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各国历史中，都难免出现一两次改革，剔除阻止本国发展的体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新体制，文化改革往往贯穿于改革中，但在文化改革中，文化真空的现象并不鲜见。本文将以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官文化的破与民文化的立为例，剖析文化真空在革命中的体现。
关键词：文化真空;官文化;民文化;新文化运动
文化是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意识，我们可以将文化真空理解为在解构旧文化的同时对作为构建新文化的内涵对象摇摆不定。如果说文化是人们自己培育而又赖以生存的土地，那文化真空就是在还没选择好新开垦的土地的时候就将旧土地全部摧毁，造成过渡期的歉收;再比如文化是人们自己编织的网格，文化真空便可以看作是在尚未织好下一张网格时，就彻底破坏了上一张。
文化真空现象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极为常见。改革就是改变人对其权益的意识。革命要发起必先反映大多数的意愿，这时便需要一个传达的载体，在革命史上，文本的传播解决了这一问题，每次革命的出现必定伴随着大量的小说、戏剧等作品，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这些文本背后承载的都是当时的文化。为获得思想上的统一，通过文化改革引导制度变革，革命者会进行文化重建，但他们往往会急功近利，为了政治目的，忽视新旧文化的衔接，在破和立中失去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对此给予了佐证。14世纪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文艺复兴等方式对以教会为代表的封建阶级进行文化转型，比如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人们开始追求在当时被视为罪恶的七情六欲。为了反对宗教的贵族封建，释放人性欲望，出现了一定程度文化真空，找不到符合当时西方的新思想，直到最后以人文主义作为新文化进行传播。
再将视角转向近代中国历史。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设，中国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道路，希望通过文化变革，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为有效的制度变革扫除障碍。这期间官文化的统治地位被撼动，革命者困惑于新文化的选择，推崇民文化，社会意识尚停留在初级阶段，出现了文化真空。最终在摸索中确定了正确的文化导向。
一、对官文化的破
（一）破官文化的原因
自孔子創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阶级观念以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拥护者们纷纷将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官僚体制为框架、官僚思想为主要内容，并与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官文化。它使封建王朝达到了长时间的统一，但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沉重的包袱。
官文化带来的服从与认可违背发展需要。随着官贵民轻思维惯性的形成，“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期大多数人才的唯一人生理想，明代小说集《鼓掌绝尘》对娄祝入仕途的描写足现当时人们的“尚官”的奴态。官文化在延续中逐渐趋于保守，清朝的八股取士束缚了求学者也制约着平民百姓。在欧洲已经建立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依旧保持着封闭，阻碍了发展的脚步。虽然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他却没有对中国的封建制度提出质疑，这也直接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失败。
打倒官文化是革命与国情的需要。文化观是为革命斗争需要服务的，个体民众的行为，要受文化的制约，以国为总体的改革的行为，自然也要在一定文化的指引下进行。在新文化运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官文化与当时的大趋势相对抗，因此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里指出，破宗法社会的遗迹，才能获得真正文化的发展。选定官文化这个突破口有利于冲破以封建政治为核心的文化格局，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
（二）破官文化的体现
梁启超在《清议报》中借他人之口提出“小说是国民之魂”，也很容易发现，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了许多以小说体裁为主有关官文化的文学作品，显然他们想通过小说等方式，发表舆论之声。
很多文人采取直接抨击的态度，比如鲁迅《离婚》中七大人调解爱姑与丈夫婚姻，鱼肉百姓的官员形象跃然纸上;张肇桐在《自由结婚》中对官文化表现了极度的愤恨，“几千年来的神皇圣帝﹐不是盗贼就是盗子贼孙﹔不是盗子贼孙﹐就是盗亲贼戚[1]”。这种思想在报刊中也可见一斑，比如《说国民》中明确写道“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2]”，提出要冲破官文化的束缚。陈独秀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员，他曾言“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数，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装尚，皆一文不值也。[3]”
也有文人间接含蓄表达应该舍弃官文化的意愿，郭沫若在《漆园吏游梁》中，将以日常百姓生活为平台，对庄子进行重新审视，让读者看到他的学说在实际生活中的无用，一种与官文化相斥的离心力荡然而生。很多被搬上舞台的戏剧也透露着官文化的遗毒，吴趼人的《恨海》演绎了两对亲家离乱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官文化的影响下的选择，呈现出官文化统治下封建主义带来的危害。
二、对民文化的立
（一）从官文化到民文化
随着官文化被侵蚀地体无完肤，革命者们急于缔造新的文化去弥补空洞，开始汲取各种舶来品给文化的空壳镀膜。在这种迷茫期，主流的引导进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于是在主要层次上，拓荒者开始引进民文化这一概念。
古时的知识分子很少对民文化给出准确的定义和分类。从历史的广度讲，新文化之前的民文化包括民间小说，民间故事，民族音乐，以及民族舞蹈等文艺形式。这种民文化可以定义为历史各时期民风，民俗的集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文化则割裂了传统民俗的部分，定位侧重于汇入新思想的民间文学。
中国早期现代的民文化萌芽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及英国的启蒙主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古典主义哲学家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封建教条;人文主义在当时启蒙主义时期的各类文学艺术家的心中至高无上，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两者契合领导革命知识分子的心之所向。于是，他们借鉴西方的观点，开始对民间文化进行深入。
（二）民文化发展的矛盾
1918年北大创办 “歌谣征集处[4]”，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开始走进历史舞台。两年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此时民间文学的研究到了一个有建设意义的层面——我国现代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科建立。
然而，旧文化的摇摇欲坠迫使学者们寻找一种新的说法突兀民文化与 官文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因此，对民俗的抨击使得他们更加自圆其说。一方面，他们对民俗的传承态度极为恶劣。他们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典型，阻碍新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界极力发扬民间文学，把这种新文学作为新文化传播的有力介质。这种态度的分歧割据和分裂了文化势力两端，造成新运动发展的不完整性。
以周作人的民间研究为例，周作人以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差异。同时，他對民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充分褒奖歌谣、诗歌时，对中国旧剧却嗤之以鼻。如《论中国旧戏之应废》[5]，《中国戏剧的三条路》。这种态度无形就导致民间文化力度的降低，新的发掘没有正确地建立在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寄托物上，往往产生共鸣的缺失。
这种文化内部的冲撞迫使新文化建立走向另一种极端——民文化的两种研究方向不能并存，新文化的全面发展受到制约，成为了跛行的矮子。
除了人文主义及理性主义的引入，陈独秀等人还提出了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口号。显然，在民族精华被全权否决的情况下，仅对民文化的塑形并不能给新文化的充实提供有力支持。这样对西方文化更多的引进更加重要。激进主义者急于创新而对历史语境的解读不充分，文化真空进一步恶化。
对于五四作家而言，每个人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不尽相同。周作人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要从“人”自身的科学认识出发，并基于此学习西方的科学主义。对茅盾而言，科学又意味着客观上对细节和理性的崇拜。民主既可以体现在巴金下对封建大家庭的控诉;也可以是周作人描写普通人思想感情的 “平民文学[6]”。这种理解上的不统一让新文化的保护膜愈发脆弱;而对传统排斥的高度统一使内部的基底更加虚空。
本就片面的民文化的发展，和不成熟的民主科学齐头并进，彰显出文化探索中的迷茫。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辩驳，给当时的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而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并没能完成初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项运动的巨大进步性。但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激进分子对文化遗产的不正确对待也确实造成了文化的真空。
在毛泽东思想的后续中文化工作的理论慢慢充实。毛泽东吸取前人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联系实际的“大众化”文艺理论，表现了文化的认识层面有了真实的飞跃。而基于这些理论的文化新重建，已是后话。
三、对文化重建的启迪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中，革命者在抛弃官文化的同时，但对于“扬弃”的对象产生了偏差，选取了民文化进行填充，中间出现了文化真空的状态。
“国学热”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但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界的争论也未曾停止。如今科学技术的空前繁荣以及各国间的紧密交流使文化的输入输出更加激烈，多重的文化倒影层层重叠，稍不留神就会陷入盲目的漩涡。
本文对文化重建如何避免文化真空的出现提出建议：首先要对重构的新文化进行精准定位，明确它的属性与地位以及与旧文化的关系，对需要灌入的新文化不急于进行定义，注意新旧文化的统一，在保守和激进之间做出权衡，协调好在旧文化的批判继承向新文化过渡转变中出现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大众也应经常互动与沟通，缩小文化理解的鸿沟，这样才不至于导致文化的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肇桐.自由结婚[M].自由社，1903.
[2]秦力山，沈翔云.说国民[N].国民报，1901.
[3]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
[4]赵司尧.启蒙与传统的较量：《新青年》中的民俗问题[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7，33（3）.
[5]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J]，新青年. 1918，5.
[6]刘勇，张悦.百年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建构[J].中国作家网文艺报第二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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