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权

　　摘 要：中韩两国是两个传统的农耕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及传统伦理道德的辐射及影响。然而，在产业化背景下，随着资本的逐渐入侵，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复杂矛盾。这一巨变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伦理道德坍塌，迫使他们的社会意识发生转变，由农耕社会开始走向城市，期待过上理想的美好生活。相似的社会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以《高兴》为代发的“底层文学”和以《客地》为代表的“民众文学”。两位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鲜活的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将离土农民的生活进行真实再现，其作品中反映的社会意识尤其值得研究。鉴于此，笔者将采用平行研究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对底层农民的关注及关爱。

　　关鍵词：《高兴》;《客地》;农民小说;社会意识

　　一、引言

　　学界对中国作家贾平凹和韩国作家黄哲英及其作品的研究已不在少数，但将他们的作品《高兴》和《客地》进行对比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产业化大力推进的社会环境下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给了他们相似的创作背景，其内心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及情感倾注，给了他们创作的初衷和灵感源泉。从多个视界对两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立体和辩证的研究，剖析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社会意识，尤其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意识，将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到作家敏锐的社会意识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对比研究意义突出。

　　二、创作背景、作品特点及其价值对比分析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文学作品的创作同样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学作品展现作者创作意图，折现当时的社会生活[1]。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要想准确解析作品，就得全面掌握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家的生活经历及创作意图，从而才能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及时代价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发展措施，推进产业化进程，社会经济取得大力发展的同时，拉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及文化差距，瓦解了农村共同群，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流浪民”，从事“填海造陆”为代表的繁重工作。严重缺乏归属感的他们，极其渴望找到归属感，渴望在城市找到一个“家”。《客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作家黄哲英通过底层工人大尉、韩东、东赫以及曾经“种过十斗地”的张氏、穆氏等流浪民工形象的真实刻画，作为城市的“边缘人”，就像作品中描述的一样：“在这世上有个自己的家才是最幸福的事儿”。作家深切地关注他们的底层处境和心理意识，从弱势的视角将他们的心理意识进行描述，并将他们遭遇的不公平不合理待遇进行真实揭示，并刻画了他们在遭遇排斥、面对阶级剥削、生存困境、精神失落时的积极抗争。

　　同样，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新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促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土地政策的改变加之城乡二元差距的拉大，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民工潮现象加剧。贾平凹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高兴》这一作品，同样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人物，通过进城打工农民刘高兴在布满冲突、错乱、伤痛的病态社会中的辛酸生活史，来揭示当时土地变迁下农民的艰苦生存状态。

　　产业化背景下的进城潮、现实主义的写手手法、独特的弱势叙述视角、受尽艰辛的人物形象刻画、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底层民众及农民的关切，成为两部作品创作的相似点。不同的是，《高兴》关注的对象是中国的农民群体，而《客地》关注的是则是城市贫民、下岗工人、流浪民等底层民众，这两个群体所处的境地相似，但指代有别。两位作家用小说替不同的群体发声，他们对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下的阶级矛盾的关注，和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关切，时至当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两部农民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探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影响人们对世界及自身的态度及信念，同样，社会意识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也具有巨大的影响。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包括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2]。产业化背景下城乡之间、阶级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底层人民被剥离土地，“挤进”城市的社会现实，对这些底层人民的社会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他们的社会心理，以期让大家对作家及作品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失去土地的生存根基而惶恐不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农民离开土地后会怎样？”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两位作家通过小说对底层人民的土地情结进行探讨，当产业化和资本的大肆入侵将农村共同群瓦解，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谋生，失去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失去了“命根”，从而过上“飘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日子。他们的内心是极其惶恐不安的。就像《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胡杏、朱八等人，失去了土地，他们来到城市，没了耕地的技能，只能以捡破烂卫生，默默承受着以往没有经历过的颠沛流离和辛酸苦楚。“明天在哪里？”“未来将怎样？”他们内心没有任何底。在惶恐不安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日子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五富把命都搭了进去。由此可见，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重要性。由于小说对象农民和底层民众的略微不同，这种土地情结在《高兴》中比在《客地》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作为“城市边缘人”这一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焦虑

　　无论是贾平凹笔下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还是黄哲英笔下以大尉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他们就是彻彻底底的弱势群体。无论是从从事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是从社会地位、归属感来说，他们与上层阶级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接受着城市的一切，卑微地生活着，渴望融入城市，得到城市的认可，竭尽全力地寻找身份认同。但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刘高兴等人，只能以捡破烂卫生，而即使有点本事的大尉也仍然做着繁重的苦力工作，拿着被剥削后所剩无几的工资，他们积极参与城市的建设，但得到的却是不公的待遇。即使生活已迫使他们卖肾、卖血，他们也注定逃不过城市的排斥、轻视和人们的白眼，注定在夹缝中生活着，找不到精神归宿[3]。城市没有融入，而农村又不想回甚至回不去，这种尴尬的“边缘人”处境，使他们始终无法“扎根”，从而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焦虑，生存意义缺失。两位作家都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

　　（三）人性的异化——道德的崩溃

　　除了土地情结和身份焦虑外，人性的异化现象在两部作品中表现得也尤为突出。在《客地》中，主要讲述的是劳动对人的异化，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在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及管理阶层的长期压迫和剥削时，以东赫为代表的工人甚至想以制造流血事件、炸办公室等暴力活动以唤醒工友们的反抗意识，而最终采取的是以牺牲大尉的方式来进行的。这种因劳动剥削而引起的人性的异化是悲惨的。而在《高兴》中更多的是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给人们造成多种病症，尤其是心理上的创伤。城市生活的苦难和折磨，让生性善良、淳朴的刘高兴发生了变化，对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采取“用牙签堵人家锁芯”的做法进行报复，这是一种病态的开始。城市的诱惑下，高兴的欲望逐渐膨胀，情欲也一样，他将妓女孟夷纯当做锁骨菩萨化身的“佛妓”供奉起来，还与之发生了一段英雄救美的恋情……人性的异化，道德的崩溃，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四）悲剧意识——悲剧命运下的反抗与救赎

　　可以说，两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而两位作家通过对人物悲剧意识的揭示，向我们展示了人物的反抗和救赎，启示并呼吁我们在面对命运的不公及困境时，要奋起反抗。

　　刘高兴在经历颠沛流离、辛酸、坎坷的生命体验和面对困境时，即使惶恐、失望、不安、彷徨、挫败，他始终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坚信自己扎根城市的理想，并鼓足勇气，信心十足地挣扎，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充分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骨子里所特有的卑微和高贲、价值和尊严、柔弱和坚强。命运再不济，处境再困难，仍然不屈服，不放弃，始终坚信自我，努力向上，倔强地与命运博弈。《客地》中的底层工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严重的剥削和管理阶级的长期压迫时，在隐忍之后同样选择联合起来进行抗争。《客地》更多的是从经济“弱势”的角度揭示的底层民众的悲剧命运，其反抗也是具有现实价值的。而《高兴》除了在经济层面的反抗外，还强调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反抗。给予个人精神上的慰藉及个体生命意义的本质追尋。

　　四、结语

　　贾平凹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巨变，尤其是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创作了名为《高兴》而让人流泪之作。不同的是，黄哲英因参加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游行被捕获释后流浪于各个工地，亲身体验了底层劳工的艰苦生活，从而以自身及工地上的人物原型为主、以真实的工地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客地》。两人虽经历不同，叙述的口吻不同，侧重视角不同（一个侧重经济弱势，一个侧重文化弱势），但都揭示了产业化时代背景下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困境，对他们失去土地、成为“边缘人”、缺乏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人性异化、道德坍塌进行剖析，从而传递出对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是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而非同情。他们对小说中人物悲剧意识的刻画，及宿命论下的反抗进行肯定，是对生命本质意义的? ? 探寻。对比研究两部作品中的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层面的意识，对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现代人颇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璇.生命的柔弱与坚韧——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中刘高兴形象分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2）.

　　[2]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J].新湘评论，2018（3）.

　　[3]何英.城市“边缘人”的精神困境与艰辛情路——评贾平凹的小说《高兴》[J].中华文化论坛，2014（10）.

　　[4]黄巧燕.论《丁庄梦》中人性的异化[J].镇江高专学报，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