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兰州地区的金融业在经过了清末民初的发展之后,在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进程中,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布局,使得兰州地区的金融业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关键词:国民政府;开发西北;金融政策;兰州
一、前言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金融业逐步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近代金融业,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各类研究成果层出,特别是关于西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裴庚新的《抗战时期兰州金融组织的发展及影响》[1],作者认为西北地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与此同时兰州地区的金融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论述了金融业对战时经济的影响;史继刚则在《县(市)银行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金融网建设》[2]中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在对大后方的金融网建设的过程中对县级银行的进行了大力的发展,叙述了县级银行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在向达之所写的《试论近代末期西北地区的财政金融危机》[3]一文中,指出民国末年西北地区的金融财政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战乱、天灾、经济剥夺等诸多因素综合导致,使得西北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崩溃的态势。杨重琦的《兰州经济史》[4]和李清凌主编的《甘肃经济史》[5],这两部著作,都部分涉及了当时兰州的金融发展状况和过程。另外再有潘益民写的《兰州之工商业和金融》[6]则重点的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兰州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特点。
国内学术界关于西北地区经济的论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还是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西北地区的在近代以来较为落后,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关的记述较少,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供研究。二是大多数文章都是描述性的,而且文章内容雷同现象严重。
笔者期望通过拙文,可以使人们能够重新全面深入的了解在1932年~1937年之间,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的口号下,在甘肃地区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及其影响。
二、民国前期的兰州金融组织的发展及变迁
(一)传统金融组织
钱庄是我国的传统金融业在发展的后期出现的信用机制,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在兰州才出现了三个从事金融活动的地区——三大市:分别是西市、南市与东市。西市就是今天的张掖路以西的范围;南市则是今天的中山路一带的区域;而东市即为今天的东方红广场以东的地区。三市的经营范围内则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而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山西籍人。这些金融機构开始的时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从事金银首饰和存款、贷款的相关业务。最初,只有30余家,其后便达到了60多家[7]。
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兰州的货币暂时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当时在市面上光是流通的银元有十几种。另外,在当时的甘肃市面上以铜钱为主的辅币也在流通——由1914年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带来。最初仅仅在兰州流通,国币一元可以兑换铜钱约百枚左右,以十进制为主。在这同一时间,时任陇南镇守使的孔繁锦,先后在购买了大批制钱机器设立铸造厂,铸造当二百、当一百、当五十的铜币,甘肃地区的各县流通的铜元,可分为当十、当五十、当一百等五种。其中流通最为广泛的是,是当十与当百二种铜元。
从上面可以的出入下的结论——当时甘肃货币系统处于以铜本位为主的阶段。
(二)民初的兰州的官方银行
兰州的官方金融业,以清末新政时期成立的甘肃银钱局为起点。1908年11月,由甘肃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兰州道道尹的彭英甲等人共同筹办。资本总额20万两,除此之外又发行一两与二两面值的纸币29万两,合计30万两。因为纸币携带较为方便同时可以全额兑现,发行的总数额逐渐上升到50余万两[8]。
民国成立之后,张广建担任甘肃省的督军,把甘肃银钱局重组为甘肃官银号,其职能主要有:承办甘肃省公债、代理甘肃省财政。张广建任命时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雷多寿为甘肃官银号的监理官,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一律上交到甘肃官银号,各财政开支也由甘肃官银号来办理。同时将原来的官银钱局发行的纸币全部回收,改发新的纸币,发行额总计400余万两[9]。
1920年,丁道津担任甘肃财政厅厅长,甘肃省政府为了维持财政运行在甘肃官银号透支了几百万两白银,无法偿还,导致甘肃官银号银两储存不足,发行的纸币无法兑现、大幅度贬值。之后1922年陈能怡掌管甘肃省财政厅,准备筹组甘肃省银行。
(三)兰州地方银行的演变
1923年,甘肃省议会议长张维提出——"财政公开,会计独立”。在1924年他担任了甘肃省财政厅厅长一职,便开始着手准备组建甘肃省银行。张维自任甘肃省银行经理。当时规定的甘肃省银行资本总额为100万元,但是实际上仅仅只拨款14.2万元,却发了总数为70万余元银元票纸币。截止1925年,甘肃银行的银元票纸币的发行额又增加了90万余元,前后总数共计170万余元。同年国民军控制了甘肃,刘郁芬掌控甘肃省的大权。此时由于时局动荡,甘肃省银行屡次进行重组,甘肃银行走向了下坡路。与此同时,西北银行进入了甘肃,在兰州设立了西北银行的甘肃分行,并在甘肃各地组立了西北银行办事处。1928年,刘郁芬任命姬睿为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同时以甘肃省银行代理甘肃省政府财政。第二年,甘肃银行和甘肃平市官钱局合并成为甘肃农工银行,姬睿任行长。
但是到了1930年,兰州的西北银行由于受到冯玉祥等人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的影响,而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行为,损失惨重。同年国民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他上任之后便任命马钟秀为西北银行行长对西北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整顿。马钟秀一方面积极筹集资金,另一方面收回之前发行的钞票,结果以失败告终。1931年,马鸿宾又将西北银行和甘肃农工银行重组为富陇银行,以董事会为最高经营决策机构,由赖世俊担任富陇银行董事会会长。同时,把富陇银行的印章盖在在原来西北银行发行的钞票盖上继续发行,但不兑现。此后由于因滥发纸币,形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三、国民政府(1932年-1937年)在甘肃地区的金融布局
(一)背景
1931年到1937年之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金融业进行开发的发轫阶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便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发。此时中国尚未做好抗战的准备,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1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10]30日,汪精卫又再次向社会各界告知国民政府迁移洛阳的原因。他说:“二十八日日本军舰驻泊下关者已有三艘,现在增至七艘,一旦启衅,供职于国民政府诸人生命虽不足惜,其如政府机关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则全国政务便陷于无政府状态,其贻祸国家宁可思议!……坦白些说,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的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11]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合适的京都”[12],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议案:“窃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之首都,载诸约法,本无疑问;但按诸目前情形,实有以洛阳为行都之必要。……至于陪都之设立,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13]最后决定:“(一)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14]
(二)过程
自此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关注西北地区,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进行“西北开发”。在这种前提之下,以“四行二局”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西北地区纷纷成立相关的机构,开始了西北地区金融业建设的序幕。
1935年9月,蒋介石命令中国农民银行:“为其此刻,正当国家剿匪与完成对西南与西北诸地区的政令统一之际,你部应当向西南与西北发展特别是在川、黔、陕、甘四省应当多设立办事处。”[15]1936年蒋介石再次电令该行:“你部在西北地区的相关机构,特别是宁夏与青海两地的相关机构,从甘肃地区派人设立支行。”[16]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四大国有银行在西北地区陆续建立了相关的机构。1933年中国银行率先在陕西地区设立了分行,是国有银行在西北地区最早成立的机构。为了进一步增强对西北地区的金融的控制,1933年中央银行在兰州设立了分行。1935年中央银行又在在西安建立了分行,同年中国农民银行在甘肃兰州建立分行,其下设有武威、天水、平凉三个地区的中国农民银行办事处。交通银行则从1934年到1936年在陕西设立了西安分行在潼关、咸阳等地设立来交通银行办事处;而它在甘肃的分行于1940年在兰州成立。中央信托局在甘肃的办事处在1939年于兰州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在甘肃的分局却到了1942年。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民政府建立西北金融网的工作还处于开始阶段,仅在陕甘两省设立了少量分支机构,而在宁夏、青海、新疆等省份还是一片空白。
四、结果
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布局,国民政府在“开发西北”进程中,使兰州地区的金融业主要形成了以国有银行“四行二局”为中心,地方银行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也为抗战时期甘肃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裴庚辛.抗战时期兰州金融组织的发展及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08:115-118.
[2]史继刚.县(市)银行与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金融网建设[J].四川金融,1999(2):51-53.
[3]向达之.论近代末期西北地区的金融财政危机[J].甘肃社会科学,1994(5):98-103.
[4][9]杨重琦.兰州经济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
[5]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6]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马钟秀.清末民初的兰州银钱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125.
[8]甘肃省政府.甘肃省银行概况(甘肃图书馆藏)[M].兰州:甘肃省银行,1944.
[10][11]谢晓鹏.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述评[J].民国档案,2002(1):74-78.
[12][13][14]唐润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J].民国春秋,1997(6):16-19
[15][16]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0册)[M].台北:国史馆,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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