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多地试行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从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从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主体、报告内容、未能履行报告责任和保护报告主体四个方面研究强制报告制度，从而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行性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强制报告制度;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未成年人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因而社会大众尤为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但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的不足，其在社会中相对而言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时有发生[1]。在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遭受性侵类犯罪人数占全部未成年被害人总人数的52.3%;在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中受侵害的占全部未成年被害人总人数的32.4%。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整理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未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未成年受侵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探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途径，其中建立健全强制报告制度是需要被广泛讨论的。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强制报告制度，探讨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
一、强制报告制度的定义
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不仅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主体、报告的范围、报告的对象以及保护报告主体等构成要素，而且规定了未能报告的责任以及报告后的救济机制，这标志着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随着杭州市2018年7月18日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无锡市2018年11月21日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意见（试行）》，湖北省2019年3月11日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试行）》，强制报告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本文主要以无锡市颁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意见（试行）》为例（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中指出，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儿童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遗弃、暴力伤害，存在自杀、自残、工伤，或因火灾、交通事故、坠楼、溺水、中毒等原因造成非正常伤害、死亡的，有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民政、教育、卫生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备案，同时向检察院通报情况，且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二、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主体
在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主体方面，《意见》中指出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儿童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一类的责任主体主要是由于身份、工作可以接触到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相关工作人员[2]。但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将所有人均列为责任报告主体，特别是在防治性侵未成年人的立法上，如加拿大《儿童与家庭服务法》2008年修正案规定，对于涉及儿童色情事项的报告的主体是“任何人（any person）”而非限于职业主体。
本着“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特定的尤为恶劣的侵害案件中，比如性侵害案件和虐待案件中，也可以把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扩大到所有与未成年人有亲密接触的机构和个人。以虐待案件为例[3]，采用Meta分析评价中国儿童虐待发生率，随机效应模型显示儿童受虐率为54%，即有一半以上的未成年人受过虐待。而虐待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会留下不可弥补的创伤，对于此类受害群体多、情节恶劣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需要国家和社会特别重视来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保护。
三、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内容
在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内容方面，《意见》中指出的报告内容是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遗弃、暴力伤害，存在自杀、自残、工伤，或因火灾、交通事故、坠楼、溺水、中毒等原因造成非正常伤害、死亡的[4]。对所有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均应设置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未成年人本身处于弱势地位所决定的。
由于受我国“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推行强制报告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不小的阻碍，这需要改变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所有人都不是只和家庭成员发生联系的，而是和社会中不特定的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5]。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系统中除了涉及父母外，还包括老师、邻居、医生、警察等。未成年人处于弱势地位，但如果其能被赋予更多的资源，那么他们的弱势地位就可以得到改变，所以未成年保护是需要所有社会相关成员的关注和重视。
四、未能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在未能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方面，《意见》中指出负有报告义务的民政、教育、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照《意见》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民政、教育、卫生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意见》中对于未能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内容，“给予处分”仍然是行政层面上的处罚，但这样的处罚能否提高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施行的实行力和效率，这个问题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设置处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笔者以为是为了惩罚责任人员、警醒相关人员。其次，我们不能单凭人类朴素的正义感去推行一个制度，把未成年人的保护放在有限度的道德上面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必须有一个预设后果起到示范性的作用。最后，不明确的处罚内容是不是一纸空文，这其中的自由裁量权把握在谁的手中，这样的权利是否会失控……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更多的讨论、斟酌和商定。我国刑法中还没有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相关罪名，但随着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可以设定相关的刑事责任，比如罚金或者缓刑。同时，对于特定主体，比如教师、医生等，可以把强制报告制度写进职业规范中，并在其中明确惩罚。
五、保护报告主体的规定
在保护报告主体的规定方面，《意见》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相关行政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涉及未成年人身份、案情等信息资料予以保密。但《意见》中对保护报告主体的规定是有限的，[6]《美国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CAPTA）明确规定州法中必须设定报告免责条款，只要报告人是善意的，无论侵害行为是否属实，但这种免责不适用于恶意的或者明知是虚假的报告行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打消报告主体内心的顾虑，从而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執行力。
同时，《意见》中对于报告的方式也并没有明确说明，而匿名报告的途径是值得讨论的。匿名报告是可以减轻报告主体心理上的负担，有利于曝光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但同时这也要加大对报告内容真实性的排查力度。
六、对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启示
我国的强制报告制度尚处于建立阶段，仍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悬而未决，《意见》中构建了一个强制保护制度的框架，但其中诸多细枝末节还未关注到。
全国各地出台的与强制报告制度相关的文件尚且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有的仍在试行阶段，加快强制报告制度的立法时亟待解决的。
强制报告制度缺乏一个专门的处理报告的机构[7]。在美国，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agency，CPS）和法律执行机构（law enforcement agency）专门负责对未成年人工作，充分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较多，如在政府机构有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在司法机关有未成年工作检察办公室、少年法庭，在社会团体有关爱未成年人的公益组织，但整合全社会资源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专门机构还没设置。同时由公安处理报告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由于公安所要处理的事务繁多，而报告的内容时具有时效性的。因此，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从而来全方位实时关注强制报告是有必要的。
强制报告制度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资金需要纳入财政预算中，并且专款专用，同时这笔资金也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资金的投入是一项制度切实开展的基础，强制报告制度的推广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七、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孩子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同时童年也是一个成年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一步步地探索实践中，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相信强制报告制度会发挥其最大的功能，成為未成年人成长道路上的“保护伞”。
参考文献：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创新发展白皮书（2009-2019）[R].http：//bj1zy.chinacourt.gov.cn/index.shtml.
[2]杨志超.比较法视角下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特征探析[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1）：159-168.
[3]杨世昌.张迎黎.张东军.申丽娟.姚桂英.中国儿童虐待发生率的 Meta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9）：1346-1348.
[4]叶玉秋，魏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8，299（17）：80-82.
[5][6]杨志超.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启示[J].社会福利，2014（9）：53-54.
[7]张瑞锋，邓洁.美国强制报告制度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启示[J].中国检察官，2017（16）：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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