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

　　摘 要：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并与其师柏拉图一同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柏拉图通过“理念论”建立起自己的“三一式理论”，指出诗和艺术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它们远离真理，对人的心灵很难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对柏拉图的“模仿说”进行了继承、突破与改变，将诗和艺术的模仿定义为积极的、带有创作者主观活动的创造活动。清楚了解二者“模仿说”的含义与区别，有助于解答二者模仿说产生不同原因的问题。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模仿说”

　　一、阐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说”

　　（一）柏拉图的“模仿说”

　　柏拉图循着其师苏格拉底的脚步，依照苏格拉底从具体事物之后去寻找一般定义的方法，将关于普遍本质的一般定义称为“理念”。在柏拉图的学说中，“理念”并非人的眼睛可以观察到的某个具体存在，而是“心灵或理智所‘看到的东西”，同时也是具有“统一性”的共相和普遍的概念。尽管来源苏格拉底，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较之前者的“定义”范围更广，且将普遍本质和个别事物彻底割裂开来。

　　在“理念论”的基础上，柏拉图构造起“三一式理论”。“三一式理论”即三重世界，一种模仿。三重世界指“理念”世界、现象世界以及影像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柏拉图所认为的世界的本源和本质——“理念”世界。“……其他事物按照这个类型的形象制造出来，与这个模型相似，所谓事物对相的分有无非就是按照相的形象把事物制造出来。”从《巴门尼德篇》中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背后的真实和本质，现象界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而现象界的事物之所以拥有具体的某个形象，是因为它们对“理念”进行了一种“分有”。

　　第二个世界现象世界建立在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上。柏拉图的著作中多次谈及过“分有”这个概念，如《理想国》中“认识美自身的存在，并能区分理念及分有物的人，是既不会把分有物当作理念，也不会把理念当成分有物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分有”与“模仿”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如果将狮子与大象进行比较，狮子是小，大象是大，狮子分有“小”这个概念，大象分有“大”这个概念;然而当我们再将狮子与兔子进行比较时，“分有”这个说法就会出现内在的矛盾。此外，世间事物纷繁杂陈，“分有”某一个“理念”，“理念”本身又如何保持不增不减的呢？从这两点上来看，“模仿”则比“分有”更进一步解释了事物和“理念”的关系，此事物模仿的或多或少较少影响另一个事物的模仿，理论的逻辑更加圆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统治着理智的秩序和区域”与“另一个统治着眼球的世界”，后者就是影像世界。影像世界是从第二重世界中分出来的，在可见世界里不仅存在着各种具体的事物，也存在着各种实际存在物的投影，如影子。

　　柏拉图的“模仿说”贯穿他的三重世界理论，在三重世界间架起桥梁，使这三重世界不再是孤立存在相互隔绝的个体。《理想国》中柏拉图以“床喻”清楚地描述了“模仿”：世间有千千万万的床，但最终最根本的本原应该是“床的理念”，木匠们模仿这个理念造出各种现实存在的床，画家们又模仿实际存在的床作画。这种“模仿之模仿”就是柏拉图对艺术本质的概括。“理念”作为“存在”的在场形式是始源性的、永恒的和真实的，个别事物作为“存在者”“模仿”“理念”，其在场形式则是不可靠的，具有非始源性;而作为个别事物的“摹本”，艺术作品的在场形式从属于个别事物，因此，柏拉图认为通过“模仿之模仿”产生的艺术更不可靠，它虛幻缥缈，且距离真理更加遥远。

　　（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将“模仿”看作是诗和艺术的本质，“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模仿。”而诗和艺术模仿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即便《诗学》开篇就提到“模仿”中会有采用媒介、选择模仿对象、使用摹仿方式的不同，但古希腊的艺术的“模仿”并不脱离现实世界，仍是现实世界的摹本。并且现实世界不与“理念”世界相分离，诗和艺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因之可以接触和揭示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肯定人具有模仿的本能，并能从模仿行为中得到快感，这两点也是诗与艺术产生的原因。此外，“诗的发展依作者性格的不同形成两大类。较稳重者摹仿高尚的行动，即好人的行动，而较浅俗者则摹仿低劣小人的行动，前者起始于制作颂神诗和赞美诗，后者起始于制作谩骂诗和讽刺诗。”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影响了以“模仿”为方式的艺术的发展。人不仅是模仿的对象，也是模仿行为的主体，“模仿”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

　　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相同与差异

　　（一）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模仿说”的继承

　　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余年，受柏拉图思想影响颇深，其“模仿说”也与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

　　第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将“模仿”看作是艺术的本质，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这种“模仿”也是一种生产。Poiētikē（“制作艺术”）派生自动词poiein（“制作”），诗人是poiētés（“制作者”），一首诗是poiēma（“制作品”），从词源上看古希腊人不把做诗看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而把它当做一个制作或生产过程。如柏拉图《智者篇》中客人讲到的“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切艺术任务都是生产。”

　　第二，哲学高于诗和艺术，是衡量诗和艺术效用的最高标准。柏拉图就曾写道，“……我要把你说的那些只求悦目的人、爱好艺术的人以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与我们所讨论的这种人区分开来。只有这种人才配称为哲学家。”尽管对于诗歌和艺术的态度不一样（这一点在下一部分会详细叙述），但师徒二人均认为哲学追寻事物的一般原理和原因，因而比诗和艺术更切近真实。

　　（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模仿说”的突破与改变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谈到，“说头发、泥土、污垢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卑贱的事物也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荒谬的…”污秽的、渺小的存在物是否有其相以及自身是“一”又是“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分离的多个事物中，让柏拉图开始反思自己的“分有”说与“模仿”说。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部分学说的突破与改变也就源自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对自己理论的批判。简单来说，柏拉图的“模仿说”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以理念论为核心的三重世界被“模仿”联系。而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他的理念论，认为不应将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分割开，并因此建立了自己的四因说。

　　首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普遍本质能否独立于特殊事物而存在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分歧，如果用柏拉图的理论来陈述，即是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到底能否割裂开的问题。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一重世界，现实世界是一重世界，现实世界模仿理念世界产生，是理念世界的“摹本”。

　　“……柏拉图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但他主张定义的对象不是感性事物，而是另外一类东西，任何感官对象都不能有一个普遍的定义，因为它们都是变化无常的。他把这另外一类的东西称为理念。”以“另外一类东西”——“理念”为基的理念论产生了如下3个问题：①一般的理念是怎么成为具体事物（个别）的？②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意即静止的，那么现实世界的流动变化是如何产生的？③理念是如何产生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判到，“我们先已说过苏格拉底曾用定义启发了这样的理论，但是他所创办的‘普遍并不与‘个别相分离;在这里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的继承者却认为若要在流行不息的感觉本体以外建立任何本体，就必须把普遍理念脱出感觉事物而使这些以普遍性为之云谓的本体独立存在。”他认为一般的、普遍的理念要从大量经验的、现实的、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抽象出来的理念能够脱离特殊事物而单独存在，这样普遍的理念恰恰要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

　　柏拉图的“三一式理论”中的影像世界与理念世界隔着一个现实世界，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中普遍的理念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当诗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并逐步接近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因此肯定诗和艺术的“模仿”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并非如柏拉图所说远离真理，是“……爱好声色的人所喜欢的是和谐的声音、鲜艷的颜色、美丽的形象以及这些东西所构成的东西;可是他们的心智却不能认识和喜欢美的理念本身。”而是通过“模仿”来显现真理，帮助人们认识真理。

　　为了说明诗和艺术对现实的模仿能显现真理，亚里士多德将诗和历史相比较，“从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在刻板如实地记录着一个个个别的事实，诗歌却是按照“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来编写，更能表现特殊事实背后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也就更加接近真理。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积极地肯定了模仿说。“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之所以获得快感是因为人在模仿中“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而获得了知识也就意味诗和艺术本身并非一无可取。

　　最后，柏拉图认为诗神凭附而形成的迷狂状态对好的诗歌创作是必要，他在《伊安篇》中描述诗人一旦进入和谐与韵律的征程就会被诗神和酒神附在身上，而拥有灵感说出令人敬佩的诗句。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家的主体想象是艺术创造的核心，“想象和感觉、思想不同，没有感觉想象就不可能发生，而没有它自身判断也不可能存在。”亚里士多德将“想象”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依靠经验感觉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也是依托于“想象”。有了创作主体的想象，艺术必然是创造而不是行动，“模仿”从柏拉图那的“制作”变成一种“创造”，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

　　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产生不同的原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产生不同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一是站在柏拉图的角度，其二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

　　（一）从柏拉图的角度分析二者产生不同的原因

　　首先，柏拉图晚年时期对自己早期学说的批判与补充。通过对“模仿说”本身的不断考察以及对“模仿说”遭到的质疑的思考，柏拉图认识到自己学说的瑕疵与不足。为使逻辑更为完满，在晚年所著的《巴门尼德篇》中，他再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对“模仿说”中的“分有”等概念提出质疑，并通过建立更多、更完满的概念来进一步完善“模仿说”。

　　其次，柏拉图的“在场形而上学”是二者“模仿说”产生不同的重要原因。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从柏拉图的思想开始的，“柏拉图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存在者之存在，把握为理念。”“在场形而上学”的概念产生于海德格尔的论述，但海德格尔并未直接于著作中指出这一概念的名字，而是由德里达通过对海德格尔著作的解读，来如此命名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海德格尔从其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把人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现成存在着的东西或“外观”理解为“在场”，并把以在场及在场形式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理论视为在场形而上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在在场形式上的差异，而并非是对存在本身有什么明确的定义或解读。而结合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模仿说”来看，他认为的“存在”，即“理念”才是最可靠的“在场形式”，其他一切皆是非始源的、处于不断变动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个问题，人在这样一个理论中居于何处？人又有何作用？细究柏拉图的理论似乎是在说，即便世界万物在人的意识中才会有显现，才会有“在场”这一问题，但作为存在者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意之处，人和其他存在者（诸如树木或者艺术品）大抵类同。然而，如果没有“人”这一特异的存在者来拷问存在的意义，理念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由何而来，有何意义？

　　柏拉图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一些卡壳，然而当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探寻二者不同的原因时，这个问题似乎就得到了部分回答，或者说被转移。

　　（二）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分析二者产生不同的原因

　　每一个哲学家的理论构造，都无法完全脱离他们的生平所经历。亚里士多德因为与柏拉图的师承关系，不可否认受到了柏拉图早期与晚期学说德影响，晚期柏拉图对自己学说修修补补，也给了他的学生不少启示。此外，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多方涉猎，在各种知识的研究上也有不少便利，这样的经历让他博学多闻，对各类学科都有一定了解与建树。

　　他的哲学理论中不少地方谈及，艺术家创造的核心是艺术家的主体想象，并借由指出“模仿”是人的天性来肯定“模仿”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与柏拉图相左，不尽相同于后者“在场形而上学”向外的思维方式，而在一些领域的部分过程中将目光投回人类自身，最终导致师徒二人“模仿说”的不同。但经过后来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时期漫長又深入，纵然托马斯主义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奉为权威，却不曾再次拔高与凸显人的地位和意义，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的萌芽便被厚重的宗教遮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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