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主权;公共服务;狄骥
狄骥采用实证主义方法，对社会连带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从客观事实中推导出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再到实在法。社会连带关系和客观法是狄骥公法理论的基础。狄骥将社会相互关联性归结为两个基本要素：“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之所以相互关联，其原因为：一，他们有共同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通过共同集体生活才能得到满足;二，他们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才干，那么可以通过彼此交换服务，通过发挥及应用其不同才干，从而满足大家的不同需要。第一类的相互关联性是建立在‘相似性上的相互关联性，第二类则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上的相互关联性。根据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这两类相互关联性可以转化为许多不同的形式;当我们观察任何一个社会时，都会发现维系社会紧密性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似性或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上，该力量越强，社会就越紧密。随着社会发展，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的相互关联口益增强，而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关联成为起第二作用的力量。人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些差异表现在他们的才干、需求和追求上;由此，交换服务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而社会相互关联性也由此越来越强。”
狄骥的社会连带是基于社会合作的基础之上，他的观点不同于传统阶级斗争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基于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国家和法律由阶级斗争产生，正是因为阶级斗争才会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一、主权理论的衰落
狄骥认为主权理论作为公法学基础理论是有缺陷的，其后他论证了公共服务作为公法学的基础。他仔细梳理了主权理论的历史演变：主权的理论只能溯源到罗马帝国开始的年代，主权为全体人民共同拥有，为了使一个人能够代表全体人民行使主权所包含的权利，罗马人通过王权法将主权委托给元首，此时的主权是一种“治权”。17世纪和18世纪，主权掌握在国王的手中，它是一种命令权，也是一种与财产权同类的权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作为人格主体的民族拥有了一种主观的权利，根据这种主观的权利，它享有发布命令的权力，我们称之为主权。国家是有组织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正是源于民族的主权。狄骥认为主权的这种前后变迁，仅是将君主置换成了国家。然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民族主权观念带有一种侵略性，其代价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排斥。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意识，它预设了通过历史叙事和反思过滤而对文化传统的袭取。它出现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公众之中，通过现代大众交往的各种渠道而扩展开来。这两方面因素即文学性的中介和公众形式的传播，赋予民族主义以一些人为的特征;这种一定程度上构造出来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容易受政治精英的操纵性滥用。
狄骥认为主权理论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革命时期法律所确定的国家的人格概念（它是主权概念的基础）只是为了将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君主制传统与当时得到思想家的热情支持的政治哲学的原则调和起来。如今，一种更加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的新哲学正在得到确立。随着它的产生，上面描述的这种主权概念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主权概念之所以现在还在，完全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带有某种准宗教的性质和神秘性所导致的。
第二，主权概念无法解释某些存在的重要事实。例如，国家主权意味着国家与民族的对应一致，但现实中有的政府控制着几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主权意味着单一和不可分割，但现实中有着地方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
第三，主权概念在功能上的缺陷，无助于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专制的危害。主权概念的创设，一方面对于国家作为主权者为公民提供保护;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对公民的保护，也对公民的个人自由作出了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但也不能充分保证法律对于公民的保护会绝对公正，不受专制的迫害。
第四，主权概念只是建立在卢梭等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之上，都是抽象的概念，没有充足的现实依据，还无益于现实科学性制度的建構，更无益于公法体系的牢固建立。卢梭的原创性在于，他试图证明尽管国家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主权权力，个人仍然保有着自由和充分的自治性。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复杂的社会契约论来实现这种奇迹，因为国家的意志是公意，是所有人的意志，因此，可以说是个人对自己的意志施加了限制。他们不能求助于一种高于自己意志的意志，他们必须服从于一种由他们的意志组成的公意，他们由此保持着完全的自由。在卢梭那里少数人的反对意见是不重要的，这只能说明少数人是错的，多数派表达的是公意，公意是不会错的。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来自社会契约。卢梭的核心思想就是：国家越是强有力地行使其无所不能的权力，个人就越是自由;而且，其意志行为受到禁止和制裁的个人也没有失去其自由，因为公意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强迫他自由。狄骥认为主权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一直是某种绝对论的观念。
狄骥把批判传统国家学说的重点集中在主权理论上，他坚决反对国家主权理论。在他看来主权是虚妄的假设，因为围绕主权的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本身不可能对主权的起源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因此不是借用产生主权的至上权力，就是把主权加以神化，狄骥批判了将国家主权与神权联系的观点。狄骥认为对国家独立人格的任何确认都是一种谬误，因为这种观念只能导致专制;而自由绝不是与主权的概念相调和的;那种伪称的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将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暴政的多数人的无限权威罢了;统治者纯粹是在事实上掌握着统治权;他们的意志并不高于被统治者的意志;只有统治者的意志符合通过理性而展示出来的法律规定时，并且也只有在其符合这些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它才能够强加给被统治者。
狄骥批判主权理论，是因为主权理论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批判主权理论，发展新的理论，为公法体系的建立构造了一种完美的理论体系完全是有必要的。新的理论体系的发展是基于主权理论进行缺陷的分析以后作出的，可以这样说新的理论体系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民主理论、建设法治国家都有正面的影响作用。狄骥对主权理论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
二、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
狄骥的“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凭空构建的，而是他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多重影响的结果。“一战”前后，大部分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大的背景下，伴随着的是各种社会问题频发，尤其是作为普通民众再也无法像在农业社会时期一样单纯的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基本的生存所需，无法实现基本的自给自足，而需要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和互惠，贫困、饥饿等依旧是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障国家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积极的干预逐步出现。政府的主要职能不能再仅限于行政管理的治安工作，需要更多介入公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为社会发展和公民提供基础建设、医疗救助、教育服务等公共产品。国家对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干预力度正在不断加强，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大大扩展了。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它开始由“颁布命令”的主权者转变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者。国家和政府的行政活动需要来自理论上的支持，原来的主权理论已经不足以作为公法学的理论基础，理论的更新势在必行。国家和政府面对新的任务需要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满足公民和社会的需要。同时作为社会现实生存方式集中体现和指导的政治哲学也由先前的崇尚纯粹的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至上向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统一转变，这一转向在法律领域的影响就形成了法律的社会化运动。
狄骥认为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一旦人们意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的概念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对这个义务问题，狄骥在对现实进行理性观察基础之上进行了明确回答。这种义务是一种加诸于政府的纯粹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能够被赋予某种约束力的法律义务。一旦存在着这种科学的约束力，就可以假定政府的法律义务确实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物。法律实际上是人类意识的创造物，即法律义务之所以加诸于政府之上，完全是因为今天已经确知法律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因此，那些政府有义务实施的行为是公共服务。
统治者是那些手中掌握着强权的人。权力不是一种权利，而纯粹的一种行为能力。掌权者不能合法的要求服从，除非他们以履行某些职责作为回报，并且只能在他们履行这些职责的范围内要求人们服从。社会的各个阶级之所以前后接替着丧失了政治权力，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提供作为其生存条件的社会服务。因此，对公共服务可以给出如下定义：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通过公共服务的概念，狄骥认为国家的功能不再是通过发布命令，并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之内决定个人和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是设计对于公用事业的规制并且保障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公共服务的概念为私人特许行业和政府为满足公共需求而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因此，国家不再直接针对公民发布命令，而是针对组织设计规则，由此看公法的基础不再是命令，而是组织，公法也实现了从主观权利向客观法的转变。公法不再是随意发布的命令，而是基于社会事实，制定规则的客观秩序。公民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使公共服务得以正常运营。这样，制定法也针对某项确定的公共服务而建立起了同样的法律保护制度。
对于公共服务的范围的界定，狄骥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并且也表明根本不可能为公共服务拟定明确的范围，因为公共服务的内容始终是多种多样和处于流变状态之中的。就连对这种流变的一般趋势进行确定都并非易事。笔者认为狄骥整个公共服务理论，这里所说的趋势指的是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比如教学、医疗、交通等方向，但是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这便意味着有机连带关系的比重会大大增加，分工导致人民进入到各种新的领域当中，国家需要调控的范围就在逐渐增大，故此需要国家调控的领域便会逐渐增多。国家公共服务的趋势并不只体现在调整范围的扩大，国家公共服务的频率也会变高。为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各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越来越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被统治者的需求，那么政府的干预将会越发经常。
三、狄骥理论的不足
狄骥对公法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和一套法学技术。公务的概念取代主权的概念成为公法的基础，国家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根据狄骥的公务学说可以把某些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的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行为纳入公务范围，接受公法的制约和调整，解决了传统遗留的问题。该理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公法体系中的理论困境提供了出路。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活动的扩张，增加了许多新的公务，公务的概念超过了公法的范畴，公务学说在公法的基础理论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目前法国的许多行政制度还是由公务概念去解释的。
在研究学界对狄骥的公共服务理论看法后，笔者将狄骥的公共服务理论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服务行为包括那些行为？公共服务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公共服务与国家行为的联系等，狄骥都没有作详细的阐述，这或许是狄骥公共服务理论最大的不足，对其理论没有系统化阐述。狄骥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在一个政权稳定时期内的国家的建构与运行的描述，社會的复杂多变是狄骥理论难以解决的，当国家剧烈变动时，狄骥的公共服务就难以形容国家的行为了。
狄骥将自己的公法理论与极权主义理论相分离，就是为了约束公权力，使政治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若狄骥在这一方面论证成功，则即使统治者与社会最强成员趋同，此事实也不会造成极权危险。但遗憾的是，法律与政治无法完全分离，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失败了。法律生成过程中无法完全消除主观意志法的影响。若法律能够独立于政治，凭什么强权者会选择遵守法律呢？因此制定实施法律的机构和程序之创设就十分重要，利用制度来区分拥有公权力的人与普通公民。狄骥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希望消除政治而仅保留行政机构，导致其理论中留给宪法的位置很有限。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公权力正当化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于民主的问题，狄骥并没有涉及。狄骥的学说更像是一种事实的表达，而非面向未来的规
范模式。
四、结语
狄骥作为一代公法学大家，很敏锐地把握到了时代脉搏，预见了公法学发展的新方向，并适应了理论发展的需求，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狄骥对于法学的认识和国家的认识区别于实证法学，在凯尔森那里国家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奥斯汀和边沁认为作为主权拥有者发布命令的，法律是抽象的。在狄骥这里，国家并不是作为主权者发布命令的，他把法律看作一种对于社会事实的承认，国家并不是制定法、行政规章的唯一制定者。随着法治理念的变迁和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现代公法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断呼唤着公法理论和公法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法律的发展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这是由法律本身性质决定的。随着社会变迁，公法理论基础很可能会再次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诊断中国需要怎么样的公法学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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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诗蒙（1995—），女，汉族，江西吉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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