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菀慧

　　摘 要：文学对于城市具有形塑性，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下，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历史背景，成为都市文学中重要的描写对象，许多怀念30年代繁荣的上海城市文明的文学作品就此涌现。在90年代的文学想象中，作家们以特定的物象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上海怀旧”的精神飞地。本文通过具体文本，浅谈物象基础上的上海怀旧的原因、方式、内容等。

　　关键词：物象;文学想象;上海怀旧

　　一、引言

　　在汉语中，物象可指外界事物的形象或文艺作品创造的典型形象、风景、物候现象等。本文中的物象是指被作者人格化了的描写对象，塑造物象目的在于言志、言情、言心声。物象与所述的情志之间存在某种紧密的内在联系，寄托了某种特殊意义。因而透过物象研究文学想象中的上海怀旧有一定的可行性。

　　从三四十年代西方文明共时涌入的“世界窗口”到50至80年代的城市资本主义改造的“老大哥”，再到9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上海的城市身份随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不断变化，上海的城市“认同问题”也油然而生。90年代的作家们，基于上海发展现状的不满和现代性发展的重压，选择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派繁华之中，并以此作为暂时躲避日渐粗俗浅陋的生活和消费时代的“精神飞地”。在这些怀念30年代繁华上海的作品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通过一系列特定的物象来构建“上海怀旧”的精神飞地。

　　二、繁华时代的物象遗留：怀旧的原因

　　历史是单向线性发展的，作家们必然能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繁荣已然成为不可倒流的历史，这是怀旧产生的前提。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进驻上海并成为主导观念，冲击了上海以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优雅精致、注重物质享受的观念被时代抛弃。刘永丽说：“由原先优雅的生活变粗鲁，由原先宁静的生活变喧嚣，由曾经衣食住行方面的讲究变成现今的敷衍马虎，这些都是怀旧的理由。”对于现有生活怀抱着某种缺憾的感觉，是怀旧的又一原因。

　　作家笔下对于30年代精致生活的器物描写，即繁荣时代的物象遗留，更是怀旧的载体。例如，《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时代咖啡馆的“咖啡十五块一杯，还有果汁和东南亚进口来的水果茶，二十五块钱……比起来，它们是贵了一点，可是没有过分”;而1931s咖啡馆里一进去最先听到的是“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瘦瘦的小姐，穿着齐膝的蓝色改良旗袍，披一件短而窄的家织开司米毛衣……老式的短发，张爱玲时代的那种市井的细长眼睛”。“老上海”气息扑面而来，从吃穿用到人物、环境、氛围，极其细致精妙的铺陈手法再现了30年代繁荣上海。

　　陈丹燕以怀旧者的身份徜徉在上海的百年历史中，一只手在“百年上海”近半个世纪沧海桑田变化的尘埃中翻找、撷取30年代繁荣上海的遗留物，另一只手则打造了一个堪与之媲美的“文学上海”，把从历史遗迹中翻找出来的遗留物都一一细致而虔诚地放进这个文学空间中，为一代人构建了精神的飞地。

　　三、物象的纪实性：书写怀旧的方式

　　90年代的“上海书写”在文学世界中建构了不同的“想象中的上海”：王安忆在家长里短、衣食住行中构建的“日常上海”;陈乃珊于沪上淑媛、世家豪门中构建的“贵族上海”;陈丹燕以咖啡馆、酒吧、名人故里还原的“怀旧上海”……这些处在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文学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用特定的物象，构建自我心中的“怀旧上海”。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直言自己书写时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做基础……我还留心于现实的细节，将此细节一丝不苟地写在我的虚构里”。“历史的纪实”体现为小说的现实根源——1983年的蒋梅英案，而“现实的纪实”则隐藏于平凡而又细致的日常“物象”之中。

　　《长恨歌》凭借细腻动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独具上海特色的风物重构了30年代的上海。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时，内心为著不可预知的命运而忐忑，在梦将醒未醒的等待中，听到的是“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隐居邬桥时，恰恰是“美人图的月份牌”“百货铺里的上海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最能撩拨王琦瑶“上海心”。“王琦瑶的快活是实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砌另一半。”吃喝有蟹粉小笼芝麻糖，桂花糖粥乌梅汤;穿用是旗袍短袄，脂粉卷发;起居于弄堂、公寓、邬桥、平安里……无限悠长的铺陈直叙和独具韵味的散文笔法，看似平淡无奇、繁琐细碎，却满含诗意，于纪实的物象中诉说上海的历史。

　　陈乃珊反复强调自己及书中人物的“正统”上海人的身份，附以上海生活的老照片，图文并茂地为虚构于十里洋场的上流阶层小说做注脚。陈丹燕则现场寻访“和平饭店”“张爱玲的家”等历史遗留物，希冀于从“老克腊”的标准英语和“过期的粉盒”中触摸到一丝繁华上海的影子。

　　无论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轶事，还是陈乃珊书写的上海旧梦，抑或是陈丹燕描绘的上海风情，都不约而同地通过罗列上海旧物象来完成对上海历史的缅怀。铺陈细致的物象成为书写“上海怀旧”、表现纪实特点和历史在场感的重要途径。

　　四、诉诸于物象的向往：怀旧的内容

　　90年代作家在文学世界中以诸多精致美妙的物象重现30年代的审美日常，怀旧的内容体现为精致而审美的日常生活和浪漫而自由的文化氛围，大都以特定的怀旧物象表现。

　　首先，日常生活层面以物象为依托，将生活细节标识化，借助物象从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缔结“文学上海”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长恨歌》用铺陈手法对30年代上海的衣食住行都做了细腻详尽的描写，如王琦瑶初到爱丽丝公寓时，描绘了爱丽丝公寓中旖旎梦幻的场景：“这世界里堆纱叠绉，澡盆前是绣花的脚垫，沙发上是绣花的蒲团，床上是绣花的帐幔……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迎门是镜子，关上门还是镜子。床前有一面，橱里边有一面……”绣花边、镜子、花等物象堆砌出一个精致的、满含娇艳风情的女儿王国，绰约梦幻的审美日常扑面而来，表现“上海怀旧”对30年代精致繁美的日常生活的赞叹、怀念和向往。

　　更深层次上，上海怀旧也是对上海繁华旖旎风光和自由烂漫风情的怀念。王安忆说：“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

　　三小姐王琦瑶是老上海的代表，在一举一动、一衣一食中都弥散着“繁华场上的隐情”。这十里洋场的烂漫的风情一一体现在精致的眉眼，新做的头发和柔软的旗袍等物象上，作者希图通过细节的物象描写留繁花似锦的老上海。

　　小林到王琦瑶家中，“指着那核桃心木的五斗橱说：‘这是一件老货。又对了梳妆桌子上的镜子说：‘这也是老货，一点不走样的。”小林凭梳妆镜、五斗橱就可知薇薇家是货真价实的老日子，他带着一股怀旧的心情，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机会享用这些老物件，觉得什么都是老的好。于此，物象的细节刻画堆砌出一个老上海的人物，曾经的旖旎风光就绰约地闪现在老上海人物身上。

　　50至70年代，上海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范本，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消费的上海变成生产的上海。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上海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精致讲究的私人生活被宏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理想同化而被忽略，甚至日渐粗鄙。《长恨歌》中誓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蒋丽莉身着蓝衣布裤，嫁给地道的无产阶级工人。极力与自己压在旧箱底“带着一股樟脑丸气味”的原生家庭划清界限。她婚后家庭“尽管是这么南北通风，还是有一股无法散去的葱蒜味”。从压箱底的樟脑丸到葱蒜味，是陈旧到日常，亦是精致讲究到凑合粗浅，精致讲究的物质在这一时代渐渐消隐。

　　改革开放后，失落了近半个世纪的物质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消费主义涌入中国，刺激了上海人原来生活方式和审美倾向的复苏。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上海已然是一艘巨大而又破败不堪的大船，承载着中国关于“现代性”的梦想，希望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重新扬帆起航。在文学想象中，人们用特定的物象勾勒30、40年代上海繁荣的城市文明，在现代化重压和消费主义冲击下构建精神的飞地，是对建国后近半个世纪轻视物质的反拨，是对30年代精致优雅而又富含审美特质生活的向往和怀念。

　　五、结语

　　现代体制下的自我认同困境下，人们依靠物象构建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怀念的是“文学上海”“想象上海”，亦是人们共同的“精神飞地”。“向后看”实则是为“向前看”吸取经验、积蓄勇气，从“东方巴黎”到“东方明珠”，庞大而破旧的巨轮重新起航，驶向未知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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