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是现今社会中最普遍的一种人格障碍。近几十年来，BPD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早期成年人逐渐转向青少年群體。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多方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人格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制约人格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家庭相关因素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主要分析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不安全依恋、双亲失败等风险因素，为青少年BPD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边缘型人格障碍;风险因素;青少年
一、引言
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是现今社会中最普遍的一种人格障碍。近几十年来，BPD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早期成年人逐渐转向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易受到诸多风险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人格的发展偏差，产生BPD倾向与症状。综合以往研究，目前关于青少年BPD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BPD的风险因素，如遗传学、家庭和社会等;另一方面是BPD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如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等[1]。本文基于家庭视角，分析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不安全依恋、双亲失败对青少年个体边缘型症状产生的影响，以期为青少年BPD研究提供参考。
二、养育方式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健康人格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父母的养育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是积极的影响，包括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父母照顾;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影响，包括父母对孩子消极的态度，如否认、过度保护以及父母双方的不一致态度。
诸多研究发现，BPD青少年家庭的积极养育方式得分显著低于非BPD青少年家庭，且BPD被试报告家庭中存在更多的消极养育方式。Stepp和Whalen等发现个体青春期时父母的低水平温暖、严厉惩罚可以预测随后增加的BPD症状;反之，BPD症状预示着后期父母严厉惩罚的增加。这说明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和增加的BPD症状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其不断朝着负性的结果发展。为何家庭养育方式会对青少年BPD症状的形成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Deci和Ryan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该理论指出个体具有3种基本心理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2]。能力需要是指个体需要有能力做到一定的行为;关系需要是指个体渴望感受到和他人的联系，包括关爱、照顾他人，并被他人照顾和关爱;自主需要是指个体能组织完成一定的活动或行为的愿望，并在组织行为的过程中产生自我决定感的体验。然而，BPD家庭中父母消极的养育方式忽略了青少年发展中的这些心理需求，如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严厉惩罚限制了青少年个体的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的满足;父母的拒绝、低水平温暖和不一致态度导致青少年感受到较少的父母的关爱和照顾，导致其关系需要的满足受到阻碍。
三、不安全依恋
英国发展心理学家Bowlby提出依恋理论，认为人类普遍存在亲密情感联结的需要，早期的依恋关系来源于与照顾者的互动塑造，影响着个体后期发展的其他人际关系。基于该理论，Ainasworth于1963年创设了著名的“陌生情境实验”，根据研究结果将早期依恋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和混乱型四类，后三类为不安全型依恋。诸多研究表明，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BPD的重要风险因素。研究者设计了纵向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早期亲子依恋和BPD的发展之间的关系。Lyonsruth等人选取了56个低收入家庭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母亲在个体婴儿期（18个月）的离开是个体青少年时期（19.9岁）的BPD症状和自伤及自杀行为的最重要的预测指标，而婴儿期是个体与照顾者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
依恋理论强调，儿童期的创伤和不幸遭遇易导致个体产生“自己是容易受到伤害的”或“别人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之类的信念，即“功能不良信念”。Beck的人格障碍认知理论假设每种人格障碍都有一套特异性的功能失调信念，这或许是症状得以维持的原因。Pretzer提出，BPD患者具有3种核心功能不良信念：他人或世界是危险而邪恶的、自己是无力而脆弱的以及自己生来就是不受欢迎的。凌辉等在研究中发现核心性的功能不良信念在早期危险因素与当前的BPD症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并提出早期危险因素-功能失调信念-BPD的发展路径。由此可知，不安全的依恋促使个体功能不良信念的发展，进而为个体BPD症状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双亲失败（Biparental failure）
Zanarini和Frankenburg等基于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双亲失败的概念。双亲失败主要包括父母的忽视和虐待，如言语虐待、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
诸多研究结果表明，BPD青少年的情感虐待和身体虐待得分显著高于非BPD青少年。有研究者招募358个诊断为BPD的被试，另外109个被试被诊断为其他人格障碍。结果发现，BPD被试报告了更多与父母的困难关系，且来自男性照顾者的虐待和女性照顾者的忽视行为显著较多。随后，研究者分别从父母忽视和父母虐待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结果证明，特定忽视经历，如早产儿与母亲的分离和不良的父母照顾可能增加个体BPD症状风险，且BPD青少年被试遭受的情感虐待和性虐待显著多于临床控制。
此外，研究者探索了双亲失败对个体BPD症状的影响机制。唐颂亚等人的研究发现，童年期的虐待（尤其是情感虐待）与BPD功能不良信念显著正相关，功能不良信念是BPD症状得以维持的原因[3]。另有研究结果表明，情感虐待和忽视是青少年焦虑感增加的重要风险因素[4];情感虐待与儿童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并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焦虑[5]。因此，个体焦虑感很可能是双亲失败对BPD症状发展影响的中介因素。再者，低水平的自尊与高水平的儿童社交焦虑会严重影响儿童的社交技能的发展，形成不稳定的人际关系，很可能增加个体发展BPD症状的风险。
五、不足与展望
（一）各风险因素共同的动态作用的影响
現有研究多关注某一风险因素与BPD症状的相关关系，将风险因素的作用视为对后续BPD症状的静态的单向影响。然而，已有纵向研究表明父母的虐待能预测个体成年后的BPD症状，反之，BPD症状的发展增加了之后父母虐待的可能，证明风险因素在BPD发展中是动态的。因而，未来研究可以尝试研究出一套基于BPD症状发展理论的风险因素来说明BPD发展过程。
（二）BPD发展时间的影响
现有研究一般选取某一时期的BPD个体为研究对象，如青少年、成年早期或成年期，在单个时间点评估BPD风险，这忽略了疾病的动态发育过程，即BPD发展有不同阶段（如前驱、维持、缓解、复发）。此外，不同对象处于不同的BPD发展阶段，其症状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将所有研究中被试的BPD症状结果视为相同是欠妥的。未来研究应该考虑到患者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纵向研究，评估BPD的动态发育过程。
（三）研究方法的局限
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BPD患者的回顾性自我报告获得数据。这类回顾性报告存在一定的偏差，个体的记忆若不清晰，极易出现记忆重构现象。同时，现有研究所测量的变量，所使用的工具和所采用的视角存在异质性，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矛盾，这使得研究结果难以整合进BPD的一般模型。之后的研究可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增强研究结果的一致性，为探索BPD的发展模型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董婧.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研究进展[J].继续医学教育，2016（8）.
[2] Deci E L， Ryan R M.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Nehavior[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4）.
[3]唐颂亚，董玲，袁福民，等.B群人格障碍功能不良信念与童年期虐待及不良家庭因素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4）.
[4]从恩朝，吴彦，朱益，等.儿童情感虐待与青少年焦虑的关系[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17（1）.
[5]卜钰，陈丽华，郭海英，等.情感虐待与儿童社交焦虑：基本心理需要和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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