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融合概念自1983年由伊契尔·索勒·普尔教授提出之后,始终活跃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在新媒体产生与普及之后,学者们更加希望通过媒介融合从而达到言论的自由无阻,解除原来传统媒介独占话语的地位,真正达到人人皆可表达意见的地步。但是在当前媒介状态之下,新媒体没有真正发挥预期的效果,反而由于话语的集中导致了很大的风险。本文将从当前新媒体状态入手,尝试研究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广播的概念,分析在当今环境下媒介融合背景下会造成怎样的话语与思政教育的危机。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媒体;话语;思政教育
一、文献综述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中文又译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其倡导着一种多媒体功能融合与呈现的作用,该概念自提出之后就在不停的完善,但是学者们对该词的理解莫衷一是,甚至南辕北辙。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中将不同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分为了六大类: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我国学者熊澄宇教授结合实际情况将媒介融合的状况又重新归纳为媒介终端的整合、传媒生产与传播渠道的整合、传媒机构的整合这三个方面。
在我国,国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也是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是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与辨析。由于媒介融合概念的推广,我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有一大批以媒介融合为主题的项目、论文的出现,在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有很明显的概念不清,或者是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的错误运用,所以很多学者发表论文对媒介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如熊澄宇教授《整合传媒:新媒体进行时》、陈映教授《媒介融合概念的解析与层次》等。第二部分是对于媒介融合概念的应用性研究,该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在当前媒介融合的环境中,媒体从业人员该如何提升业务水准以适应时代,媒介融合理论该如何应用和媒体部门该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时代,如《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原经济区电视媒介发展战略研究——以河南电视媒介发展为例》等。第三部分是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批判,如翟光勇教授《迷思与批判:媒介融合热背后的冷思考》、白艳丽老师《技术想象下的媒介融合》都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出发,批判了媒介融合研究与应用中很多问题。本文也将从批判的角度出发从技术决定论、话语的集中和同质化的问题、数字鸿沟的扩大来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以及现实状况进行批判。
二、从资本的集中到权力的集中的话语风险
话语及其背后反映的權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批判研究特别关注的一点,话语简而言之就是让别人听到你说话的权力。在当代社会思潮之中,话语也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葛兰西在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的时候也无比深刻地指出话语的争夺其实也就是其背后文化霸权的争夺,谁掌握了话语也就会掌握了意识形态输出的权力。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资本集中于几家公司,这样话语的权力也集中于几家公司之内。查瑞普和哈姆曾尖锐地指出:“垄断既已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中曹晋、赵月枝也阐述到借由“开放市场”会达到“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那这些媒介公司掌握了这么大的话语会发生什么后果?很多学者所预期的每个人都能发生并被看见的后果是不可能发生的,将会发生的后果是两个:一是从资本到权力的情况下,再从权力到资本。二是,话语的集合将直接危害国家安全。
三、从话语危机到思政教育的危机
(一)意识形态偏移导致思政教育危机
在话语危机下衍生出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危机也同样日趋严重,由于媒介融合导致的媒体输出端集中于智能手机,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与深度又十分高,许多不良的意识形态就会趁虚而入,其造成学生意识形态的偏移与动摇也就日益严重,这也给思政教育带来一系列的危机。例如学生对思政教育形成一种传播学编码解码的理论层面上的对抗式解读,即教师讲什么偏偏不信什么。而且从大环境与学生成长环境中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取得显著成效。但我们也看到,无论在思想认识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高校思政工作还面临请多挑战。比如,一些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淡化、道德选择偏差、道德行为欠缺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的还是在于高校德育格局不够大、资源不够多、力量不够强。而且这一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与上代人相去甚远。这代大学生都是“95后”“00后”,这些学生生长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发达的环境当中,这导致了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他们长期接触“韩剧”“美剧”“日本动漫”,使得他们自然而然的对这些暗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产生认同,从而对西方的如“个人主义”“金钱至上论”产生认同。
(二)同质化下主流话语偏向导致思政教育危机
媒介逐渐融合之后,同质化的问题愈演愈烈,媒介逐渐在融合中失去了自己本身媒介的特性,特别是在当前媒介追逐市场的环境下,如何有小成本、大收益就成了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产品创新的投资风险大,于是在当前市场中如果有一种内容模式被发现投资回报率很大的时候,媒介集团会一拥而上,这样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生产的同质化,这样同质化的内容很容易出现传播学意义上的“沉默的螺旋”的效果,让学生误以为现在由资本掌控的媒体传递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是社会中大部分人的价值观,从而让学生觉得思政教育中传递的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老土”观点、是与现在生活脱节的观点,长此以往使得思政教育离学生越来越远。
(三)话语环境失范导致危机
根据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日常的话语环境代表着一套独特的权力结构。通过笔者日常的教学与学生工作经验发现,如今在媒介融合话语危机之下学生的话语结构开始逐渐产生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失范”,即学生整体的话语结构体系和如今主流的话语体系两者之间产生差异,思政教育所在的主流话语体系的范式已经被学生所抛弃、反讽,且在如今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消解权威与严肃也是成为了一种“主流”,所以更使得话语失范的程度加深。
话语环境失范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首先它割裂了思政课堂与学生,学生觉得思政教师所使用的话语是与自己无关的生硬教化,而教师会觉得学生在课上回答问题、进行汇报的话语不够严肃。第二,话语环境的失范导致教师授课深度下降。很多教师为了使学生愿意听思政课会去迎合学生喜好,运用学生的话语体系进行上课,这种来自于新媒体的娱乐化话语体系很难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讲授。最后因为学生长期对主流话语体系有着抵触情绪,会逐渐将这种抵触上升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抵触,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四、话语危机下思政教育危机的处理办法
在如此大的危机之下,如若不及时进行应对解决,小则思政教育效果极差,大则影响到我国稳定与发展,所以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将危机解决、对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思政教育就是重中之重了,笔者提供两种不成熟的解决思路,希望能对之后的研究者有一定启发。
(一)利用新媒体技术改革思政教育方法
新媒体在媒介融合之下的确有着很大话语危机,并且这个危机肯定会对导致思政教育危机。但是新媒体技术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技术本身是不具有善恶属性的,完全看如何运用,所以巧妙地使用新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也是一个方法,在这里笔者运用一个案例来简述。
浙江新闻客户端与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合办了《经典绝“配”》节目,此节目十分适合用来进行思政教育。学校宣传部门可与思政教研室联合,策划四期经典主旋律电视或电影的配音节目,邀请我校的师生参与浙江新闻客户端经典绝“配”此节目中,让师生参与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配音,通过配音体悟角色当时的爱国情怀,通过观看身边老师同学的配音来增加思政教育的参与感。并将学生对此新媒体栏目的参与纳入思政课平时成绩考核中,运用兴趣和成绩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学生积极参与。
(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树立意识形态
由于学生对思政课程的抵触,另辟蹊径的在专业课中隐含思政教育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传统的“思政课程”中的内容过于枯燥宣讲,形式上又单独将思政作为一门必修课,很多学生会有许多的逆反心理,教育是多元而灵活的,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合适的教育,是一种切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提到的“因材施教”和“观机逗教”。这种教育思想也孕育了现在的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变化。
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顾名思义是一种从传统的以思想政治教育课课堂为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转向了以多种课堂(如专业课、体育课等)中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考虑了全面培养的问题,以一种多种课程、多覆盖、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为思政课减少压力。从传播学涵化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形塑恰恰会是一种十分有效,且切合当代社会的方式。面对新挑战开启新征程,立足当代,从当代学生独特的意识形态,结合专业课与思政教育内容,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无论“课程思政”还是“思政课程”都是在为祖国的下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给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让学生们能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作为教育者,教师也要认识到思政教育的不足,无论“课程思政”还是“思政课程”都仅仅是在理论上传授了思政教育的内容,与纷繁复杂的实践社会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还需开展更多的实践教育,让学生到社会中去学习去感悟,例如不仅仅将课堂与思政相结合,更可以将学生的社会实习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大三实习的时候,面对种种社会状况的时候,有着充分的思想基础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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