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欣

　　摘 要：用典是古代诗文创作最为常见的修辞手法，其中所用之典故从本事到生成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凝结过程。单以“鸥鹭盟”典故的生成为例，《庄子》首论“机心”，以期摒弃机巧算计的功利之心，这与《列子·黄帝》中《好鸥鸟者》一篇的立意不谋而合，后人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鸥鸟忘机”的典故，又于鸥鹭并称的传统影响下形成“鸥鹭忘机”之典，此后其内涵指向愈发明确，最终形成了“鸥鹭盟”的典故。

　　关键词：鸥鸟不下;机心;鸥鹭忘机;鸥鹭盟;

　　用典是古代诗文创作中最为常见的修辞手段，用典之妙在于作者不必直陈己意，仅借助典故便可委婉地传情达意，其中所用之典故通常都包含着一段故事，表明它的语源，一般需要加以解释，才能使人明了，因此可以说往古之事是后世用典的直接来源。事实上，用典正是始于用事。诸如在文章中引用古代之事、古人之言，均可称之为用事。而用事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均有涉及，先秦诸子之作中更是不乏其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中对此更是有着详细的论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虽说用事以说理已初具用典之规模，但与传统修辞意义上的用典仍有所区别。

　　只是从用事过渡到用典，仍有迹可寻，如《离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所称之“彭咸”为殷大夫，数谏其君而不纳便投水而亡，此处提及“彭咸”便是委婉表达其欲效仿彭咸投水自尽的意愿，可谓是后世用典之滥觞。自汉始，随着汉赋的兴起，辞赋家爱好堆砌辞藻，铺张扬厉，用典之风渐盛。魏晋六朝时期，时人以博闻自负，文章尚繁缛，常于文章中隶事炫博，致使用典成一时之流俗。仅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例，全文一百六十多句，用典竟达五十余处，殊不知典故过于密集，极易使读者产生目不暇接之感，若不能遍知群典，一篇读下来简直不知所云。由唐入宋，世人越发注重学问，诗词盛极一时，以典入诗、以词隶事更是备受世人推崇，用典之法于诗词中越发受世人重视，成为历代诗人词家最为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以至于后世论及何谓典故时，多将之解读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

　　事实上诗文中所引用的典故除前人成句外，多为事典，内涵丰富，且指意明确，有文献依据，并具有可追溯的原初故事情景。只是从本事到典故的生成，期间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凝结过程。一般而言，典故的形成伴随着历史而前进，在吐故纳新中寓意愈加丰富，其核心内涵也渐趋稳定，最终在广泛使用中取得历史地位。但这并非终点，事实上各典故在其使用过程中会因其间的某种相关性，而产生碰撞，甚至会因此而催生出新的典故或相近的表述形式，并在接受过程中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今特从《庄子》之“机心”出发，探究“鸥鹭盟”诗歌意象的生成机制。

　　一、“机心”典故的生成

　　无论是“鸥鹭忘机”还是“鸥鹭盟”，其核心内涵均与“机心”直接相关，因而一切仍需从“机心”论起。“机心”首见于《庄子·天地》篇：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正如成玄英疏曰：“夫有机关之器者，必有机动之务;有机动之务者，必有机变之心。机变存乎胸府，则纯粹素白不圆备矣。纯粹素白不圆备，则精神玄境，生灭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载也，是以羞而不为。此未体真修，故抱一守白者也。”

　　机械固然可为人们提供助力，但若存机变之心，便会使人对这种便利产生过度的依赖，处处以机巧为先，从而为物所役，渐使人逐步丧失自己的主体精神，因此只有远离机巧才能保真守中。务求机巧，是一种极为功利性的行为，有违中正平和之道，若以逐利为先，必会使人产生权谋诡诈之心。因此，“机心”又被引申为为求机巧而萌生出的功利巧诈之心。更加之，不动“机心”、安然恬淡的“为圃者”，绝类隐士，足以使人肃然起敬，因此当“机心”经反复陈述，以典故形式应用于后世的诗歌创作中时，渐与高蹈风尘外的隐士之风相关联。

　　只是当“机心”以典故形式应用于诗歌创作中时，存在着多种表述形式。如明代刘基《浣溪沙》词：“早息机心劳役少，懒闻世事往来疎。”以“机心”为典;唐代陈子昂《题田洗马游岩桔槔》：“谁怜北陵井，未息汉阴机。”杜甫《登舟将适汉阳》：“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南宋刘克庄《诸公载酒贺余休致水村农卿有诗次韵》：“户外荒园久不窥，桔槔已息汉阴机。与鸡窠老略相似，微鹿门翁谁与归。”以“汉阴机”为典;唐代张夫人《古意》“丈人不解此中意，抱瓮当时徒自贤”、宋代周孚“毁车东马吾何敢，抱瓮相从老汉阴”、清代陈学洙《哭外舅林西翰先生》“立锥无地能安道，抱瓮何心但息机”以“抱瓮”为典;唐代奚贾《严陵滩下寄常建》“已息汉阴诮，且同濠上观”以“汉阴诮”为典;明代何景明《立春日作》“心存汉阴灌，躬学南阳耕”以“汉阴灌”为典;除此之外还有“嗤桔槔”“灌阴叟”“灌园人”等，诸如此类都是“机心”的变体，同源同典，且其与“鹿门”“濠上”“南阳耕”并用，隐世之意越发明确。

　　二、从“机心”到“鸥鸟忘机”

　　《庄子》借“为圃者”之口论及“机心”有害于道之事实，意在警醒世人勿动“机心”，对此并非没有解决之道，诸如其屡次提及的“心斋”“坐忘”“忘适之适”，均不失为化解之法。但无论是“心斋”“坐忘”，还是“忘适之适”，皆重在于“忘”，力求以“忘我”的精神状态摆脱“机心”，回归道之本真，于杜绝“机心”而言，便是“忘机”。“忘机”之说渐为世人所接受，与“机心”一道成为诗歌创作中常用的典故。如唐代卢照邻《山林休日田家》“耕田虞讼寝，凿井汉机忘”、唐代柳宗元《柳州寄丈人周韶州》“丈人本自忘机事，为想年来憔悴容”、唐代吴筠《题龚山人草堂》“灭迹慕颖阳，忘机同汉阴”、唐代崔湜《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还嗟绝机叟，白首汉川阴”、宋代黄庭坚《追忆余泊舟》“老大无机如汉阴，白鸟不去相知深”、清代王士禛《蔬枰图诗为宋射陵作》“忘机成老圃，抱瓮偃空林”、清俞国贤《归来》诗“荒圃一区行灌亩，遗书几卷坐忘机”，仍以《庄子》中“为圃者”为本事，只是无论是“忘机”“绝机”，还是“无机”，均是对“机心”一典的反用，隐隐传达出超脱俗世、与世无争的隐者风度。其后这一典故更是在流传过程中与“鸥鸟不下”相融合，从而产生了“鸥鸟忘机”的新典故。

　　“鸥鸟不下”出自《列子·黄帝》篇，中有《好鸥鸟者》：“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在此寓言中鸥鸟极富有灵性，能够适时体察人心之变以保护自身，因此后世常用以比喻觉察别人将加害于自己而加倍防范。后世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高柔传》首用其事：“夫贞夫之一，则天地可动，机心内萌，则鸥鸟不下。”可谓是对此则寓言的完美概括，同时也是史上首次将“机心”与“鸥鸟不下”相关联，但不可谓不贴切。即使是“好鸥鸟者”，一旦因利害萌生出“机心”，往日亲密无间的鸥鸟便再也不会与之亲近。而鸥鸟也因其知机识变，成为淡泊之士的灵魂伴侣，被赋予了忘机去俗的寓意。也许是不动“机心”，“从鸥鸟游”的画面过于美好，抑或是與万物偕游的境界过于高妙，令人心生向往，于是魏晋之际的山水田园诗中时常会出现舍弃“机心”之人与鸥鸟相狎的诗意画面，如谢灵运《山居赋》“抚鸥鯈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江淹《孙廷尉杂述》“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机巧。物我俱忘情，可以狎鸥鸟”等皆是对此则寓言的诗意性表达。

　　只是在六朝的山水田园诗中“忘机”与“鸥鸟”虽呈现出逻辑上的关联性，但尚未在形式上凝结成固定表述。而唐时文人常以“鸥鸟忘机”连用，于诗中抒怀传情，如刘长卿《送路少府使东京便应制举》“谁念沧州吏，忘机鸥鸟群”;李商隐《赠田叟》“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牟融《送沈翔》“谩有才华嗟未达，闲寻鸥鸟暂忘机”。如此看来，“鸥鸟忘机”典故的正式成型当始于唐时。初用以形容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的奇妙状态，后来也常用以营造不以世事为怀的恬淡心境。

　　三、从“鸥鸟忘机”到“鸥鹭盟”典故的生成

　　“鸥鸟忘机”并非是此典故链条的最终形态，事实上因为诗文中常以鸥鹭并称共抒隐逸闲适之情，而这一涵义与鸥鸟忘机想要表达的淡泊脱俗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后世便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鸥鹭忘机”的典故。从“鸥鸟忘机”到“鸥鹭忘机”其核心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说该典故链条的基本内涵至此便已凝结定型，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所变化，譬如“鸥鹭盟”典故的产生。

　　鸥鸟意象的形成上述已有所涉及，在此便不再赘述。鹭，《说文》谓其为白鹭。白鹭在诗歌中的应用最早见于《诗经》，如《国风·陈风·宛丘》中有：“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朱熹《诗集传》曰：“鹭，春锄，今鹭鸶，好而洁白，头上有长毛十数枚。羽，以其羽为翳，舞者持之以指麾也。言无时不出游，而鼓舞於是也。”而“鹭翿”则是用白鹭羽毛制作而成的舞蹈道具;又如《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以白鹭起兴;再如《诗经·鲁颂·有駜》：“振振鹭，鹭于下……振振鹭，鹭于飞。”朱熹《诗集传》曰：“振振，群飞貌。鹭，鹭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鹭之下也。”如此可见，《诗经》中“鹭”多为起兴之用，还未被赋予某种特殊寓意，因此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象。

　　事实上，白鹭体色洁白，体形优美，深受诗人们的喜爱，以“鹭”为意象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如李白《送殷淑三首》（其三）“醉歌惊白鹭，半夜起沙滩”、《晚归鹭》：“白鹭秋日立，青映暮天飞”;杜甫《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莫须惊白鹭，为伴宿清溪”、《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等，但其间的白鹭或为诗人构图的点缀，或为恬淡田园生活情景的诗意再现。不过，除此之外，白鹭逐渐被赋予了高洁的品格，这当与张志和的《渔父歌》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此词中的渔父形象源自《楚辞·渔父》与《庄子·渔父》，他们均以与世俯仰且洁身自好的悟道者形象出现，白鹭伴渔父而飞，于是与之相伴的白鹭又因渔父的形象而被赋予了出世忘机的意义。此词影响甚大，正如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记载唐宪宗曾“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该词之名重可见一般，深受此影响，白鹭出世忘机的意象义也为更多人所接受。此后，刘禹锡《白鹭儿》“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李德裕《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白鹭鸶》“余心怜白鹭，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风似雪飞。碧沙常独立，清景自忘归。所乐惟烟水，徘徊恋钓矶”皆赋予白鹭以遗世独立，傲岸出尘的隐士风韵，而这一意义与鸥鸟的象征义可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又因两者皆为水鸟，且常鸥鹭相伴，混杂不分，故而人们便习惯以鸥鹭并称。

　　以鸥鹭并称在唐诗中尚不多见，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如中唐白居易《曲江》便有：“楼台在花杪，鸥鹭下烟中。”可见鸥鹭并称在中晚唐时期便已初现端倪，可谓开鸥鹭并用之先河。其后又有晚唐温庭筠《利州南渡》：“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以鸥对鹭，两者并举，与鸥鹭并称有异曲同工之处。鸥鹭并称唐代所用不多，但常为宋人所用，如苏轼《江城子》“小溪鸥鹭静连拳，去翩翩，点轻烟”、《青玉案》：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黄庭坚《虞美人》“平王本爱江湖住，鸥鹭无人处”;李清照《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刘辰翁《桂枝香》“茫茫角动，回舟尽兴，未惊鸥鹭”等，用例甚多，不胜枚举，只是其共性在于鸥鹭均是以自在闲适、悠然忘机、不知忧愁的形象而存在。

　　唐代白居易有《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机尽笑相顾，不惊鸥鹭飞。”将“机心”与“鸥鹭”相联系，虽据现有资料而言很难断定这便是“鸥鸟忘机”向“鸥鹭忘机”过渡的转折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定然在其间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从“鸥鸟忘机”到“鸥鹭忘机”其核心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将典故中的意象由一个转变为极为相似的两个，只是“鸥鸟忘机”常见于唐诗中更为多见，而“鸥鹭忘机”虽在唐诗中少见，但在宋人诗词中是极为常见。如释绍昙《冢间》“湖山倒影水吞空，鸥鹭忘机万境融”;陆游《夜乌啼》“镜湖西畔秋千顷，鸥鹭共忘机”;赵显宏《殿前欢》“莺花过眼，鸥鹭忘机”;百兰《雨中花》“高趁鹜霞舒啸，低群鸥鹭忘机”;史浩《渔夫舞》“鸥鹭忘机为主伴”;吴琚《浪淘沙》“岸柳可藏鸦。路转溪斜。忘机鸥鹭立汀沙”等不一而足。

　　由“鸥鹭忘机”到“鸥鹭盟”，表述形式发生明显变化，其核心内涵虽未发生转变，但其指向更加明确。如“鸥鹭忘机”除忘机出尘，高蹈风尘外的隐逸内涵外，还有闲适恬淡、悠然自得之意，而“鸥鹭盟”的指意则更加明确，即与鸥鹭为朋，为隐逸之行表明心志。这一典故多应用于宋人之手，在南渡之后的词作中“鸥鹭盟”的典故尤为常见，这应当与靖康之变后，南宋时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南宋王朝始终奉行妥协政策，主战派不断遭受排挤和打压，大批士人因怀才不遇、有志难酬而悲愤难当，进而创作出大量的隐逸词来进行自我排解，其中“鸥鹭盟”便是他们用以表明心志的常用典故。如辛棄疾《水调歌头·盟鸥》有“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等。此外，在由宋入元之际的遗民书写中，也常用“鸥鹭盟”典故以抒发隐逸不仕的情怀，如遗民词人王易简有《水龙吟·浮翠山房擬赋白莲》“别浦重寻，旧盟惟有，一行鸥鹭”，而吕同老同题之作有“共芳盟犹有，双栖雪鹭，夜寒惊起”等。如此可见，遗民笔下的“鸥鹭盟”在“忘机”之余，更有表明政治立场，力求隐世保节的政治情怀。

　　四、结语

　　《庄子》之“机心”所形成的“机心”典故是此典故链条的核心，奠定了该组典故的内涵核心，而从“机心”之典到“鸥鹭忘机”则是与其他有着同样精神内涵的典故相融合的结果。若以“鸥鹭盟”为该典故现有链条的终点，那么至此该组典故形式初定，其基本内涵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也得以凝固定型。从“鸥鹭忘机”到“鸥鹭盟”，其表述形式在发生改变的同时，其寓意指向也越发明确。这便足以证明典故之间在交流过程中会因其所共有的某种涵义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典故与典故间的融合，并由此催生出新的典故，同时也会进一步吸纳与其同质的因素，并最终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眼前。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82.

　　[2]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5-106，304，319.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430-457.

　　[4]张英，王士祯.渊鉴类函[C].北京：中国书店，1985：231.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6.

　　[6]詹瑛.刘勰与《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1.

　　[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18-331.

　　[9]景中.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50-57.

　　[10]姚道生.残蝉身世香莼兴——《乐府补题》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200.

　　[11]潘允中.成语、典故的形成和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1980（2）：98-106.

　　[12]张伟.浅议中国早期古诗中的“飞鸟”意象[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39-40.

　　[13]白建忠.《文心雕龙·事类》辨疑[J].语文学刊，2008（1）：6-8.

　　[14]丁楹.南宋遗民词中意象的审美嬗变——以“桃源”“鸥鹭”为考察对象[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5）：79-83.

　　[15]邹学慧.宋词鸟意象中的隐逸情结[J].经济研究导刊，2011（17）：278.

　　[16]邹学慧.宋词鸟意象文化意蕴[J].文艺评论，2011（8）：78-82.

　　[17]徐旭.唐诗宋词中的飞鸟意象解读[J].学语文，2013（5）：52.

　　[18]张翅飞.从成心、机心到虚心、游心——庄子心学思想探微[J].西部学刊，2016（1）：58-61.

　　[19]陈晨.论宋词中“飞鸟”意象及其文化意义[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56-60.

　　[20]梁晓萍，张晋旗.“技”“艺”之美与庄子的审美主体观[J].中国文艺评论，2018（11）：75-83.

　　[21]梁欢华.“志不在鱼”——宋词渔钓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42-46.

　　[22]王雪敏.宋南渡词意象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31-40.

　　[23]周烝.唐诗飞鸟意象的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5：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