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彦

　　摘 要：电影《芳华》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末文工团的青年人刘峰、何小萍等人的情感纠葛与成长。刘峰从英雄沦为“流氓”，何小萍从“撒谎精”一跃成为英模，两人命运的反向对举揭露了社会荒谬的残酷现实，揭露之余，影片还是存在缺失价值评断的问题。

　　关键词：刘峰;何小萍;强权

　　一、前言

　　2017年上映的电影《芳华》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文工团里的青年人的情感始末与成长，电影通过聚焦刘峰、何小萍这两个关键人物的二十年悲剧性命运，折射了文革后期到世纪末中国文化环境的变迁。刘峰与何小萍的命运曲线形成了反向“对举”、终而相交的关系。“活雷锋”刘峰忽然“堕落”成“流氓”，而不受待见的何小萍在阴差阳错之下当上了英模。此后与命运顽强对抗的两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者截了肢，后者精神崩溃，两人在晚年回归平凡、相依为命。出身于底层的两人都受到了集体的戕害，命运的坠崖式变化背后映照的是文工团里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英雄的“堕落”——平民之痛

　　电影开篇即把刘峰塑造成一个道德高标。他自愿吃食堂里没人要的饺子皮，在抗洪中受了腰伤还主动顶替别人做何小萍的舞伴;“年年标兵，三次立功”。更耐人寻味的是，抢着学雷锋的人忘了关猪圈门还得找刘峰善后，说明唯独刘峰具备真正的雷锋精神。刘峰不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且性情温和、热情开朗，从不抱怨遭遇的不公与不幸。他还有一手祖传的木匠绝活，连夜为结婚的同事打造了一套精美的红皮沙发。

　　可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行为端正、有一技之长的人在一次正常示爱后遭受了沉痛的打击：林丁丁举报他耍流氓，上级诬蔑他为猥亵犯，远调伐木连和兵营，临行时还只有何小萍一个人送别。试想，假如拥抱林丁丁的是干部子弟陈灿或张医生，他们会有这等下场吗？显然不会。对此，萧穗子为林丁丁辩解，“一个干尽好事、占尽美德的人，一个一点人间烟火味也没有的人，突然告诉你，他惦记你很多年了，她感到惊悚、恶心、辜负和幻灭”。

　　然而事实上，刘峰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从他专门送挂面、修表、挑水泡、背林丁丁走山路、教她射击，到放弃进修机会和大好前程来默默陪伴她，无不透露着浓烈而真挚的痴情爱意，否则萧穗子又何以早早地觉察到他的感情？所以，与其说林丁丁拒绝的是道德主义形象的坍塌，不如说，结合她“交际花”的个性、上海小姐的出身和嫁给华侨的婚姻追求，她拒绝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工人子弟、不够时髦不够“坏”的男人的无趣、让自己的名誉受损。进言之，林丁丁的夸张举报得以成功，以及她不曾挂念和感到愧对刘峰，在无形中代表上流社会拥有压制与宣告对底层手工业者的不屑的权力。

　　即便是在“林丁丁事件”之前，刘峰也没有得到与之品行匹配的尊重和关爱。片中刘峰时常是形单影只的，萧穗子等人的朋友圈里有的总是出身相近的人，朱克还曾调谑、嘲弄刘峰：“如果没有刘峰这样的好同志，脏活、苦活、累活、臭活，你们这些狗日的，都指望哪个去做？”围观者捧腹大笑，对刘峰的善良不以为然。纵使是道德高标也得不到爱，可见善良真诚等美好品质在文工团人际交往的权力网络中排在价值序列的末尾，而排在前段是的出身。这样的“阶级天花板”是对人性凉薄、阶级“冷暴力”的暴露与讽刺。

　　书写刘峰在爱情上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勇于追求跨越阶级（层）的爱情的悲怆讴歌，而其惨烈的失败，则是对出身论之错与人性恶的深沉揭露，是对以血统为标准的荒谬的人际交往权力网络的批判。撇开出身，曾经完美的简历和顺利的仕途说明刘峰本有机会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广大观众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共鸣，实则传递出了当代中产阶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焦虑和对阶层下滑的恐惧。

　　三、“白菜”变英模——黑五类子女之伤

　　何小萍是影片的关键角色，其四次敬礼是标志其艰辛成长的节点。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何小萍的重要特点——“失语”即象征着她在青春的场域中的失权。一方面，何小萍自幼在重组家庭中受欺负，生父是劳改犯一事让她在外也受尽歧视，故她怯于说话。另一方面，体味重、容貌普通使得她在文工团备受霸凌，因话语权被剥夺而失语。值得注意的是，刘峰把何小萍的出身由黑五类改为革干，看似能使她逃离血统论的悲剧，但归根结底，一个舞艺精湛、性情温和的舞者会受欺负还是因为她的出身不如干部子弟那般“硬”。失语是何小萍受到阶级压迫的后遗症，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电影开头，何小萍向刘峰、郝淑雯分别敬过一次“稚嫩之礼”。这时她还是个初入部队、不成熟的战士，敬礼姿势还很不标准。刘峰温和友善地教给她标准的姿势和口诀，而郝淑雯毫不客气地回以“你这是耍猴呢”。对比之下，后者溢于言表的优越感也正是出自强烈的阶级意识。其后，何小萍经历了“借军装事件”和“假胸罩事件”，可以推断，集干部子弟、老兵、宿舍长于一体的郝淑雯在权力高地上对何小萍的言语施压，是后者不敢光明正大地借军装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所遭受的话语霸权自“你是品质问题”（林语）、“革命队伍里不容沙子”（郝语），上升为“撒谎精”（林语）和“我们当兵的敢作敢当”（郝语）。品质、军人资格接连遭到否定，而她除了嘶吼“我没撒谎”外无计可施。福柯说“真理只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被权力所认可的暂时的有用性东西而已”，何小萍的失语和郝淑雯、林丁丁、小芭蕾等人对“真相”的垄断，反映了其长期在认同血统论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顽固的等级观念。

　　继生父去世后，何小萍的至亲这一心理支撑垮了，家庭和单位也不再是她的心灵归宿，她以敬“告别之礼”向过去的充满希望的自己、向远迁的刘峰道别。此刻，她终于看穿了人不得不先天背负的不公命运，对文工团内的平等、团结、友爱等公共价值基本上不再抱有期望。故而，她也不再追求在集体中实现自我价值。用谎言来拒绝替补演出，是何小萍对残酷体制、冷漠人性的无声抵抗，可惜还是以失败告终。

　　何小萍最后在部队敬了一次“决绝之礼”，向多舛命途表示绝不屈从，随即被发配到野战医院。在那里，她和许多女孩在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血腥、暴力的恐吓与死亡的威胁，她们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施用强权的上级的迫害对象。极具戏剧性的是，何小萍因拯救伤员而被评为英模，获得了和刘峰截然相反的待遇。境遇的巨大反差使她的精神像入春的冬白菜一样“坏”了，她无法轻信一个辜负和背叛了“至善”（刘峰）与“公正”（父亲尚未平反就去世）的世界里会诞生真正的英模，更何况是不能与刘峰相提并论的自己成为英模。

　　一如里尔克的诗句“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何小萍以疯癫的姿态继续对抗宿命。

　　四、命运的交点

　　叫人唏嘘的是，刘峰与何小萍的命运轨迹最终还是共同坠落到了低点——当萧穗子成为畅销书作家，郝淑雯和林丁丁拥有稳定富庶的家庭时，刘峰沦为一介又土又穷的车夫，何小萍更是不知何许人也。以两人惺惺相惜、抱团取暖为美好结局的荒谬逻辑是以上流社会的视角为基点的，与曾冷眼旁观霸凌过程的萧穗子后来分了几颗糖给何小萍如出一辙——作恶多端的上流阶层总还是上流阶层，底层人无论有多么善良勤恳也不能突破“阶级天花板”，并且不被容许拥有更多幸福。英雄主义的败落和平凡女孩的遭遇，令人怀疑和反思当今社会倡导的公共价值和正面形象是否存在歪曲和缺失。

　　影片深入揭露了底层人的痛，但仍缺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断与反思。作为一部历史剧情片，正向价值、是非判准的缺席必然导致影片的批判力度与反思深度的软弱性和片面性。“活雷锋”被恶意举报、冷眼相待，何小萍屡受霸凌，指挥和政委只是口头警告一句“過分了”“丢不丢人”就一笔勾销。而承担了叙述视角的萧穗子在二十年后，依旧不曾反省当年犯下的“平庸之恶”的罪过。影片“以显著的怀旧之情而暂时遮掩住冷峻反思或批判力度之不足所带来的美学遗憾，从而让观众在投入消费怀旧感时，于不知不觉中无限期推迟对相关人物所曾犯下的过失的理性反思”[1]。

　　五、结语

　　《芳华》呈现了不少青春活力、温情感人的画面，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与战斗的热血，但更应观照刘峰、何小萍的悲惨遭遇，及其反映的二十世纪末大行其道的血统论之下压迫和戕害底层群众的权力网络。影片揭露了人性之恶与强权之害，表现了英雄主义的没落与底层群体对命运的反抗。但尚需反思批判力度不足，警惕沉溺于消费怀旧感。

　　参考文献：

　　[1]王小川. 精致的温情主义影片《芳华》中的两个“冯小刚”[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