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贺英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与外部的民族矛盾皆异常尖锐，这与王安石变法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并存的北宋中期的时代背景多有相似之处。在20世纪上半叶时期，一位长期以来被主流史学界忽视、否定的历史人物——王安石，自梁启超《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1908年问世始逐步成为了史学界研究中的热点历史人物，其形象亦经历了由传统的变乱祖宗法度的“奸臣”到“大政治家”之转变。在该时期，学界涌现了众多的王安石研究论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王安石研究更是达到了高潮期。20世纪上半叶王安石研究史的研究这一领域，目前已有部分学者予以关注，本论文旨在论述目前国内学界在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得失。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王安石研究史;梁启超

　　一、引言

　　笔者以为，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王安石研究史至少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对该时期出版问世之王安石研究论著做切实之收集统计及精读;另一方面，切实总结前人之研究得失为后来者之研究提供指导;有鉴于此，故而本文以史料状况及研究现状为切入点对目前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得失略作讨论。

　　二、史料状况

　　据笔者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王安石研究史这一领域可供参考引用的史料是比较丰富的。对于该时期的史料状况李华瑞先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传记及其变法的单行本著作（不含诗文选注及介绍）近10种。”[7]朱瑞熙先生的统计与李华瑞先生有所不同，他指出：“20年代至40年代，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受到重视;据统计，著作有七种;这一时期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文章共有93篇，其中关于王安石本人及其政治思想有20篇，关于变法29篇，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政策18篇，关于哲学6篇，关于诗、文18篇。”[1]对于1912-1949年间的国内外学术界王安石研究的学术成果，张保见和高青青在《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12-2014）》一书中作了比较完整的整理，这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指引。据本书所提供的1912至1949年间的研究、论著整理，笔者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安石研究论著之丰富程度远胜于1912至1929年间的研究成果，以民国初年1916年出版的研究论著与处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出版的研究论著为例进行比较，1916年出版的研究论著统计数据仅为2，而1936年出版的研究论著统计数据则为44，这亦从侧面映证了20世纪30年代是王安石研究的高潮期[2]。据笔者统计，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关于王安石研究的史料（含图书类、期刊类、报纸类，统计数据未含国外学者的论著）总计有三百六十多矣，其中图书类有91部，期刊类文章有217篇，报纸类文章有56篇，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来源①。由此可见，前辈学人对于史料状况的统计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亦存在较明显的遗漏待补充完善之处。

　　三、研究现状论述

　　国内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王安石研究具有一定的关注度，已有不少论著出版发表，班将对此作系统梳理、评述。

　　早在1935年，邓广铭先生就曾专门撰文《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对这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王安石研究专著进行评议，他指出：“《王安石評传》共为二十四章，其规模大体脱胎于梁任公之《王荆公》，而其叙事之顺序，考证之资据，议论之张本，也几乎无一不出自该书与蔡氏的《年谱考略》，且对该二书反见其有抄袭割裂之劳，而不见其有补苴罅漏之功，凡经其以己意增删的处所，非失之于泛而寡当即失之于简不扼要。”[3]除此之外，邓广铭先生在其专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中亦曾对梁启超的《王荆公》作出过评价：“梁启超于清朝晚年戊戌（1898）变法失败之后所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荆公》，则是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然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4]对比《王荆公》与《王安石评传》，他认为：“在梁书刊印之后，虽还有继起评述王安石的著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等，更属‘自郐以下，不足置论了。”可见，邓广铭对于这两部著作评价均较低。

　　1959年，漆侠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对梁启超、钱穆、胡适的王安石研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学者（其中包括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亦做了一些工作。他们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一些缺陷，搜集了较多的材料，提出并叙述了若干有关王安石变法中个别的和局部的事实问题，写出许多文章。他们比封建主义的学者的研究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的研究，充其量仅是对若干孤立现象的说明。”[5]漆侠认为：“梁启超最先把王安石作为历史上的政治家加以研究，尽管他的著作材料很不充实，但他首先冲开封建主义的史学局限，给王安石变法以多方面的说明，因之在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有其开创之功的。不过，这本书的观点和方法，亦同样贯穿了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漆侠对钱穆用南北地域之说来解释变法派同反变法派斗争的原因和实质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认为钱穆把新旧思想归结到南北地域上也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对于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一文将王安石变法的渊源归结于李觏，因为李觏及王安石都谈《周礼》且同为江南西路人，漆侠认为：“胡适惯于把事物的表面的、偶然的、没有任何本质联系的现象，硬是缀连在一起，妄图说明事物的‘变和‘因的关系。”

　　“梁启超的王安石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予以了关注。

　　蔡崇禧从写作动机、取材方法、内容思想三个方面探讨了《王荆公》一书，他认为：“由于梁氏的思想‘流质多变，此书正好成为他在1908年的一道思想碑记”。蔡崇禧将梁启超撰写《王荆公》的动机归结为政治方面，关于《王荆公》一书的取材方面，蔡崇禧认为：“是书的资料很大程度上沿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然而这并不代表它在王安石研究这个范畴内无关重要。”关于该书所反映的梁启超之思想内容，蔡崇禧总结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君主立宪思想;二是干涉主义思想;三是社会主义思想;四是以学校代替科举的教育思想[8]。

　　蔡乐苏和刘超则从政术、学术、心术三个方面比较论述了梁启超、严复二人的王安石研究，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褒为主贬为辅;在学术方面，梁启超的关注点在于王安石之经学思想，特别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的关注点则聚焦于文学与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视角探析王安石之思想;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则对王安石褒贬皆有[9]。对于梁启超、严复二人对王安石研究差异形成之原因，蔡乐苏和刘超总结认为：“其根源在于两者性格、文风、思想、学术乃至人格上的深刻分歧。”梁启超之思想风格为“求用”，而严复之思想风格为“求是”，对王安石研究的差异，亦是二人不同思想风格的反映。

　　吴孟雪认为：“梁启超之研究王安石，并非是为了钉载籍，纯而好古，而是有他本人的事情和目的的。近代史上的变法家要向古代史上的改革家获取精神营养、经验教训，自有其心灵相通之处。”[10]

　　徐静主要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的视角考察论述了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一书，她认为：“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突破了旧史学的‘四弊与‘二病，体现了他的‘注重情感抒发‘叙议结合‘对比研究等新史学思想。”通过解读《王安石传》一书徐静对梁启超的史学观也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观点，徐静认为：“他的史學观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他把史学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在方法上以偏概全，他以西方‘进化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11]

　　“民国时期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对该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杨胜宽认为：“郭沫若对宋代社会政治纷争、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与得失，乃至对王安石《明妃曲》的阐发都值得重新审视一番，有些失误是应该驳正的。”[12]他批评郭沫若对王安石《明妃曲》“煞费苦心的阶级分析，不仅不合诗的原意，也无助于抬高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家形象”，还批评了郭沫若在未成形的历史剧《三人行》中对王安石形象的建构设想，即“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马玉臣的研究总结了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把握宏观问题的特色，二是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史学思想特色，即郭沫若“研究王安石就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13]。冯锡刚则从以史学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济世致用的功利观念、被研究者作为杰出历史人物对于研究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及高度评价王安石还显示出作者的人格追求三个方面论述了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动机[14]。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在其出版于民国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对王安石变法这一重要历史问题，也多有论述。虞云国认为：“自梁启超著《王荆公传》，学界对王安石的成见颇为改观。吕思勉对王安石变法的关注，与此直接有关。”[15]他从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熙丰时期的新旧党之争、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五个方面论述了吕思勉的王安石研究。

　　这些就是对20世纪上半叶王安石研究成果的专题性研究。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20世纪初以来的王安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梳理，目前已有李祥俊、朱瑞熙、李华瑞三位学人的研究成果出版发表。

　　李祥俊在《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中从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视角对20世纪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对于本论文所考察的20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时期，李祥俊主要分为“梁启超与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的兴起和民国时期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两个部分进行了学术史回顾。在梁启超与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兴起部分，李祥俊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王荆公》一书的内容，他认为梁启超“以西方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来诠释王安石变法和‘荆公新学，从总体上为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翻案”。对于梁启超的《王荆公》一书的学术史地位，李祥俊认为，“他的《王荆公》一书是王安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为以后的研究定下了基本范式，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学者加入到王安石研究的行列，沿着他开辟的方向作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民国时期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特点，李祥俊总结认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一大批学者继承梁启超会通中西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不同的评价标准出发，对王安石学术渊源、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6]

　　朱瑞熙先生在《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一文中对清末民国时期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梳理。他分为清代末年和20世纪20至40年代两大部分进行了概述性的介绍。他认为：“受梁启超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从正面评论王安石，基本肯定王安石的新法。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16]对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成果，朱瑞熙先生罗列了该时期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研究论著，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熊公哲的《王安石政略》、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张腾发的《王安石变法之史的评价》及蒙文通的《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等，进行了概述性的介绍，但并未进行深入剖析。

　　李华瑞先生《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南宋至20世纪末八百多年来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总结王安石变法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著作。李华瑞先生将南宋以来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史划分为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他认为：“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面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其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其四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巨大。”[7]在本书的正文部分设有专章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成果，从6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其一，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其二，对王安石变法时代、动机及其指导思想的讨论;其三，对王安石新法的讨论;其四，关于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其五，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及意义;其六，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于梁启超《王荆公传》一书，李华瑞先生认为，“梁启超的《王荆公传》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传》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了案从而突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李华瑞先生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是20世纪初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梁启超首先冲开封建主义史学的局限，给王安石变法以多方面的说明，因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具有开创之功的。”笔者以为李华瑞先生对20世纪上半叶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系统性及深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