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聪

　　摘 要：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语境之下，教育界逐渐产生了新的趋向：新式学校教育的兴起、民族主义为底色的国民教育的出现、以学生为代表的边缘知识分子的增多。作为拥有留学欧美经历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张奚若，对于这三个趋向都有着自己的思考。本文的中心问题是张奚若教育思想中的学校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学生教育思想。其中，在学校教育中，张奚若坚持完整的学校体系，并注重高质量学科建设;在国民教育中，张奚若主张以个体为中心;在学生教育中，张奚若存在着从主张学术为主到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转变。

　　关键词：张奚若;学校教育;国民教育;学生教育

　　近代中国，教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同，中国的落后是在科技、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落后。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中，这种落后的后果将是亡国。而想要改变这一落后的现状，推广新式教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与其许多同侪一般，张奚若的一生同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张奚若，原名张芸，字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1899年10月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与陕西的辛亥革命。革命之后痛感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便毅然远赴美国哥伦毕业大学修读政治学专业，在1917年和1919年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28年起，张奚若开始在中国的高校内教授政治学。1929年8月起，张奚若开始在清华大学政治系就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权威。1952年，张奚若成为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长，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以1989年版、2019年版两个版本的《张奚若文集》①为主要材料，从三个方面来介绍张奚若的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学校教育思想、学生教育思想。

　　一、张奚若学校教育思想

　　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的“士”走向式微，知识分子群体崛起。在新诞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新式学校教育部分替代了原有科举制的作用。而学校一直是知识分子们生命历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张奚若也不例外。张奚若的一生的多数时间，是以学校为主要舞台度过的。他同学校关系密切，并且阐释了大量关于学校教育的思想。

　　张奚若主张要建立完整的学习教育体系。张奚若认为学校教育应当有完整的体系，各级学校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小学、中学、大学都应建立而不偏废。但张奚若并没有仅限于纸上谈兵，他根据实际情况，对实现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的设想做出部分修改和调整。

　　一直以來，他关注着陕西籍的学生的受教育状况情况[2]。甚至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张奚若依然对陕西籍大学生的情况表示着密切的关注[2]。张奚若在1935年发表了《陕西的教育问题》[2]讨论陕西的教育现状。在本文中，张奚若主张各级教育应当有完整的体系，各级教育机构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只有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陕西落后的现状。

　　张奚若认为，中小学教育是“养成一般国民的最要方法”，如果不重视中小学的教育，则“一般国民的智识必甚简陋”。他主张以建立优质师资条件为中心，加强中小学的学校教育。同时，张奚若认同西安高级中学的发展成绩，他认为高级中学的发展必定可以提高陕西籍学生考取高水平大学的可能性。但是张奚若认为，全省只有西安的高等中学获得良好发展是不够的，希望“同州、凤翔、汉中、榆林等处都能有一个名实相副的高中出现”。

　　对于大学教育，张奚若同样表示了关注。他认为大学教育是必要的，但是现实是“陕西现时没有大学”。他并没有因此生搬硬套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盲目建议陕西兴办综合性大学，而是建议陕西地方教育当局津贴学生去东部发达地区乃至国外进行读书，并且他主张在陕西当地建立专门学校以替代大学教育。“毛织及制革两种，本省有大量原料。似可各设专校，以储人才而期应用。”

　　此外，张奚若主张大学内部的学科设置应该以高质量为第一要求。他反对只关注大学的开设，而不关注学科的建设。他认为师资力量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

　　张奚若批评民国时代北京的大学设置数量过多，学科质量不能保证。“老实说，现在中国全国连一个真正的大学都没有！”[2]张奚若认为，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办学只求虚名并不务实际，过多地追求大学的名号，非大学不办，非大学不教，故过多地开办大学。大学内部的学科的质量却完全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张奚若认为当时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符合真正大学标准的大学。他认为当时北京的大学，每个大学只有一两个学科发展较为顺利，这些大学“名为大学，其实均是大学之一部，并不能成为独立大学”，“多半只能组成一个大学的各科”。正因为如此，张奚若干脆主张当时北京的学校进行合并，“北京只应该有一所大学”，选取其中发展较好的学科，组成一所张奚若所认同的大学[2]。

　　二、张奚若国民教育思想

　　近现代以来，国民教育的作用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普遍达成了国民教育作用的共识，把它看作是提高国民意识中的国家认同，塑造普通民众的身份意识的必要途径[3]。身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中的张奚若，对国民教育同样十分关注。为此发表了系统的论述。

　　张奚若认为，国民教育是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要素。“要有健全的国家，必现有健全的人民”，“有怎样的人民便有怎样的国家”。国民教育的普及，现代国民人格的养成，是现代国家建立的无法回避的进程。他举出西方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西方国家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国民教育与现代国民人格的普及具有重要作用[2]。

　　但是，张奚若对目前中国的国民教育现状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传统中国史没有国民教育，民众被教育要服从，要对君主效忠。张奚若称赞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作用，他认为：“辛亥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独立、自治种种新学说战胜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诸种旧理论的纪念碑。”不幸的是，刚刚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的人格气质的中国民众，却在五四运动之后“甫见萌芽的个人解放与人格培养经过这几年严厉制裁后竟然日渐消沉”。所以张奚若认为加强国民教育以培养国民人格有必要得到重视[2]。

　　在张奚若的国民教育中，对个体的重视是其国民教育的核心思想。张奚若考察了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认为个人的解放是西方成功实现转型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就是“个人变成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基础和归宿，他变成他生命的主人翁，他变成他宇宙的中心”。而个体更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和目的，“政治上一切是非的判断是个人而非国家或政府”，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属于其组织中的个体，一切社会组织的管理也应围绕组织中的个体[2]。

　　在张奚若以个体为核心的国民教育思想中，他持续同以“国家”为核心的国民教育进行对话。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势力不断深入中国，中国被卷入国际政治舞台，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高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更是激起了广泛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3]。张奚若部分承认了这一思想倾向的优点，但是他表示这种国民人格倒置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宾主关系，会陷入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就是再好的统制者……也很难抵抗滥用的诱惑”;另一方面，会导致民众“与国家断绝道德的关系”，失去情感上的认同，反而导致国家陷入危机。

　　三、张奚若学生教育思想

　　民国时代，介于上层读书人和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读书人，学界目前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当时的各级教育机构的学生。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却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热情，对于现实的社会变革更为倾心也更愿意做出行动。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学生为主体的边缘知识分子，已渐渐成为现实政治中的生力军。学生参与政治的倾向日益深入的情况下，上层知识分子，通常为教授和老师的群体反而走向边缘化，出现了“老师跟着学生跑”的现象[4]。

　　在这一背景之下，如何处理通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对学生的教育，成为当时作为老师的知识分子们的一个颇为关心的话题。张奚若同样对学生教育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关切。

　　在抗战爆发之前，张奚若主张学生要勤奋学习，鼓励学生多对理论进行学习，养成自身的学术热情。另一方面，张奚若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学生运动的做法表示批判和不满。

　　早在张奚若游学欧洲期间，张奚若就已经表现出了希望学生专注学术，不要被其他诱惑所误导的倾向[2]。张奚若在回国成为高校教授之后，对于学生的要求依然如故。他在清华大学毕业生典礼上，对毕业生的期望是“奋斗、续学、耐劳”，希望学生们即使毕业之后也要坚持学习，不要放松了学术热情[2]。而对于学生喜欢的所谓“新奇的学说”，张奚若认为他们“今日一般学生在学堂里不肯读书，不能读书，单靠这种副刊作他们的校外讲义和百科全书……拿副刊作教科书……更属堕志，学荒志堕”[2]。

　　而学生们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以及组织各种学生运动的行为，张奚若并不同意。他认为学生们俨然已经成为社会上价值观念的准绳，批判不得非议不得，“只得与他们敷衍迁就，不敢稍持略议”，是“布满北京空际的无形权威”。他认为学生们理性尚未发达，多半感情用事，却成为了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不能算是什么好現象”[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身处北平的张奚若日益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但是国民政府对此对策不多的现状让张奚若十分不满。张奚若的立场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支持学生们进行政治斗争，积极参与社会变革。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张奚若积极撰文进行响应。在《今日学生运动之意义及影响》[2]中，张奚若一改往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正面评价。他认为这是一次“反对近来在平津一带扮演假自治运动有极庄严的情愿游行之举”。学生们进行学生运动，张奚若认为其缘由是可贵的“爱国情感”，是“学生们感觉华北已经名存实亡，在敌人的领土内安心读书，他们无此涵养，也不要此种涵养”。

　　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奚若的立场转向愈发明显，他认为“抗战八年来，当权的反动花样才五花八门的变来变去……没有一点为国家利益着想”[2]“国民党已经要成为过去的了，毫无办法”[2]。在这一思想转变的背景之下，张奚若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今日的学生的行动完全是黑暗政治逼出来的，完全是被动的……情愿牺牲自己的学业上的利益，去尽救国救民道德上的义务”。他教育青年学生，要“保持你们的理想，善用你们的勇气”，要“思想不落伍”“技能不低劣”，更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2]。

　　四、结论

　　张奚若作为留学欧美并且取得硕士学位的上层知识分子，其在救亡图存大语境之下的教育思想值得人们关注。其中，张奚若的学校教育、国民教育、学生教育的思想，是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新式学校教育在国内兴起。但是张奚若认为，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多不足。一方面，张奚若主张建立完整的各级学校教育体系，各级学校分别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中，张奚若认为要重点关注学科的质量，不能只关注开办大学却忽略了具体的学科。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内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风起云涌，民族主义成为思想界人们纷纷征引并力图争夺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稀缺资源”。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对国民教育的重点放在引导国民认同“国家”。而张奚若对此表示有限赞同，他认为国民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个体”自身之上，张奚若并不否认国民理想人格应当认同“国家”，但是要以“个体”为基础构建对国家的认同，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国时代另一个趋势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学生群体通过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深。张奚若早期反对这一趋势，认为学生应当专注于学术学习与研究，不同意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华民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张奚若的学生教育思想日益发生了改变，他逐渐认为，青年学生需要要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做社会改革家。

　　注释：

　　①分别为：孙敦恒，徐心坦，文学宓.张奚若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张小劲，谈火生.张奚若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参考文献：

　　[1]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9-98.

　　[2]张小劲，谈火生.张奚若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256-259，444，259-263，177，177-179，264，269，265，432，243，192，291-293，339，375，377-380.

　　[3]徐海波，邢立军.国民教育、意识形态与身份意识建构——从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受阻谈起[J].学术界，2013（6）：203-209.

　　[4][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105-106.

　　[5]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3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