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

　　摘 要：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激烈碰撞，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广大农民生活极端痛苦，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负有救国兴邦国家使命感的梁漱溟先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身心地投入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并不断将其发展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渊源，同时其思想对我们当今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渊源

　　一、引言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的官僚家庭。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在河南、广州、山东邹平等地广泛深入地进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設的研究不断深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渊源及其实践意义。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乡村建设理念

　　梁漱溟指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观念被破坏后，西方以个人为本，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垄断、专制，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降低，广大民众更是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机会，传统的礼俗已经完全丧失了作用。其次，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于内部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武力推翻现有政权对重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生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多的只是政权易手而已。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秩序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重建新的社会秩序。正所谓“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内探寻，而不是一味地推崇和学习西方的思想观念。他指出要在批判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真正做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单纯的乡村救济，也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建设，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和碰撞中对中国文化的出路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梁漱溟乡建运动区别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具特色的思想内涵，即以文化重构来谋求中国社会的出路。

　　（二）以文化为立足点，调和中西文化，重订相约礼俗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全面改造乡村社会结构，培育新型农民。梁漱溟主张从文化上下功夫，即进行新文化建设。他认为，要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必须把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基本立足点，将西方的思想文化“为我所用”，使中国乡村建设有新的出路。因此，梁漱溟强调要充分发挥传统伦理精神的作用，培养出有文化、有素质的新农民，让乡村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19世纪末的丹麦农业合作运动给了梁漱溟极大的启发，因而他主张采用传统乡村以乡约规范乡村秩序的做法来促进社会进步。迄今为止，最早成文的乡规民约是由北宋吕氏兄弟在继承和发扬《周礼》《礼记》的基础上创建而成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这样的相约礼俗的规范约束下，乡村社会逐渐形成礼义廉耻之心，对广大乡村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梁漱溟认为乡约充满了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即人心向上之意。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特别注重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将创办高质量、高水平的乡农学校作为重中之重，以实现乡村建设全面有效发展。

　　（三）从教育入手，使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紧密结合

　　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十分紧密。梁漱溟认为，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因为教育不仅有利于开启民智，引导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就梁漱溟个人而言，他很重视教育的积极作用，他甚至这样认为：“在学校读书是一种正式的教育，在一个家庭生活成长也是一种教育，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处交往过程中也能够受到教育……教育的内涵很宽泛，不可以一概而论。”这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观点“教育即生活”不谋而合，再加之与其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旧秩序被推翻、新秩序尚未确立的空缺期，恰好由教育来填补。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他始终把教育摆在中心位置，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组织，使乡村教育最大限度地为乡村建设服务。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梁漱溟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其独特的人生经历

　　梁漱溟成长于官僚家庭，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他出生于1893年，紧接着甲午战争战败、“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整个社会风起云涌。因此，他的早期思想深受维新进步之风的影响，从而成为了东西文化观的萌芽。青年时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但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丧失了对革命的信心。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梁漱溟便转入佛学，潜心研读佛经。此外，梁漱溟的治学之路深受其家学的影响。他的父亲梁济仰慕新学，因此他从小就受到半西化的教育，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分析。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使他一夜之间便成为了北京大学和国内学术界闾巷皆知的人物。在本书中，他认为中国社会改造就在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他后来实践社会改造构想就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完善起来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调

　　西方外来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产生巨大碰撞与冲击，尤其是在统治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这种矛盾和冲突便显得尤为明显。基于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梁漱溟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中西方文化的严重失衡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失调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能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再联合政治经济力量，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制度，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梁漱溟指出：“中国近百年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而中国农民就首当其冲地受到这种破坏的巨大影响，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阶段，我国面临的最为艰巨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救济和改造乡村社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遍要求。梁漱溟凭着对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另辟蹊径，开创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全新的视角提出“创造新文化”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建立在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的基础上的联合才能实现中国统一。

　　（三）农村经济的不断衰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不断遭到破坏，农民惨遭剥削与掠夺。连年的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饥民成群、兵匪抢劫、拉夫派差，生产停顿，交通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因饥饿而死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此时广大乡村地区的现状为：一是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加之严重不均的地权分配使大多数农民穷困潦倒;二是生产力骤然下降，中国农民所拥有的耕畜不断减少;三是农民生活陷入贫困，离村率不断增高。在乡村破败的背景下，为改变中国社会的颓势，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只有在乡村地区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范例，才能进一步壮大力量，最后影响于都市。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毅然选择了乡村建设这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并将其毕生的精力都奉献在民族自救和促进社会进步上，其凝聚一生的成果便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四）政治动荡不安

　　在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认识的基础上，乡村建设理论逐渐萌芽、发展和完善。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封建统治的弊端明显暴露，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礼俗”“教化”失去了固有的作用，中国处于一片混乱的窘境之中。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入侵，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状态，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和矛盾。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只是作为一种催化力量加速了中国文化的破产，使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更加尖锐化、复杂化。通过武力来打倒帝国主义是最緊迫的问题，但中国问题不会因此而解决，更重要的还是进行新文化建设，找到我们的立国之本。梁漱溟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相当薄弱，因此难以走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内政局一片混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政府，亦无法走日本那样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在广大知识分子不断探索下，形成了一股乡村建设热潮，先进人士把教育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了进一步掌握乡村建设的具体情况，梁漱溟先后参观了许多实验基地，通过考察获得了初步经验，也使他坚定了信心，为其全面投入乡村建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四、梁漱溟思想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其独特的东西文化观的内在思想渊源使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教育方面展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兴办教育方面，建立了各类学校以开发民智，使儿童、妇女、成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启蒙教育;发展经济方面，通过乡农学校培养技术人才，从事推广农业新技术，兴修水利，疏浚沟渠，组织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改良风俗方面，利用乡学村学倡导敬老慈幼等中国传统道德，禁止缠足、吸毒、早婚、赌博、斗殴等陈规陋习，有助于社会风俗转变。”此外，梁漱溟认为在教育过程中“精神陶冶”极其重要，可以对个人的思想品行、处世态度、行为方式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物质上的破坏只是表面层次，而精神上的破产才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深层原因，因而必须谋求文化创新。

　　五、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今天，我们应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视角下，重新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为了给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要合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现在的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巨大变革，但农业仍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农村的稳定对保障全国大局的稳定具有特殊意义。首先我们要与时俱进，将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培养出有知识、有文化、有开阔眼界、有创造力的“四有”新农民。其次，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的原则。梁漱溟指出：“教育天然要转向农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我们既要着眼于大局，又要从点滴做起，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全面深入治理，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培养出适用的人才，增添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6）.

　　[3]汪东林.梁漱溟和毛泽东[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4]王培新.梁漱溟与乡村建设思想[J].春秋，2006（3）.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税贞建，左天伦.试析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对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5（4）.

　　[7]黄建克，王欣.梁漱溟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8]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9]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