀抱里放声大哭，但在释放之后，那种潜藏在鄂温克族人血液深处的超然生死观一次又一次地回流到他们的生命里。迟子建说：“我对生命的最初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了的植物，在转年的春天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看上去比前一年似乎更加有朝气。”[7]于是，死亡在她笔下成为了一种有精神追求的超越。列娜、达西、林克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们被称之与天上的鸟儿一起，飛往远方;“我”看到伊莲娜的尸体后悲伤的不是她的自杀，而是憎恨那几颗多事的柳树，因为伊莲娜就是一条鱼，她应该沿着贝尔茨河一直漂向人们看不见的远方，这样她的灵魂才算真正有了安放之地。迟子建始终没有把重点聚焦在死亡本身，而是通过刻画鄂温克人在面对死亡时的超然态度描摹生命的美感与质感，她用一种宽广的胸怀去表达坦然而宽容的人生态度。尽管我们都深知死亡是一个无法逃避和无从预知的生命体验，但我们可以积极地去拥抱正拥有的生命旅程，这正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带给读者的力量。

　　四、结语

　　死亡向来沉重与悲痛，浸透着冰冷与黑暗，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死亡所带来的绝望被一种哀而不伤的表达所取代，使读者在死亡阴影的背后看到了鄂温克人坚韧的性格特质和至美至善的人性之美。正如戴锦华评价道：“生与死在迟子建笔下有着一份别样的单纯与质感，但不是、不仅是诗情书写中的生的礼赞、生的悲歌或死的哀叹。在迟子建笔下，比对生死之秘的痴迷更为清晰的，是颇为独特的对生死之迷的了悟。”[8]迟子建通过对世代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上鄂温克民族的史诗性描写，突出表现了他们自觉的生命意识、超然的死亡观念。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东北文化仅仅代表荒寒与粗鄙？[N].辽宁日报，2006-05-12（3）.

　　[2]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56.

　　[3] 迟子建，郭力.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1）：62.

　　[4]方守金.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4.

　　[5]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34-35.

　　[6]闫秋红.论迟子建小说的“死亡”艺术[J].小说评论，2002（2）：31-35.

　　[7]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206-207.

　　[8]戴锦华.迟子建：极地之女[J].当代作家评论，1998（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