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明城市;社会心态;商丘市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应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推进各项工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的目的就是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人们群众的获得感，还是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都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都属于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
当前商丘市正处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关键时期。研究和探索商丘市民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我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将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魅力商丘提供重要的材料支撑。
二、“文明城市”创建背景下商丘市民社会心态现状及分析
笔者采用自编问卷，用金数据发放网络问卷，共回收问卷1109份，删除问题问卷，共得有效问卷1054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5.0%。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运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等。得到的结果如下：
（一）商丘市民社会心态现状存在着矛盾现象
商丘市民社会心态总体积极向上，但存在着矛盾现象，具体表现为：虽然被调查的商丘市民收入水平不高，但总体社会心态积极向上;更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是很满意，如果生活可以从头再来，他们愿意选择改变;虽然很多人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选择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寻找发展机遇，因为在这些大城市里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享受的社会资源更为丰富。相比较而言，商丘市作为发展中的城市，虽然市民的收入和享受的社会资源与一线城市无法相比，但人们生活的节奏相对舒缓，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比如交友、旅游等。因此虽然商丘市民感觉自己的收入水平不高，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很高。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随着国家政策对小城市的倾斜和帮扶，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商丘市民也享受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社会服务资源。例如商丘好人公园、汉两公园、日月湖、商丘古城等景区的修缮和完善，让商丘市民有了更多享受生活的地点和方式。所以当收入水平能解决生活需要之后，人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对现状不是很满意，而且在生活中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不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下，他们还是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也说明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仅仅增加工资等物质满意度是不够的，更需要提升的是人们的精神满意度。
（二）商丘市民社会支持网络狭小
社会支持是社会他人对个体表示的肯定和支持，是个体应对事件的人力资源和保障。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往往来自于个体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感受，较高的这种主观感受往往能够帮助个体缓解压力和挫折，更有效的应对外部挑战，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虽然有一半以上被调查的被试总体社会支持现状较好，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较大问题，即商丘市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狭小，不容乐观。
大多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事等人的帮助，但由于网络的发展，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被QQ、微信等聊天工具取代，导致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薄弱，无法受到来自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另外，虽然有时候人们大都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但对方由于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提供的帮助力度不足也会让一部分人感觉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狭小。
（三）商丘市民社会公平感薄弱
所谓社会公平，其实就是指社会差别的合理性。社会公平感既包括制度的公平，更包括人们认可的公平。对人们进行社会公平感的调查其实主要测量的还是人们认可的公平，本研究中被调查的被试总体认为社会公平程度一般，影响因素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司法制度、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制度、个人努力程度、人脉。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已有较多研究，主要有社会救助假说、社会经济地位假说和相对剥夺假说。社会救助假说从制度出发，强调社会救助制度的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假说从个体主义出发，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起到促进作用;相对剥夺假说认为影响个体社会公平感的是个体与他人或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时产生的剥夺感，这种剥夺感越强烈，个体能感知到的社会公平感也就越低。但田北海、安宝龙的实证研究认为，在上述三种理论中，社会救助假说的社会公平促进效应更为稳健，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因为本研究中影响社会公平因素排名前三个的司法制度、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制度均属于制度层面。
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们的公平还属于很大程度的相对公平，比如高考录取分数及比例，收入分配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媒体构建影响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感的归因，在“互联网+”背景下，主流媒体（如《新闻联播》）的影响力度在被逐渐削弱（以前大家到晚上7点只能看《新闻联播》，可是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后，部分人就更愿意看具有娱乐性质的节目），另外部分不负责任的网络一些社会事件的过度解读（如马加爵杀人都是贫困惹的祸等），让人们无法分清事件的真伪，这些非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削弱了人们的社会公平感。
（四）商丘市民更注重个人在命运面前发挥的重要作用
人们在环境受到制约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协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可协商命运观的观点。这种观点会让人以一种更为务实、积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认识未知的命运，也更能让人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生活。参与调查的商丘市民大都认同虽然事情的最终结果受命运和个人的双重影响，但个人仍然发挥极大且重要的作用。商丘市民有更强的可协商命运观，他们既不否认环境的限制作用，又极大地肯定了个体的努力程度，更坚信“成事在天”的前提一定是“谋事在人”。
一方面，这与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生活态度分不开;另一方面，这与中原地区人民的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有关。商丘地处豫东平原（不仅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也是河南省粮食的主产区），主要发展农业，也是有名的黄泛区，现在发展农业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方法和模式（如更有效的灌溉工具），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天吃饭，所以在一代一代人经历一次一次的靠天不成只能靠人的生活之后，人们在面对资源和环境限制时，更愿意去发挥自己的积极主动性来适应环境变化。
（五）商丘市民总体社会情绪积极向上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当自己的需要被满足时就会产生积极、正向的情绪体验，否则就会产生消极、负向的情绪体验。参与调查的被试总体社会情绪基调处于积极状态，但被试在计划家庭开支、去医院看病和到政府机关办事时消极情绪体验相对较多。
由调查结果可知，商丘市民生活满意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可协商命运观，所以只要遇到一点稍微让他们感觉不错的事情，他们就会欣喜不已，因此商丘市民大都产生的是积极、正向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关系，会让他们在跟经济有关的事情上产生更多消极的情绪体验，如在计划家庭开支、去医院看病时，这种没钱的体验会让他们把更多的负面情绪投射在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保障的缺陷上，进而引起一部分人产生更多消极、负向的情绪体验。
三、商丘市民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
（一）完善社会帮扶体系，提高市民的物质满意度
提高市民的物质生活满意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在精准扶贫、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制定出惠及全民的社会帮扶体系才是人们美好生活最需要的。
首先，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其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加就业机会，逐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最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对入学、就医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生活大事进行合理高效的解决。
（二）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高市民的精神满意度
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一方面能够提高市民的精神满意度，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拥有消极、负向社会情绪的市民提供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与机会，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上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重要举措。
首先，构建完整的社区心理服务管理体系，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其次，增加社区心理服务体系软硬件建设，既要配足、配齐设备，更要配备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人员;再次，实施多元化的心理服务措施，既要扩大心理帮扶的服务面，也要扩大心理帮扶的力量，如可与当地高校或其他心理服务机构合作开展心理帮扶;最后，强化心理帮扶的效果评估机制，既要评估心理帮扶的有效性，更要监督心理帮扶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加强意识形态引导，提高市民的社会公平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属于司法改革领域的有84项。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也逐步深入，与时俱进。但本研究调查显示影响市民社会公平感的第一因素就是司法制度，这说明我们做的比较多，但是并没有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我们做的这些真正为国为民的好事，因此加强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宣传力度。在“互联网+”背景下，在铺天盖地的媒体面前，如何加强主流媒体的引导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例如，最近在党员中开展的手机APP《学习强国》就是很好的一个途径，有同事反映一天不看《学习强国》，就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其次，完善网络空间管理体制，确保网络安全。加强主流媒体建设的同时，更要完善网络空间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我们接受人民的监督和约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那些不健康，尤其是不正确价值观念和思想对我们的恶意攻击，所以要加大网络管理力度，坚决杜绝歪风邪气的滋生与蔓延。
再次，创新发展宣传手段，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往往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一个很高大上的问题，再加上民众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的不同，造成了对意识形态教育的误解。因此，我们应把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平民化，把意识形态教育大众化，让意识形态进社区、进乡村。我们还可以参考河南省教育廳“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与当地高校、党政部门联手，打造主流意识教育讲师团，使意识形态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牢牢把握校园意识形态教育，坚决守好意识形态教育的第一阵地。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学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为教育教学服务，用微信、飞信、QQ、校园微博、校园广播、网络视频等创新意识形态教育的形式。除理论教育外，学校还应加强学生实践方面的教育，倡导学生知行一致，使意识形态教育真正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政治意识。
当然，培育市民积极心态不仅仅需要政府、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笔者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不少局限，虽有对于现实的思考，但在研究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逐步解决。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商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的建构路径探究》（商社规办〔2019〕3号）。
作者简介：单永花（1985—）女，汉族，河南周口人，讲师，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心理健康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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