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强

　　摘 要：满蒙联姻作为清朝长期奉行的对蒙古政策的主要部分，始于努尔哈赤时代，经过皇太极和福临两朝的发展，到康乾时期趋于完善，并一直沿袭至清朝末期。这是一个漫长而稳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满蒙联姻较之前代不一样的特点，而这种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以制度性的形式，贯穿了整个清朝。

　　关键词：清代;满蒙联姻;民族政策;制度性联姻

　　一、引言

　　孟昭信先生曾在《满蒙联姻的最新研究成果——读杜家骥著<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中说：满蒙联姻是清史、满族史、蒙古史及边疆经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受到了学者的重视，陆续有一些文章问世。除了杜家骥先生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外，还有华立的《清代的满蒙联姻》，刘潞的《清太祖太宗满蒙联姻考》及《对清太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赵云田的《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牛海桢的《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等等。这些论文或著作中，侧重点不同，令笔者读后颇有明悟，在此基础上，来探析一下清朝的“满蒙联姻”制度的特点。

　　文中“满蒙联姻”的“蒙古”特指“藩部蒙古”，不包括八旗下的蒙古八旗旗人，因其一般被视为满族共同体的成员，故其与满族联姻通婚属于内部通婚。所谓的“满蒙联姻”主要指满族皇家与蒙古各部领主博尔济吉特氏、乌梁海氏、绰罗斯氏之间的联姻，特此声明。重视以联姻方式来巩固其统治，自古有之，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又以清朝最为突出。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清王朝的独特民族政策，使得清朝满蒙联姻和往代相比，又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

　　二、满蒙联姻的双方政治地位不同

　　清朝版图甚大，包括漠南、漠北、漠西等蒙古诸地都囊括其中。而随着蒙古各部的归附，满蒙联姻逐步形成的是一种君臣关系的政治联盟，清朝皇帝赐予这些归附的蒙古贵族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令悉遵我朝制度”，并以“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来明确这种世袭的君臣关系，这些蒙古贵族接受清王朝的爵位和俸禄，并在一定时间内按时到京述职。这已经明确表明，此时的满蒙联姻，是建立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古贵族都臣属于清王朝的基础上的，这种牢固的君臣统属关系，是汉唐所不能比的。

　　正是这种政治地位的不同导致其目的与前代“和亲”的目的存在区别。满蒙联姻从产生之初就明确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嘉庆帝曾说：“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

　　三、满蒙联姻是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

　　满蒙联姻的大规模是相对于之前历朝历代的和亲规模来讲的，据皇家的族谱《玉牒》所记载，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朝，满蒙联姻达586次，入关前联姻的32年间为84次，入关后的268年间为502次。其中，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后403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关前57名，入关后99名。

　　所谓的多层次主要针对通婚的范围来讲。西汉以来各朝代的和亲，大都以中原王朝的皇室女或是“公主”的身份，嫁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通婚多为单向的。但是清王朝的“额驸”，并不是公主夫婿的专谓，它包括王公贝勒各等宗室女之婿在内。蒙古王公上自亲王、郡王，下至台吉、塔布囊各个阶层都有很多人与清朝宗室通婚，甚至出现累世通婚的，如敖汉部班第家族，曾连续五代与清室联姻，有额附七人;巴林部色布腾家族，五代中有四代与清通婚，其中额附乌尔衮系淑慧长公主亲孙，康熙时娶玄烨女和硕荣宪公主为妻，亲上作亲。

　　同样，清廷方面，不仅皇帝本人，宗室大臣娶蒙古女子者也很普遍。例如，皇太极后妃中庶妃以上有9人，其中蒙古后妃占6人。他的两位皇后，即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部人。皇太极的兄弟子侄共娶蒙古女子7人，其中5人来自科尔沁部。通婚已深入整个满蒙贵族阶层。

　　从地域上來看，清朝的满蒙联姻持续了200年左右，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如此持续性的不间断发展，也使得它囊括了漠南、漠北、漠西3大部分，从部旗来看，它囊括了科尔沁、巴林、喀喇沁、郭尔罗斯、翁牛特、土默特、敖汉、奈曼、苏尼特、土谢图汗部、赛因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和硕特等16部几十个旗。

　　四、满蒙联姻是制度化的政策

　　由于清朝满蒙联姻双方的地位、目的及政治经济利益等与前代不同，所以清朝的满蒙联姻不仅没有因为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干扰而搁置，反倒是清廷一直坚持着“北不断亲”的祖制，并形成了一套旨在维护两族上层特殊亲戚关系的规定，显示出制度化的趋向。其内容多而繁琐，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俸禄俸缎制

　　下嫁外藩的公主、格格及其额驸都享有相对应的等级物质享受待遇。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更定俸币”，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下嫁外藩的公主格格及其额附的傣禄标谁。中间几经变动，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俸禄俸缎数目最后固定：公主格格岁俸银为一千两至五十两不等;额驸岁俸银为三百两至四十两不等;并各有俸缎若干匹。“倘额附内别有兼衔，从其数目多者给予”，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清廷给予他们的待遇之优厚。

　　（二）入京朝觐制

　　清代的蒙古王公额附有定期入京朝觐之制，这既是清给予对方的特殊“恩遇”，也是额驸效忠清廷的一种表示，即使闲散额驸（无实际职衔者）也无例外。后来制订了公主子孙台吉入京朝觐制，命“公主之子孙姻戚台吉等，一家一人，亦分为三班，轮流来京”。随着通婚的持续与扩大，公主子孙台吉人数不断增多，故乾隆十年（1745年）和二十五年（1760年）两次奏准科尔沁、巴林、敖汉三处增派来朝的子孙台吉数额。只有外札萨克因路途遥远，其公主子孙台吉，例不参加年班朝觐。

　　（三）回京省亲的限制规定

　　此制是针对下嫁外藩的公主制定的。清廷向不允许下嫁外藩的公主长期在京居住。顺治十四年（1657年）初步规定：公主等人来京需“报院请旨，不得私来”。其后进一步明确：“格格等下嫁蒙古部落者，例于十年来京一次”，其在京居住期限，公主六十日，近派之郡主亦准住六十日，以下逐级递减十日。清朝统治者解释说：“公主等下嫁蒙古，成婚之后，久住在京，与蒙古无甚裨益。”实际上，就是“久住在京”，不利于发挥下嫁公主等对蒙古各部的羁糜监督作用，满蒙联姻之作用，略窥一二。

　　（四）赐恤致祭制

　　遇有公主、额驸身故，由清廷派人祭奠，以示对亡故者及其家属的特殊关切。康熙时，这种赐恤只限于清室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雍正十年（1732年），有人奏请额驸致祭事获准，“嗣后遇有额驸病故者，皆著加恩致祭”，以为定制。

　　（五）生子予衔制

　　凡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之子，都授予职衔品级。按照规定，公主之子，不问其父品秩高低，即可授为一品，与亲王之子弟等同。郡主之子同郡王、贝勒之子弟，授为二品，县主、郡君、县君之子授为三品，乡君以下的清宗室女所生之子，“均给予四等台吉”。而额驸侧室所生之子（即非公主等所出者）只能“酌看伊父爵秩品级，分别给予”。以此保障公主格格子孙的优越地位，促使他们向清廷靠拢。

　　（六）“备指额骑”制

　　清朝入关后不久，便開始在漠南蒙古优先挑选清室额附。具体办法是，行文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和敖汉等十三旗，“查取各该旗王、贝勒、贝子、公之嫡亲子弟，公主格格之子孙内，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有聪明俊秀、堪指额驸之台吉、塔布囊，将衔名年命注明，每年于十月内送院。……其已开送职名人等，令其父兄于年节请安时，各带来京备指额骑。”这种将满洲皇室与蒙古王公的通婚制度化的作法，有力地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对于巩固满蒙联姻所持的热衷态度。

　　（七）教养内廷制

　　对蒙古王公子弟中的部分人采取“教养内廷”的办法。被“教养”者自幼年进京，在宫中长大，待其成年后又纳为额附。长期的共同生活，耳濡目染的影响，使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都与清朝宗室大为接近，又与清皇室休戚相关，自然为之忠心效力。

　　综上所述，清朝的满蒙联姻是一种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并且较之前代的“和亲”政策，有了一套自己相对完备的制度，贯穿整个清朝，虽然说作为清代民族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满蒙联姻和其他政策一样，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直接服从于清王朝巩固自身封建统治的根本需要。但不可否认，满蒙联姻，带来的还有满、蒙、汉的文化经济交流，边疆机构建设，稳定的统一政权，以及一个逐渐完善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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