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宇青

　　摘 要：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介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他们通过以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表达自我，认识世界。本文从身份认同理论出发，通过考察快手这一平台的用户现状及其外界评价等内容，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快手平台的相互作用，试图分析其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快手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行业的崛起不但生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样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尤其是以快手为主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消费娱乐的重要媒介场所。

　　在此背景下，近年学界对于自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也日益增多，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媒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阶级流动等客观方面的影响，而对如身份认同等主观方面则关注较少。所以本文尝试弥补这一不足，通过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快手这一典型媒介代表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分析其身份认同的建构。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快手”视频的相关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社会身份、职业与年龄划分出来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1]，他们虽然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工作，但是户籍是农民，是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一代。与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从小通过传媒接触城市文化，手机、互联网等媒介成为他们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手机对于他们不再只是打电话、发短信的工具，保持血缘亲缘关系网络对他们来说只是手机最基本的社会功能，重要的是各种各样、功能繁多的应用的出现使得手机变成了他们娱乐文化消费与生产的场域。

　　数据表明，快手作为一款注册用户超过7亿，日均活跃用户超过1亿，每天生产超过1000万条新视频内容的超级应用，里面的内容多以城乡生活为主体，发布者多是低学历、低收入、欠发达地区的人群，这使得快手成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的最佳场域。相比于以名人“大V”为主要发声者的微博和知乎等社交平台，快手在应用设置上就考虑到了维持信息影响力的平等性。从开发到现在，快手平台一直坚持着“去中心化”战略，不设置“大V”标志，同时基于算法减少人工干预，让每个用户发布的信息都能平等的在快手这一平台被其他人所接收。

　　在以快手为对象的现有研究中，周敏从亚文化研究入手，发现这种低门槛的文化资本积累方式帮助用户重构了现实物理世界中的资本形式，使得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草根群体更加平等的通过快手获得社会资本，并转为经济资本，从而建构了社会流动的新途径[2]。张廉则从快手对草根文化的自我呈现的影响入手，认为快手这类自媒体平台给予了草根群体更多走向公众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自我呈现行为，构建理想的自我[3]。姬广绪则认为，快手平台的出现建构了一个新的情景，即都市与乡村融合拼接、网络空间和线下空间交叠的情景，在他对土族年轻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网络的帮助下，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障碍，快手成为城乡边界消解、城乡文化拼接的舞台[4]。

　　这些研究基本都关注的是快手对于底层群体阶级流动的帮助，但也有研究认为，即便底层群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底层物语”也往往没有为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积极后果[5]。

　　可见，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在快手这一媒介的作用上达成共识。作为一个复合的媒介，快手并不应该被片面的当做社会阶层流动的工具来看待，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三、社会阶层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

　　社会阶级或阶层常常是以一些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来确定，社会身份的认同则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与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

　　马克思以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了主观意识和态度，据此划分出的阶级阶层一定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韦伯则是以市场能力来划分阶级，与马克思的主张相反，韦伯不赞成以客观经济地位决定主观意识和态度的观点。在韦伯的三维分层理论（经济分层、声望分层、权力分层），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更多的取决于身份群体归类（声望分层）而给阶级归类（经济分层）。而布迪厄的阶级理论融合了马克思和韦伯两人的观点，他认为阶级地位的确定一方面取决于其在整个阶级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上的差别体系，正是包括惯习（表现为同一阶级中的成员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和风格）在内的这种差别体系确立了社会身份。

　　但也有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阶层位置，它同时也受到其他身份归属因素（如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实践行为（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 [6]。

　　目前，学界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20年。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受到了制度建构的强烈作用。在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经济接纳、社会拒绝”的态度所导致的农民工的实际身份和制度身份不一致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将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视为一种城市适应。朱力认为农民工的城市化是进城之后的转变以及对城市的认同和适应过程[7]。但也有学者认为，除了制度性身份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周明宝在对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指出，基于交往视角的社会关系、“他者话语”的定义和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感知三个层面在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8]。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户籍歧视严重、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在群体内部且交往范围小、处于普遍沉默和“失语”状态以及自我认知不清晰等问题。相较于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特征。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这种认知上的转变，一方面帮助他们摆脱了硬性户籍障碍的困扰，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提出的新的要求。

　　四、自媒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身份认同既需要自我宣称，也需要他人认定。因此我们在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并只是单方面的考察农民工的主观感受，同时也需要综合城市群体对他们的客观评价进行整体性的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身份的“自我宣称”

　　相比于过去现实文化资本的匮乏，快手的出现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場域。在这里，他们可以平等、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自己的生活。视频的内容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不是表达了他们自己最真实的生活。

　　有人认为随着商业的运作，许多视频内容所传递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猎奇的夺人眼球的搞怪。姬广绪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并非是“叛卖自尊博关注”，而是他们最真实的愿望——“做网红、挣大钱”的反映[4]。在猎奇的外表下，呈现的是另一种真实，这种对理想的不同理解同样是城乡文化的隔阂的一种体现。在其他的社交平台，这些声音往往是被忽视、歧视的，而“快手”恰恰将这些视频呈现在大众面前，给予了这些视频平等的展示权，让那些在现实中无法逾越城乡二元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们有了一个可以自信展示自己文化的平台。

　　快手上“网红”的成功同样的激励了他们，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快手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娱乐的场所，同样也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起点。在这样一个氛围里，他们发现他们的文化并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嘲讽，反而能接受到来自同一群体的理解与认同。而通过点赞关注等行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自信，进而帮助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行为中加深了对本群体的认知和理解，这对他们身份认同的建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身份的“他人认定”

　　相比于快手用户们的自得其乐，其他群体对于快手作品的态度则显得比较复杂。最初，怪异视频、趣味视频、恶搞视频作为快手中关注度最高的视频类型，为乡村贴上了浓浓的视觉标签，成为了为城市群体所不屑的“土味”“低端”的表现。然而，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开始，微博上出现了许多以“土味”开头的视频博主，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快手上的视频内容搬运到微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博主，他们的一些博文甚至能有过万的转发量。虽然这个时候的微博用户更多的是一种站在“制高点”的戏谑或嘲讽，但正是这些微博自媒体对于快手视频的关注与消费，才使得快手视频有了更高的活跃度和传播度，使得这种“土味文化”从快手平台传播出去，逐渐被大众所熟知。

　　这种亚文化的传播并不仅仅局限于此。2018年11月，“土味挖掘机”和“土味老爹”这两个主要搬运账号被封，在粉丝的呼吁下，他们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在短时间内再次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土味挖掘机”的粉丝数甚至超过了被封之前，达到了620w。而每条博文的评论也从清一色的嘲讽逐渐开始出现了部分鼓励和赞同的声音，微博用户对于快手几位著名主播（如“你的寒王”“女歌”“祁影”等）的评价也开始从不屑转变为认可。

　　而快手也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逐渐理清了自己的定位，在2018年快手发布的品牌广告《你的小生活，都是值得被记录的大事件》中，快手试图传达“生活没有高低”“生活中的故事都是值得被记录的大事件”这一理念，该视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如今，快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机应用的名字，其背后具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涵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乡村”的代表。对于大部分城市群体来说，农民工的身上依旧残留着乡村的“土”“低端”等标签，但是诸如快手这一类自媒体提供了一个展现乡村风貌的平台，在熙熙攘攘的主流城市文化中提供了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窗口，为其他群体了解乡村文化提供了帮助，甚至为未来的文化输出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通过对快手这一软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媒体对新生代农民阶层身份认同的影响颇深。它不仅打破了各地农民工群体的之间的地域障碍，扩大了社会交往范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向其他群体发声的机会，从而掌握了“他者定义”的主动权，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清晰化了自我身份认知。

　　虽就目前来看，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和其他群体的他人认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乡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沟通，这种隔阂将会被完全打破，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体系结构得以完善。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2]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3）.

　　[3]张廉.草根群体在短视频中的自我呈现[D].西安：西北大学，2018.

　　[4]姬广绪.城乡文化拼接视域下的“快手”[J].民族研究，2018（4）.

　　[5]刘涛.短视频、乡村空间生产与艰难的阶层流动[J].教育传媒研究，2018（6）.

　　[6]李春玲.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J].江苏社会科学，2004（6）.

　　[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8]周宝明.城市滞留型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