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婧妤

　　摘 要：《宣叙》（Recitatif，1983）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唯一的短篇小说。本文主要从通过不可靠叙述表现出来的创伤记忆入手，分析小说中“玛吉”这个人物的种族归属争议，指出小说通过记忆的扭曲表现了种族歧视和遗弃给人带来的深重创伤并传达了要敢于直面记忆、反思自我的主题。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宣叙》;创伤记忆;种族;不可靠叙述

　　当代美国黑人文学复兴于20世纪60年代，一批黑人女作家开始活跃于美国文坛，一改此前黑人文学由男性作家和男性主人公统治的局面。“从1970年托尼·莫里森发表《最蓝的眼睛》时起，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开始让他们的声音响彻文学团体。”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苏醒。《宣叙》正是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莫里森的成就主要在长篇小说上，但这个短篇却很好地体现了她的特色。”除了注重“叙述”、关注美国的种族问题、关注黑人女性的成长和友谊等特点之外，《宣叙》更体现了莫里森探讨“记忆”时“超乎寻常的道德勇气”。

　　《宣叙》的叙述者是白人女孩特怀拉，她讲述了“我”和黑人女孩罗伯塔童年时期在收容所跨越种族的友谊以及长大后的四次相见。目前国内对《宣叙》的批评主要分布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探讨小说对黑人女性形象的重构;二是从叙述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的戏剧化叙事和不可靠叙事;三是从记忆理论出发，探究小说中扭曲的记忆所承载的作品主题;四是从文学接受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个以读者为主体的“喧宾夺主”的故事，论述作者让读者参与小说意义生成的创作意图。本文主要从通过不可靠叙述表现出来的创伤记忆入手，分析小说中三个人物的种族归属争议，指出小说通过记忆的扭曲表现了种族歧视和遗弃给人带来的创伤并传达了要敢于直面记忆、反思自我的主题。

　　一、创伤记忆：“玛吉事件”的扭曲

　　“创伤记忆”是指创伤主体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创伤事件会以“梦”、“闪回”等形式在大脑中反复出现。创伤记忆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创伤必须以强度足够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诱因;二是强调这种精神事件在创伤主体内心深处的体验。

　　在《宣叙》中，两个女孩的创伤都包括“童年时期被母亲遗弃”，其中黑人女孩罗伯塔的创伤还包括“种族歧视”，这两种創伤都映射到“玛吉事件”这一精神事件上，造成两人对“玛吉事件”的记忆在她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创伤记忆，因此她们长大后对该事件的记忆产生了分歧——罗伯塔记得圣伯尼的女佣玛吉是黑人，记得大女孩把玛吉推倒后，她和特怀拉踢了玛吉;而“我”记得玛吉不是黑人或至少不是纯黑的，并且玛吉是自己摔倒的，她们俩没有踢她。

　　因为叙述者特怀拉是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所以我们无法得知“玛吉事件”的真相，也无法从文本中明确得知是谁的记忆发生了扭曲、抑或是两人的记忆都发生了扭曲。我们只能在这种不可靠叙述下的“记忆迷宫”中努力窥探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想要传达的主题。

　　下面我们来分析作为“创伤事件”的“玛吉事件”在叙述者“我”这个创伤主体内心深处的体验。“我”在小说在说：

　　“我过去睡觉梦多，而圣伯尼的果园总出现在梦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梦见果园。那儿真没发什么过什么事。我的意思是，那儿没发生过什么要紧的事。就是大女孩们在那儿跳舞、放音乐。罗伯塔和我在一旁看着。玛吉曾经在那儿摔倒过。那个腿像括弧的女厨子。大女孩们嘲笑她。我知道，我俩本该扶她起来，但我们害怕那些用口红和眉笔的女孩。……她年纪大了，肤色像沙子。”

　　我”轻描淡写地叙述了她记忆中在果园里发生的“不要紧”的事：玛吉摔倒，我们没帮她。但“我”却经常梦见果园，这是创伤事件以“梦”的形式反复出现。“我”和罗伯塔在28岁相遇时再次聊到玛吉后，“我”的一段心理活动解释了这轻描淡写的“不要紧”背后隐藏的“要紧”，也体现了“那儿没发生过什么要紧的事”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我没有踢她;我没有和大女孩们一起踢那个女人。但我确信我内心是想踢的。我们旁观着，从未试图帮助她，从未试图求救。玛吉就是我那爱跳舞的妈。什么也听不见，我认为还傻。没人走进你心里。就算在夜里哭也没人会听见。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有用的东西。摇摆着，舞动着，走路时也晃晃悠悠。当大女孩把玛吉推倒，拳脚相待，我知道她不会叫喊，也无法叫喊——就像我一样——看着这场面我感到了快意。”

　　在收容所里，玛吉就是“我”那只顾自己跳舞快活、不关心我、对我没有任何教导的、把我丢到收容所的不负责任的母亲的化身。因此我对大女孩们的恶劣行为不但袖手旁观，还从中获得了宣泄了对母亲的仇恨一般的快意。我被母亲遗弃，在收容所里受着管理员老波佐的压迫和大女孩们的欺凌，却又将个人的情感宣泄在残疾老女厨玛吉身上。因此对于罗伯塔记忆中特“怀拉踢了玛吉”这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特怀拉是有这样做的心理动机的。那如果“我”踢了玛吉却不记得了呢？

　　根据记忆心理学理论，个体对于正向的或与个体自我概念或自尊一致的信息，都比较容易储存和提取;而对于负向信息的记忆方式却与结果差异很大。“我”为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是因为害怕大女孩才没帮她，可以看出“我”知道自己的这种心态和行为不体面、不道德、甚至和大女孩一样恶劣的。因此处于这种不道德感和有可能存在的愧疚自责心理，“我”就压抑了自己对玛吉的欺凌行为的记忆、从而对“玛吉事件”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这是有可能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作为“创伤事件”的“玛吉事件”在罗伯塔这个创伤主体内心深处的体验。在文章结尾两人第四次偶遇时，罗伯塔对“我”说：

　　“我过去真的认为她是黑人。……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她和我妈妈一样都是在慈善机构长大的，小时候我认为我也会像她们这样。而且你是对的，我们没有踢她。是大女孩们踢的。只有她们。但是，嗯，我想踢。我真的想要她们伤害她。我说过我们也伤害她了。你和我。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不希望你一直背负着这件事。这只是那天我很想做的事罢了——有这种想法就相当于做了。”

　　罗伯塔在玛吉身上看到了母亲和自己的影子。她恨这种相似的弱势，因此她恨玛吉。但同时看着一个与母亲和自己有相似点的老女人被欺凌，也在罗伯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接着罗伯塔却又哭着说：

　　“哦，该死，特怀拉。该死，该死，该死。玛吉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伯塔向“我”解释完之后，自己却又不确定了，说明此前她对“我”的解释不只是希望“我”不要背负着“玛吉事件”，更是在说服自己不要被它一直困扰，这也正说明了她深陷创伤、无法走出记忆的困境。

　　虽然“玛吉事件”击中了“我”和罗伯塔心中的伤口，但两人日后的四次见面中有三次都对“玛吉事件”的不同记忆进行了争论。她们强迫自己直面记忆、直面创伤。在这痛苦的直面上，罗伯塔比“我”更自觉、更顽固。而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对于创伤记忆的态度：不要逃避，勇敢面对，敢于反思自我，其目的在于与记忆和创伤握手言和。

　　二、“玛吉”的种族归属争议

　　在创伤记忆导致的记忆扭曲以及不可靠叙述下，小说中“我”、罗伯塔和玛吉三人的种族归属问题都具有争议。

　　虽然作者出于引导作者反思种族偏见之目的有意模糊了“我”和罗伯塔的种族特征、努力移除了种族代码，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文本判断出二人的种族。通过两人28岁在游行上偶遇时的谈话，我们可以判断出罗伯塔是黑人，“我”是白人：罗伯塔指责“我”曾经踢了一位黑人老女人——一个白人是不会指责一个黑人踢了另一个黑人的。而玛吉是黑人还是白人这个问题，我们却无法从两人扭曲的记忆和不可靠的叙述中得到明确答案。

　　虽然玛吉的种族我们无法知晓，但我们可以假设：

　　如果玛吉如“我”所说不是黑人，那罗伯塔对于她的种族的错误记忆可能来自于她作为一个黑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歧视和伤害，这些歧视和伤害便映射到她童年时期在收容所发生的“玛吉事件”上;这些歧视和伤害都积累到她生命早期这一使她幼小心灵受到创伤的事件上。也就是说，时间的冲刷和创伤的积累使得记忆发生了扭曲。

　　如果玛吉如罗伯塔所说是黑人，那罗伯塔作为玛吉的黑人同胞，童年时期在收容所目睹了一个与母亲和自己有着相同的受歧视的种族身份和相同的被遗弃的悲惨命运的老女厨被大女孩欺凌，她受到的创伤无疑会比上一种假设更重、更深。此外，我们猜想她在成长中很有可能受到了白人的歧視和伤害。种族歧视带来的创伤也有可能回过头来映射到她儿时的白人伙伴特怀拉身上、映射到关于特怀拉对玛吉的所作所为的记忆上，所以有这种可能：“我”没有踢玛吉，但罗伯塔将记忆篡改成特怀拉也参与了欺凌玛吉。

　　无论那无法探求的事实符合哪种假设、无论玛吉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扭曲的记忆看到罗伯塔和“我”受到的创伤：两人童年时期都被母亲遗弃，被迫在氛围恐怖、缺少爱的收容所里成长，罗伯塔成长中还受到了种族歧视的伤害。

　　简言之，“我”和罗伯塔记忆中的玛吉的种族归属争议实际上是创伤的外显。莫里森通过不可靠叙述下的“记忆迷宫”，带领读者走入创伤主体的精神世界，把遗弃和种族歧视所带来的深重创伤展现给了读者，意在引导读者反思种族歧视和遗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传达了要敢于直面记忆、反思自我从而与创伤和解的人生态度。

　　参考文献：

　　[1]曾梅.托尼·莫里森作品的文化定位[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2]陶洁.《美国文学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朱梅.《拒绝删除的记忆幽灵：从托尼·莫里森的<宣叙>谈起》[J].当代外国文学，2008（2）。

　　[4]鲁忠义，杜建政.记忆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主编.申丹，马海良，宁一中，乔国强，陈永国，周靖波，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