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玲

　　摘 要：唐传奇《离魂记》讲述了王宙与张倩娘的爱情故事，郑光祖根据这部作品改编成元杂剧《迷青锁倩女离魂》。在这两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论文通过对人物形象嬗变进行分析，从唐代和元代文人心态以及婚恋观念两个方面揭示其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男性形象;女性形象;文人心态;婚恋观念

　　一、人物形象的设计

　　（一）女性形象的嬗变

　　《离魂记》中倩娘是官家张镒之女，端艳绝伦，与王宙青梅竹马，日久情深。当面对张镒的悔婚时，倩娘闻而郁抑，没有更多的言语反抗，而更多的是顺从。当倩娘之魂奔于王宙，倩娘之魂哭述到“君深情不易，私将杀身奉报，是以往民来本以亡命来奔”从中可以看出倩娘离魂更多的是被王宙的深情所打动，而不仅仅因为自己对王宙的真爱。倩娘在爱情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表现更多的是性格中柔顺的一面。五年之后倩娘因思念父母想归家，又对王宙哭述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言独存也？”我们既可以看出倩娘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又表明其为爱情而私自结合不正当，必须纳入封建正统才能名正言顺。在这部作品中着重描述了倩娘的离体之魂，而对离魂之体则描述不多，不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行动，只是一具昏沉的病体。

　　元杂剧郑光祖《倩女离魂》中张倩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不仅表现在张倩女的身份上，更体现在她在婚姻爱情中追求自主和个性的自由。《倩女离魂》中倩女是衡州张公弼之女，其父早亡。文中虽未交代张公弼的身份，但从他与王同知家指腹为婚及其家“三辈不招白衣秀士”的话来看，应是出自显贵之家。在这部作品中，倩女是一个泼辣、富有真情反抗的女性形象，她在爱情的角逐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她与王文举的婚姻能最终圆满，也是由她的反抗和执著促成的。在这部作品中对三个倩女（身魂合一之倩女、倩女之魂、无魂之倩女）都有深刻表现。

　　（二）男性形象的嬗变

　　男主公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对待爱情功名的态度上。《离魂记》中王宙官职在身，对倩娘感情深厚，“常私感想于寤寐”，当舅父将倩女另许他人时王宙“深恚恨”，遂托故离家，“阴恨悲恸” 。对于倩娘夜追而来，“惊喜发狂，执于问其从来。”“欣跃特甚”并立即將倩娘藏匿船中，连夜循去。对爱人的痴情，对感情的执著，在王宙身上体现十分突出。王宙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士人特有的自信。而对于功名文中只字未提，王宙只是在爱情遇到挫折时，才“托以当调，请赴京”

　　他进京本意不在追求功名，而为排遣心中的不平，在王宙身上显示出唐代士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坚强自信的性格。

　　《倩女离魂》中王文举的形象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文举成个穷书生.出场时自报家门，“小生姓王，名文举。先父任衡州同知，不幸父母双亡。父亲存日，曾与本处张公弼指腹成亲。不想先母生了小生，张宅生了一女，因伯父下世，不曾成此亲事。岳母数次寄书来问。如今春榜动，选场开，小生一则待往长安应举，二者就探望岳母，走一遭去。”王文举显然对自己与倩女的亲事早已了然在心，可却只字不提，“往长安应举”才是此行的首要目的。他把功名利禄凌驾爱情之上。老夫人让倩女拜他为兄长，违背婚约行为似乎也并为使他产生什么触动，只一心惦记着“便索长行，往长安应举去。”直到折柳亭送别时，他才战战兢兢地问及婚事，面对老夫人的得官才能成亲的要求，他似乎不太在心。而一再对倩女说：“小姐，我若是为了官啊，你就是县君夫人也。”当他看到夜追而来的倩女时由衷喜悦，而是惊慌的问倩女“若是老夫人知道了，怎么也？”续他而又震怒斥责“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偕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今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执意不留倩女。直到倩女再三表达真情后，才勉强答应一同赴京。在倩女热烈追求和勇敢抗争面前，王文举则显得懦弱胆小。王文举在得官之后与倩女同回张家，进门认罪“小生不合似带小姐进京，不曾告知”。当发现真正的倩女（无魂之倩女）卧在床时，老夫人认为离魂倩女必是鬼魅，王文举居然将要把与自己生活了三年的发妻之魂“一剑挥之两段”。 王文举深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同时内心深处又有情与礼、欲与理的冲突。

　　二、《离魂记》到《倩女离魂》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变化的原因

　　通过分析对比《离魂记》到《倩女离魂》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异同，进一步探究其变化的内部原因。

　　（一）文人心态迥异

　　1.唐代士人心态

　　唐代是政治开明，思想开放的时代。唐代社会开放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少见的，唐时经济繁荣，促进了中外交流，经济往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使唐朝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唐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上是三教并行的政策，这使人的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文士生活在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中社会压力较轻，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

　　同时唐代科举制度渐趋完善，来自社会较低层的庶族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使文人地位显著提高，同时唐代重视科举一定程度造成唐传奇兴盛，许多传奇都是文人温卷之作。身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文士的情感得以自由的表达，个性得以充分张扬，其心态整体上明朗健康。在《离魂记》中王宙深爱倩娘，而倩娘另许他人，使他愤然离去。当船上相逢惊喜交加，于是携倩娘夜遁，其对爱情的执著反映出唐代士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坚强自信的性格和刚健豪荡精神风貌。另外唐传奇大多以自娱为目的。文人因为作官、入仕或冶游途中百无聊赖，相互谈论各自所知奇闻奇闻佚事以娱乐消遣。在唐传奇中文人对“艳遇”津津乐道，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2.元代文人心态

　　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唐代文人可谓一落千丈，统治者贬斥文士。当时社会流的“九儒十丐”可见当时文人地位的低下。元朝多次废除科举制使文人求仕无门，更加降低了文人的社会地位。王国维先生认为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中止导致元杂剧的兴盛：“盖自唐宋以来，士人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举，最为浅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之上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唐代文士处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较高，对前途充满自信;与之相比元代文人则不同，他们失去了科举入仕的途径，丧失了文人的优越感，甚至失去了读书人的自尊。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文士科举无门、仕途无望、生活贫苦、心志挫折。于是他们创作杂剧，一方面为了谋生，一方面则书愤。他们在元杂剧中寻梦，借助于状元及第，仕婚两全的士子形象的塑造寄托自己的理想，弥补自己心理的不平衡。在《倩女离魂》中王文举功成名就同时又得到美满婚姻，正是元杂剧作家创作心态的反映，王文举懦弱的性格也折射出元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

　　（二）婚恋观念的嬗变

　　1.唐传奇的婚恋观念

　　爱情婚姻生活是唐传奇的重要题材，在唐传奇中的爱情理想大多都是郎才女貌，这种婚恋标准与传统的婚姻观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比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同时唐传奇的创作也受到唐代门第观念的影响。在唐代非常讲究门第，当时以太原王、范阳李、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为名门望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为婚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

　　在《離魂记》中表达了对自由美好爱情的向往，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对。同时体现才貌婚配的爱情观念，倩娘 “端妍绝伦”，王宙“幼聪悟，美容范”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不过在《离魂记》中也有门第观念的痕迹。 “托以当调”我们可知王宙离开张镒家时已经官职在身。而张镒把女儿另许“幕僚之选者”，我们可以推测此人官职或门第高于王宙，所以张镒才悔婚。

　　2.元杂剧的婚恋观念

　　从唐传奇《离魂记》中倩娘形象到元杂剧郑光祖《倩女离魂》倩女形象的嬗变可以反映出元杂剧中女性地位与唐传奇相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中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在元杂剧中，大多婚恋观念都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几乎是封建社会男女恋爱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产生的心理基础是貌，因貌吸引才产生情，这正是对唐传奇才貌婚配观念的继承，但同时在元杂剧中又有新的发展，在元杂剧中更加注重真情，认为情才是婚姻的基础，重感情轻功名的思想随处可见。

　　在《倩女离魂》中张倩女与王文举也是一见钟情，虽仅一面之交倩女就“神魂驰荡”得了相思病，而王文举也“切切于怀，放心不下”。但在作品中没有对倩女的容貌进行正面描写，只是侧面反映。而对倩女的“才”有所反映，在楔子中交代倩女针指女工，饮食茶水，无所不会。在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的“才”的要求就是知书达理，贤惠端庄。从重貌到要求女性才貌举全，可以反映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受到社会的尊重。在《倩女离魂》中，更加体现了情的价值，爱情重于功名。爱情是倩女的唯一追求，爱情高于门第，爱情高于功名。在折柳亭送别时倩女唱到“厮随着司马题桥，也不指望驷马高车显荣耀。争把琼姬弃却，比及盼子高来到，早辜负了碧潭花下凤鸾交.”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鲁迅校录.唐传奇集[M].文学古籍刊行出版社.1956.

　　[3]陈平原主编.元杂剧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