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秋容

　　摘 要：从过去到现在，滇越边境一直存在着这一群体，那就是非法跨国婚姻群体。对滇越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跨国婚姻是多重因素促成的，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进行综合探析，得出滇越边境边民们的跨国婚姻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中国籍男性过剩、越南男女比例失衡导致越南女性过剩互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族群文化认同构成中越两国关系及政策的动力机制存在密切关联。

　　关键词：滇越边境跨国婚姻;政治驱动;经济驱动;文化驱动;社会驱动

　　一、跨国婚姻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中越跨国婚姻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第一，研究跨国婚姻的类型、路径及婚姻模式;第二，跨国婚姻对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研究，其中，部分学者认为跨国婚姻会威胁边境社会的和谐稳定，越南媳妇以婚姻为名，从事一些非法活动;第三，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视角来研究跨国婚姻，有学者们认为越南籍媳妇因无法获得中国籍身份，从而导致她们国家认同及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第四，从社会适应视角对流入中国境内的越南籍媳妇研究困难，现中越跨国婚姻从边境地区向中国境内蔓延，文化背景、语言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融入当地成为她们首要面临的问题。

　　跨国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移民现象，滇越边境跨国婚姻具有特殊的边民和跨境民族身份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不再是单一元素形成跨国婚姻，而是要从多元视角，且把这一社会现象放在当代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深刻、准确探析出跨国婚姻背后的深层成因。

　　二、调研点跨国婚姻现状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边境线较长，仅云南段边境线长4 601千米，有16个少数民族跨界而居。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与越南的国境线长428千米，主要与3个县城接界，分别是富宁县，国境线长75千米;马关县，国境线长138千米;麻栗坡县，国境线长138千米。文山州有4个口岸，分别是麻栗坡的天保、都龙与董干口岸，富宁县的田蓬口岸。

　　笔者调研的地点是文山州富宁县田蓬镇，边境线长60千米，常居住人口有62 495人，其中少数民族人29 633人，占总人数的47.57%，主要有壮族、苗族、彝族和瑶族。田蓬镇与越南的同文、苗旺县接壤，有庙坝、龙哈、下寨、田蓬4个村委会，27村小组直接接界。截至2017年，田蓬镇共有804越南媳妇，通过合法手续的结婚证的共有85对，719对跨国婚姻属于事实婚姻，同中国籍丈夫生育的子女数量有1 044人，而越南籍媳妇从越南带過来的子女数量有42人。

　　三、跨国婚姻形成的动力机制

　　跨国婚姻的成因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不再是简单的地缘和同一民族认同所影响的，逐渐受到整个中国婚姻市场及女性在婚配选择影响。

　　（一）跨国婚姻数量受两国关系的影响

　　跨国婚姻易受两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若两国之间友爱和平共处，则跨国婚姻数量就多，否则反之。在现代国家未建立前，滇越边境两侧边民的跨国婚姻历时悠久，当时统治者曾颁布法令来制止此种婚姻，但还是“禁而不止，且聚众既多”。随着现代国家建立后，政府逐渐增强边民对边界、领土观念，影响到滇越跨国婚姻，这不仅关乎两个家庭，更是关乎两个国家。1950年，中越是“同志加兄弟”关系，且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影响嫁入越南的中国人较多，且中国女性嫁入越南较多，滇越边境两侧边民交往十分密切。1960年，美越战争战争爆发，中国援越抗美，中越还保持着亲密关系，因苏联对越南进行援助，所以越南边境地区相对中国而言经济条件稍好，从而不少文山一侧的边民嫁给越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两国得关系属于对持状态，特别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国边境区域处于一个敏感时期。一旦发现中越边境的跨境民族来往密切，那就被判为国家间谍，此时中越边境来往逐渐减少。1990年后，特别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女性嫁到越南的甚少。

　　（二）传统婚恋模式变迁

　　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农民不再受土地的束缚，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农村从事一些非农行业。随着农村人口数量不断流出，中国女性思想得到解放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愿走出农村来到发达或沿海地区打工，而农村女性也作为一种资源流出村庄，之前封闭保守的农村屏障不断被打破。因曾经边境地区的婚姻圈受到空间限制，不再仅限于当地寻找合适伴侣，而是去发达地区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因此，形成一个全国性及流动性强的婚姻市场，不再受地域限制。在当今跨地域性的婚姻市场中，男性要想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就必须加入全国性通婚圈，以激烈的手段获得理想型配偶，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只通过地方性的通婚圈寻找一位理想的配偶。但是边境地区的女性受到沿海或发达地区的吸引，在外打工中就会选择合适配偶结婚，从而导致了大量边境农村地区的女性外流，且当地的男性受到很大的婚姻挤压。如果边境农村地区的男性要想娶到理想型配偶就必须拿出高于当地婚姻市场的婚姻成本，否则就很难找到理想型配偶。但是边境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这就是当地男性的主要“短板”。在如此激烈的婚姻市场中，经济能力较弱的边境地区男性就很难娶到本国女性，且受到很严重的排挤，从而边境地区的“剩男”越多。因此，这一大部分“剩男”就会通过区域优势到邻国寻找伴侣，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边境地区部分男青年由于内地婚姻挤压导致娶妻难，也是造成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山州边境地区居民贫困，生活比较困难。本地女青年不愿留在家里，纷纷到外地打工，最后就留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地女青年也不愿意嫁到本地农村。女性就“只出不进”，造成边境地区适龄阶段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本地男人娶妻成了一大困难。这一困难恰好可以通过跨国婚姻解决。在越南找媳妇距离近、成本低、口碑好，逐渐成了适龄男性娶妻普遍选择的一种方式。反观越南边境地区，因20世纪90年代的中越战争，越南边境女子多于男子，造成当地性别比例失衡，且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越南女性和中国男性的搭配恰好是两个地区性别的“失调”与“互补”。

　　（三）族群文化认同和边境交流频繁

　　1.族群文化认同

　　滇越边境山水相连，同一族源，文化语言相通，在历史上皆有边民跨国通婚的习俗。在新中国成立后，滇越边界大部分明确勘定划分，原来生活的同一地域被人为划定为两个国家，但是，对于边境人民来说，他们仍然延续原来的生活传统，并没有明确国家意识和边境意识。虽然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但追根究底他们是同祖同源，拥有相似的语言、文字、服饰、信仰和习俗。因地缘优势使两国边民走动频繁，促成了跨国婚姻现象的形成和发展。对边境人民来说，出国就像串寨子，跨国婚姻就是在“家门口”找对象。边境村民进出越南非常自由，既可以走正式的口岸和通道，也可以走民间便道。对当地人来说，滇越边境设置的进出关口形同虚设，他们总有办法过去、进来，穿梭自如。富宁县的4个跨境少数民族都与越南跨境民族有共同节日或共同祭祀仪式。

　　2.边境交流频繁

　　边境交流频繁是边境地区跨境民族跨国婚姻的重要成因。换句话说，滇越境跨国婚姻是基于地缘、血缘、族缘及业缘等社会网络所形成的，而内陆中越跨国婚姻几乎是通过中介或拐卖促成的。

　　随着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的构建，两国经济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加之文山州向越南开放的4个口岸。因两国边民跨境民族文化相似度极高，尤其是语言相通给边民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这就容易让两国边民互相认同和接纳彼此为同一族群。在调研过程中得知，在1990年后文山州边境地区村民们到越南做生意或打工，在取得越南家庭的信任后，就娶了越南媳妇。我国边境相较于越南边境经济发达与人民的生活水平质量较高，这就吸引了越南籍女性愿意到中国工作，形成了跨国劳动力市场。有的越南籍女性通过来中国打工结识到中国籍男性之后就结婚了，这就体现出业缘是跨国婚姻的重要渠道之一。长期以来的跨国婚姻，形成了边境地区交错的以“血缘”为主的关系网络，如壮族、苗族、瑶族等跨境民族都有跨国亲戚。尤其是跨境民族的边民交往密切，一起参加具有族群文化认同感的节日。

　　（四）经济差距形成“推拉”合力

　　跨国婚姻所属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的差距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在调研中得知，越南籍女性嫁入中国，希望通过婚姻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及越南娘家的生活質量。越来越多的越南女性愿意嫁到中国来，以为中国有钱，寄望于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改善整个家庭经济状况。边境两侧发展差距构成跨境婚姻的“推拉”合力。

　　文山州边境农村吸引着越南边民嫁入或入赘到中国来，正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在物质方面得到改善”。目前，中国和越南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越南边民通过婚姻的方式进入中国边境地区。虽然文山州边境地区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低于其他地区，但相较于越南边民的生活水平来说，中国边民生活质量是高的。由此可见，中国边民农村家庭收入水平高于越南农村家庭收入，而且这种差距非常明显。正是这样，越南边民会想尽一切手段来到中国。越南籍小孩到中国边境地区上学，成年人到中国边境地区务工，并找机会与中国当地人通婚，留在当地生活。越南边民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方式留在中国，最好的途径是成为“越南媳妇”或“越南姑爷”，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行为。嫁来中国的目的是追求更好的经济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但一旦越南籍边民发现嫁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生活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美好，就会选择抛弃家庭，重新嫁入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家庭。

　　四、结语

　　滇越跨国婚姻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基于地缘、血缘及族群文化认同呈现出的一种婚姻行为自觉性，这是与内地中越跨国婚姻明显区别的一大因素。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跨国婚姻形成不仅只有这一单元因素，还包括多元因素，慢慢转化为以社会因素为主。滇越跨国婚姻的形成是多元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政治驱动，跨国婚姻易受中越两国关系及政策的影响;第二，社会驱动，我国婚姻市场男性过剩与越南婚姻市场女性过剩形成互补;第三，文化驱动，受地缘、血缘及民族认同感使滇越边境地区边民互动频繁;第四，经济驱动，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差距形成推拉合力，中国经济水平是越南女性嫁入云南边境地区的拉力，而越南经济水平则是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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