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飞

　　摘 要：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环环紧扣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最早始于通道会议，此后，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逐步为全党全军接受，为之后遵义会议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和二渡赤水后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毛泽东逐步巩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最后，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

　　关键词：毛泽东；遵义会议；领导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视角理解“遵义会议”，即包括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评价是准确的。如果我们从狭义上理解“遵义会议”，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那么这个评价就不是那么严谨。中央政治局虽然在遵义会议上撤销了以博古、李德为主的“三人团”，并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此可以看出，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既不是最高军事首长也没有军事决策权，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确立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经过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才逐步确立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直到近两个月后的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完全确立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逐步为全党全军接受，为毛泽东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的“质变”，而这一伟大“质变”的背后必然积聚了足够的“量变”，这些“量变”便是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最早始于通道会议，还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一次鲜有人知的“橘林谈话”。作为遵义会议的“前奏”，这一系列会议召开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逐步为全党全军接受的过程，这为之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通道转兵，毛泽东“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等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会议为了争取博古的同意，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即只解決了进军方向问题，而没有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它为之后的转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二）黎平决定，全党全军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就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数与会者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放弃原定计划，确定了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外，会议还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问题。经过此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全党全军接受。同时，也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内容上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

　　（三）橘林谈话，“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成为共识

　　黎平会议虽然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但李德仍不甘心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和王稼祥在一个橘园休息闲谈时，便提出了“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的想法。王稼祥当晚就打电话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随后这个消息就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次鲜为人知的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又增加了一项极其重要的议题：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即要求人事变动。这就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入选政治局常委和恢复军事领导职务铺平了道路。

　　（四）猴场会议，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决定权和指挥权

　　由于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仍顽固地坚持前往湘西的错误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决定权和指挥权，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准备。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恢复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1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正确的军事路线主张，并取消了以博古、李德为主的三人团，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恢复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当时的毛泽东既不是最高军事首长也没有军事决策权，尚未完全确立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三、扎西会议，“博洛交权”，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再次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张闻天的任职，也在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2月6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和其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随后，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了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一系列决议的通过和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的传达，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正确的军事路线主张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扎西会议后，毛泽东仍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仍就没有完全确立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四、苟坝会议，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依据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提出的军事战略方针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繼而取得了遵义大捷。面对红军遵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妄图将红军围歼于乌江以西、黔渝公路一带。为了粉碎新的围攻，同时加强对红军的作战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至此，毛泽东拥有了同司令员朱德一同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前线部队作战的权力。但前敌司令部是隶属于中革军委的一个执行机构，不是红军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仍是最高军事首长的帮助者而不是军委负责者，并没有全部军事指挥权和决定权。

　　3月5日、6日，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多次寻求与敌决战，但均未达到目的。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在苟坝地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建议。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林、聂的建议，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但会议最后仍就通过举手表决，采纳了林、聂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当晚，毛泽东便独自找到周恩来，再三劝说周恩来取消攻打计划，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和敌情变化的情报，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鉴于此次事件暴露出的多人集体指挥军事的弊端，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全权指挥军事。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委托的全权指挥军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至此，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党中央组织调整问题，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中心的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中央红军征战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侯保重.《遵义会议 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