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心雕龙;辨骚篇;归属
一、前人研究观点综述
《辨骚》篇属性之争在《辨骚》篇论战之中发生最早亦最激烈。根据牟世金先生所言，早在1927年就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如刘师培以《明诗》至《谐隐》的十篇为“有韵之文”，而梁绳伟则以《辨骚》至《书记》21篇为“文章流别论”;范文澜更早在1923年就以“诗之旁出者为骚”而将《辨骚》列为文体之一，到1936年又明确列《辨骚》篇为“文类之首”。两种不同的理解是长期存在的，说明该问题性质的复杂性和难解性。
总的来说，论争的各方主要分为三大阵营，包括文体论、总论和“兼有”说阵营。
文体论阵营认为《辨骚》篇为文体论，主要学者以范文澜为代表，其他包括黄侃、朱东润、黄海章等人;总论阵营人数最多也最占优势，认为《辨骚》篇属于总论，主要学者有刘永济、王运熙、段熙仲、周振甫等。
王运熙的“酌取”说认为《辨骚》实际上是酌骚。刘勰认为，在不违背《五经》雅正文风的前提下应尽量酌取《楚辞》的奇辞丽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不但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提出的一个总原则或总要求，也是他评价历代作家作品的一个总标准。他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归于《明诗》《论赋》一类，正是由于通过《辨骚》与《宗经》等篇联系起来，完整地表明了他这个基本思想。
段熙仲的“承先启后”论认为，《辨骚》篇则着眼于文学的流变，从经典转化到《楚辞》……《辨骚》篇旨在考核其承先启后的关系，“取‘熔经意，自铸伟辞……故曰“变乎骚”。此外，段先生还提出一个关键论点是《辨骚》篇与文体论各篇的“结构”不同。
李炳勋认为，纬、骚与经有异，而它们在当时对文人们的影响很大，不“正”不“辨”，就不能很好树立“宗经”原则，所以特立《正緯》《辨骚》;同时，他也提出与段熙仲“结构不合”相似的观点——“体例不合”;此外，他还提出了释“变”说，认为“辨”就是改变、变化，有弃有取，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批判继承。该论点与段先生承先启后的解释原理同样相似。
“兼有”说阵营以刘大杰、缪俊杰、牟世金等学者为代表，此阵营情况较为复杂，总共有属于总论、兼有文体论性质、属于文体论范畴三说。
缪俊杰先生以为，《辨骚》篇既可以尊重刘勰的原意，作为“文之枢纽”即基本文学观的部分来研究，也可以作为文体论的第一篇加以分析。这不是两种意见的折中，而是它本身就兼有这两种特点所决定的。
牟世金的“兼有”说则对“枢纽”和“总论”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枢纽”并不等于“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辨骚》篇不具备“总论”的性质而具有“枢纽”的作用，系统阐述和论证了《辨骚》篇“具有兼属‘枢纽和文体论的双重性”这一观点。
二、《辨骚》篇是否归属文体论
无论是哪一个阵营都达成了共识：《辨骚》篇归属于“文之枢纽”。首先，作者刘勰已经在《序志》篇中写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篇章的摆放位置区别于全书“论文叙笔”的第二部分;其次，从《序志》中行文逻辑观之，不难看出刘勰意在说明《辨骚》篇与第二部分刘勰讨论文体的所有文章皆有区别。
明确共识后才可深入分析分歧所在。三大阵营的分歧便在于《辨骚》篇自身的特殊性上。其一，“骚体”本身就可作为一种文体在刘勰所处的时代被认可;其二，该篇虽身处“枢纽”，却也同时具备了某些“文体论”文章的特质;其三，作者写作的主旨思想也是判断文章归属十分重要的依据，但是刘勰写作的主旨思想又是另一个争议不休的命题。范文澜、刘永济、王更生都认为是“宗经说”，郭晋稀、赵仲邑认为是“楚辞论”，周振甫提出了“新变说”，段熙仲提出“承先启后说”，孙蓉蓉提出“重文”说等，众说纷坛。
牟世金指出：“《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从刘舞的整个理论体系着眼来研究，把这些问题放到刘瓣的理论体系中去考察，是很容易辩识清楚的。”笔者认为牟先生提供了一个辨析归属问题的重要方式，就是从文学理论的体系和排书架构来观察。
从文学理论体系出发则必须关注全书架构，抓准作者安排的旨意。笔者秉持王更生的观点，认为《辨骚》篇是出于“宗经”之旨意。既然摆放在了“枢纽论”中，那必然就应该从该篇对于“作文枢纽”的作用去分析。枢纽五文中，“原道”阐明“文”之起源于自然，体现了刘勰自然的文学观。《征圣》篇则是说明圣人的作用与贡献，《宗经》篇是详细论述经典的生成、影响，强调经典不仅仅有道德教化的作用，更有“为文宗师”的作用。圣人是作为自然与人的重要媒介，一方面体察自然之文，另一方面将其书写成文，以具象的、易明的方式传播给大众，“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此三篇自成体系，从正面直接说明写作文章应该“宗”的对象以及原因。而《正纬》《辨骚》二篇则是针对历史上颇具争议的“谶纬之学”和《楚辞》进行辨析，从反面讨论是否需要“宗”此二者，以及需要“宗”的部分。故五篇合一成一闭合的逻辑体系，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应宗经”，这符合刘勰写作慎密思维的安排。
笔者以为，《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而周、逻辑严密的文学理论著作，那么判断其中文章的归属，尤为重要的依据便是作者为文的旨意，旨意就决定了作者安排篇章的位置。尽管写作出来后会有部分混淆视野、模糊不清的“两属”特质，但就因其表面结构具备了另一部分的特质就将其性质改变，划分入另一部分中去，未免显得有些牵强而不够妥当，也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从主旨思想来看，《辨骚》篇不为说明文体而存在。对比文体论中的众多篇章，其旨意是树立读者对该文体的正确认识，以及告知写作要领;而《辨骚》篇明确是为了“辨”。从骚体流变的论述来看，刘勰解释了离骚是否值得作为“宗”的对象，最终结论是可以学习它过人的文采，但对于核心的思想特质仍是要以经典为主。
从文章体例来看，刘勰在《序志》篇曾提到“其‘论文叙笔部分，由‘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这无疑是考查《辨骚》篇是否文体论的重要依据。段熙仲、李炳勋先生均认为“体例不合”，但缪俊杰先生专门对此详细分析，认為除“选文以定篇”一项不符外其余皆具备，牟世金先生赞同此观点。缪先生的分析方法是从文章内酌取部分句子来证明是符合文体论的四个方面。《辨骚》篇对通常认为屈原的二十多篇作品及宋玉的《九辨》《招魂》等作品进行了评论，这是作为范文来加以论述的，正是‘选文以定篇。”若要说抽取的部分字句是否符合，如此解释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发觉其部分字句具备了文体论的体例后，便归属于文体论内，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是否归属，仍是要取决于《辨骚》文本的总体情况，所有的段落以及写作旨意都要纳入考量范围。
《辨骚》首段书写离骚的兴起、特点以及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四家评论，说明刘勰不赞同前人看法;次段书写离骚与经典的对比，归纳出“四同”“四异”;第三段针对其中重要篇章作评论，提出刘勰自身对于离骚的观点;末段陈述了后人模仿骚体写作的流变，提出“宗”离骚而写作的正确方法。纵观全篇，文体论的体例是否并不清晰？段段环环相扣皆是在辨析离骚的特质，旨在说明是否需要“宗”，以及“宗”的方法。故寻章摘句说明符合体例，未免有些失了妥当。
三、结论
框架的划分首要是尊重刘勰本人之意，文章写作的旨意是文章的核心，是文章的本质。刘勰在写作部分篇章时或许会带有一些模糊视眼的、容易混淆的特质，但并不能因其具备了这些“中立”的特质而混淆其本质。《辨骚》篇或许带有一些文体论的特质，但从写作主旨来看并非是主要目的，与文体论体例亦不合，故本文遵从刘勰自身在《序志》中的分类，认为《辨骚》篇归属于总论部分而不属于文体论。
参考文献：
[1]牟世金.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J].中州学刊，1984（1）：109-114.
[2]缪俊杰.《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的研究[C].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1981：239-249.
[3]叶汝骏.20世纪以来《文心雕龙·辨骚》研究综述[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3）：53-59.
[4]李炳勋.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J].中州学刊，1984（5）：86-89，94.
[5]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5）：75-84.
作者简介：冯歌迪（1999—），女，汉族，广东东莞人，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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