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丛姗

　　摘 要：中国的内阁制度始于明朝，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占据很高的地位，但是该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太祖时期丞相制宣告结束，内阁制取而代之。内阁的正式设立在明成祖时期，其地位经过洪熙、宣德朝得到逐渐提升，到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期达到顶峰，但是这与宰相有很大区别。内阁制在明朝地位的演变有着很深刻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首辅;皇权;内阁

　　一、引言

　　在明太祖废除宰相后，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制宣告废除，内阁建立起来，并成为新的权力中枢。但是其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高时低。内阁制作为宰相制度被废除后的新制度，是统治者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明朝时形成的内阁政务体系，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即使皇帝不理政，国家机器也能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内阁的政治地位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明各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中内阁的地位，来论述明内阁地位演变的总趋势。

　　二、内阁的设立

　　明初沿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丞相、中书省，下辖六部。洪武初年，中书省的权力有执行权、封驳权，并且负责接收章奏，进行初步处理。洪武十年（1377年）前后，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了一些权限措施，权力以及责任变小，主要为奏事建言、推荐官员、受敕执行、御前引荐等。当时的中书丞相的权力较大，与朱元璋的理想有很大差距，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反罪的罪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并且在《祖训》中规定不许再设置宰相。丞相制度废除以后，皇帝大权独揽，但是繁忙的政务超出了他的精力负荷，设置一个辅助机构成为大势，这为内阁的设立创造了前提。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进行了第一次试验，设置四辅官，任用退休官吏以及年老耆儒。四辅官虽然名位较高，仅次于三公，但是他们掌握的权力却很有限，主要任务为驳正邢狱、考察贤才等。四辅官的设置对皇帝并没有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月，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此时殿阁大学士的任务主要是侍奉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在这一时期翰林大学士对于决策的影响大于殿阁大学士。到永乐时期，在翰林大学士和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设立了内阁。明成祖任命解缙、胡广等7人参与机要政务，永乐十四年，胡广正式成为文渊阁大学士，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再次任命杨荣、金幼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到永乐后期，先后一共任命了三人为大学士。文渊阁处于皇城内部，所以被称为内阁大学士。这些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密要务，谈论政治，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的相权，此时的内阁与明初的殿阁大学士已经截然不同。

　　在内阁设立初期，皇帝勤于政务，所以内阁只是作为一个备顾问的机构，并没有演变为一个中枢机构。内阁设立初期，“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1]”，阁臣没有权力侵夺六部职权，各部直接向皇帝奏事，不需要向内阁“关白”，当时大学士的官品只是正五品，官位较低，权力较小。

　　三、内阁地位的逐渐提升

　　（一）洪熙、宣德时期内阁地位的演变及其原因

　　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用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经洪武、建文和永乐三个朝代的发展，明初社会经济在仁宣两朝一度繁荣。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成就。仁宗宣宗在位期间出现了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将这段历史时期称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永乐时期内阁制度逐步形成且不断完善，其权力日渐增长，为洪熙、宣德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史》有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阁权迅速增加，与三杨开创的局面分不开。三杨都是先朝名臣，功高权大，内阁地位大大提高。从此阁权渐重，不久就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局面。并且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必须具备侍郎、尚书的资历，三品以下的官吏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内阁，因此内阁大学士演变为最高官位。阁权逐渐超越部权开始于洪熙、宣德时期。在当时内阁中虽然没有出现首辅，但是阁臣之间的层级关系已经开始显露。

　　洪熙、宣德时期内阁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内阁可以配置署官，逐渐设置办公机构，如制敕房、诰敕房等。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可以参加重大法律案件的审判，说明此时内阁的权力地位已经在六部之上。

　　（二）正统时期内阁制度发展的转折

　　明英宗正统时期，是大明王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的皇帝大部分都是荒怠或宠宦的人，有的皇帝甚至二十余年不上朝，这就导致国家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得以提升。

　　明代的宦官是政治权力中的重要环节，因为长期处于深宫之中，有更多与皇帝直接接触的机会，方便对皇帝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甚至诱导皇帝，获得夺取皇帝权力的机会。这就导致内阁与宦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斗争和矛盾，但是两者间又密不可分。当宦官势力猖獗时，内阁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退让，当内阁占上风时，又会反过来压制宦官。他们之间既协调合作又相互斗争。

　　正统初年，内阁的权力有所发展。明英宗九岁即位，年幼弱小，太皇太后张氏掌握了处理朝政的权力，三杨主持政局，继续推行仁宗宣宗时期的各种政策，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后，三杨退位，太监王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同时培植亲党，开启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三杨时期，阁臣大都有所作为，并且能获得皇帝的信任。明正统七年之后，与之前三杨时期相比，虽然内阁的整体权力看起来是上升的，但是仔细考察每个阁臣时，权力却有部分的削弱。老一辈的内阁成员，有的病故，有的遭到弹劾，而新的内阁成员大多资历不够，品级低，不能及时遏制以王振为首的宦官集团。

　　土木堡事件充分证明了宦官权力的增长以及内阁权力示弱。当时明英宗年少气盛，又缺乏经验，想亲征反击瓦剌，宦官王振只图能青史留名，不顾国家实际经济情况和大臣的劝阻，极力支持皇帝出征。内阁大臣曹鼐和陈循都认为朝廷没有准备，没有成熟的条件御驾亲征。但是明英宗不听阁臣劝阻，在王振的支持下出征。在行军过程中阁臣一再请求返回，都遭到王振的拒绝，从而耽误了撤退时机，导致英宗被俘，明军失败，加重了政治危机。在整个土木堡事件中，阁臣的辅助作用很小，内阁一开始就被排斥在权力序列的边缘，实际权力很小，不得不让步于宦官。林翰认为，三杨在宣宗时，言论大多会被皇帝采用，到英宗时，则拱手惟命。这是因为宣宗亲理朝政，与大臣关系亲近，大臣权力较大;英宗初政，比宣宗更为怠惰，与阉宦亲近，宦官权力较大。内阁的遭遇和地位受皇帝态度的影响很大，在制度上没有保证，并不是独立机构，内阁大臣对皇帝有很强的依附性，阁权受到皇权很大程度的制约。

　　四、内阁地位的顶峰

　　隆庆时期内阁的发展伴随着剧烈的权力斗争，内阁首辅也不断更换，从徐玠、李春芳、高拱到张居正，内阁斗争才画上了句号。明穆宗在三十岁时即位，他完全辜负了大臣们的期望，贪财好色，庸碌猥琐，好追求金钱，极尽声色之娱，将朝政完全交给内阁，开始了“丞相政治”。此时，内阁虽然更换首辅频繁，但是都能组成一个比较强势有力的内阁，内阁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地位也迅速提高。

　　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这是内阁权力的顶峰，内阁首辅成为内阁长官，其他阁臣降为属员。万历皇帝是个慵懒的君主，不召见官员，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内阁首辅，顺理成章地担任起处理国政的责任。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这十年中，国家经济恢复，欣欣向荣，国库日渐充盈，不能不能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万历皇帝十分敬重这位老师，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军事要事都要听取张居正的意见，更甚至完全交给张居正处理。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专断独裁的首辅，他不允许其他阁臣与自己并驾齐驱，并且借着皇帝的信任，在各个部门安插自己认准的人才，这也是改革政令能顺利推行的原因。朝廷中有很多弹劾张居正的言官，认为他凭借皇帝信任作威作福，任意安插亲信，面对这种情况，皇帝给予张居正很大程度的袒护，并重判言官。正是這种独裁帮助张居正实现了他的改革计划，达到了挽救大明王朝的目的。无论张居正如何取得皇帝的信任，如何安插亲信，从作为结果的历史过程来看，他的独裁专断明确反映了当时内阁地位的极速上升自己内阁首辅与其他大臣相比突出的地位。万历时期的内阁，已经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时期的宰相。

　　参考文献：

　　[1]袁炳文，汤纲.明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世纪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