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欣宇

　　摘 要：1915年成立的“社会教育办事处”是民国初年活跃在天津的重要尊孔组织，其致力于兴办天津本地的尊孔活动，并得到了政、商、学界的有力支持，成为天津尊孔复古运动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组织。

　　关键词：尊孔复古运动;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尊孔组织

　　尊孔活动在民国初年曾一度兴盛，国内很多学者已对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如韩华的《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左玉河的《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邱巍所著《民初孔教会及孔教运动》。但是，据笔者所见，国内研究尊孔运动的学者，大多关注的对象是孔教会，而对其他尊孔组织及其活动的关注较少，而对于天津地方尊孔组织的研究更是罕见。本文欲以《大公报》、天津商会档案、《社会教育星期报》等报刊、档案资料对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在地方的尊孔活动进行研究。

　　一、“腐儒”与“新学”——天津教育界的尊孔渊源

　　天津教育界在尊孔复古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组织是在1915年由林墨青等人成立的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这一机构具有官方背景。社会教育办事处关注于对民众普及旧道德、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与天津文庙的修缮工作，并通过《社会教育星期报》在社会上宣传尊孔思想和旧道德。

　　1915年7月1日，社会教育办事处在天津西北城隅成立，成立该办事处的主要目的，如其所办《社会教育星期报》的宗旨所述：“培养旧有道德，增进普通知识，筹画国民生计，矫正不良风俗”。虽然，社会教育办事处隶属于天津教育司，但其活动主要由民间人士组织，其经费来源也大多依靠民间集资。

　　通过《社会教育星期报》可以得知，除其总董林墨青外，大力支持社会教育办事处活动的著名人士还有：严修、高凌雯、华石斧、李金藻、陈星彩等。他们大多有过科举功名，并在清末组织新学，或在学堂中担任校长或教师，其中不少人还有出国留学或考察经历。民国初年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他们认为旧道德有其自身存在的必要。在社会教育办事处活动的早期，他们便着力于对节俭等传统美德的宣传，并于1918年9月29日，组织发起标榜“挽回一切社会之浮华”的崇俭会。另外，他们对民国成立之后，大量外来思想涌入，以致旧学无人问津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忧虑，这也是他们致力于宣传旧文化、旧道德的重要原因。在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下，他们的行为则越发显得保守，与社会上愈发响亮的革新之声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他们自嘲自己为“腐儒”。

　　二、天津尊孔复古运动的喉舌——《社会教育星期报》

　　《社会教育星期报》是社会教育办事处创办的周刊，第一号发行期为1915年8月1日。这份周刊带有“很浓厚的维持‘礼教的色彩”，而这也是其主办方所“不自讳的”。也因如此，该报被新文化家批评为“出版界的妖怪”是“没有进步的”。《社会教育星期报》主要面向天津的普通民众，因此登载的文章多为白话文和较为浅显的文言文，也基本不涉及对理论类知识的讨论。

　　《社会教育星期报》对孔孟之道的宣传不遗余力。从1922年12月17日——1923年2月11日，《社会教育星期报》连续刊发七次由丁子良先生主笔的《壬戌秋丁讲经録》，之后又全文载录了1922年发表于孔誕日上的讲稿。1922年后，几乎在每次祀孔活动之前，《社会教育星期报》都会登出公告，公布举办地点和时间。有时，报社还会向社会各界征集古物，以在祀孔之日加以展出。而在祀孔活动举办之后，该报也会对此次活动的详情加以记载。

　　三、保守与进步交融——社会教育办事处与天津的祀孔活动

　　天津的祀孔典礼自明朝便已存在，但“到光绪中叶，祭孔典礼摈弃废除有年”。庚子之乱后，文庙内的礼器又散失过半，为恢复天津祀孔典礼，林墨青及社会教育办事处做了很多工作。

　　林墨青自清末开始便致力于恢复祀孔典礼。为此，他经多方联络，最终在江苏重新购置了祀孔典礼中所必不可缺的特磬、编磬等礼器。乐舞是祀孔活动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据1917年3月4日发行的《社会教育星期报》记载：“天津文庙乐舞，创始于前清康熙年间邑先辈孟碣石先生”。但至民初，文庙乐舞已基本遗失，陈设的琴瑟壎篪排箫各种乐器，多年失修，并且因无人传习而不能演奏。林墨青为此特在1917年4月前往北京学习，并采购相关乐器。同年暑假期间，他又偕社会教育办事处附设的音乐练习所教员杨芝华、辛树人等，到北京练习乐舞。学成后教授于私立第一小学校各生，并得到该校校长以及教员陈星彩等人的支持。至1917年秋丁，天津文庙乐舞终于完备。

　　1918年10月，徐世昌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行有利于尊孔的政策。在此良好条件下，社会教育办事处开始着手举办更大规模的祀孔活动，这些活动呈现出新旧结合的色彩。

　　自1921年至1923年，社会教育办事处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祀孔活动，包括1921年的圣诞节、1922年的春丁、1922年的秋丁、1922年的圣诞会、1923年的春丁、1923年的秋丁、1923年的圣诞节，共七场祀孔典礼。其中，前五场在天津文庙举行，而1923年的秋丁祀典和1923年的圣诞节祀典则因孔庙工程未竣，分别在江苏会馆和东马路讲习所举行。社会教育办事处组织的祀孔典礼，既是一场礼拜至圣先师孔子的仪式，同时也是展现其开展社会教育成果的重要舞台。

　　1921年至1923年，在文庙举行的祀孔典礼程序大致如下：上午九钟，致祭者、与祭者开始行礼（在春、秋丁祭时，行礼者还常包括行政长官）。行礼活动一般从上午九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后六钟闭会，社会各界皆可参与行礼、观礼，并无身份上的限制。除在孔庙行礼外，祀孔活动还包括演奏礼乐、讲演物理、化学知识，并进行相关科学试验。此外，还有讲演天津乡贤及模范人物事迹，警察厅乐队演奏音乐，组织学生唱歌做游戏等活动。1922年春丁及以后，与祭社还仿照山西洗心社举办讲述经传活动。以1922年的壬戌春丁讲经録为例，讲经的内容主要为：孔子之家世、孔子之生卒、孔子之历史、孔子之好学、孔子之担道、孔子之伤道等有关孔子生平事迹的介绍，以及对儒家文化的赞颂。自1922年春丁及以后，社会教育办事处还组织了多次古物陈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参观。为安全起见，主办方不得不采取分流措施。此外，社会教育办事处还组织其附设机构“正俗新剧社”社员表演戏剧，陈设仪器标本，书法字帖，组织表演改良双簧、相声、改良大鼓、猜灯谜等活动。1922年圣诞会，还组织中华武士会来文庙展演，并且在檽星门外组织了幻术表演。

　　据《社会教育星期报》介绍，参加祀孔典礼及其有关活动的人员数量众多，甚至达到六七千人的水平。其中，除了官员、与祭洒扫社成员和绅商外，许多学校的学生也参与其中，甚至包括蒙养园的蒙养生。

　　四、文庙岁修办事处的成立及其对天津文庙的重修

　　1921年至1922年是社会教育办事处举办祀孔活动的高峰期。在1923年，他们又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文庙维修事业。天津文庙在历史上曾多次被修葺或重建，1923年，社会教育办事处进行文庙维修。天津文庙因多年失修而残破不堪，社会教育办事处曾主持过对天津鼓楼的修缮工作，因此对古迹维修已有一定经验。1923年，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因孔庙无人看管附近民居任意污秽”社会教育办事处“特约集警绅商学”多人到东马路讲演所开会，共议孔庙的整理办法，召开了第一次孔庙整理大会议并组织了认捐活动，天津文庙的重修工程由此开始。

　　1923年旧历二月初二日，社会教育办事处又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孔庙整理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公推宋子文为临时主席，设立值年、帮办人等职位，并规定所有款项由林墨青经管。此外，还组建了负责文庙维修的专门机构，暂定名为“文庙敬事会”，并再次举行了认捐活动。旧历三月廿八日召开的孔庙整理第四次会议确定了文庙重修的具体项目及有关规划，包括：“除府庙大成殿外其余皆落地重修，旧历四月初一日即行动工所有府县两庙崇圣祠两庑及名宦乡贤各牌位均定期移至府庙大成殿内，府庙照壁原与大成殿不对中现拟改正… …”此次孔庙维修规模浩大，因此需要大量款项，除了林墨青、严范孫、李子香、范竹奇、徐友梅等本就热衷于尊孔的士绅外，此次孔庙维修还得到了前省长曹健亭、时任江西督军的蔡成勋等政界人士以及天津银行公会、新华储蓄银行等商界代表的资金支持。截至1924年1月20日，文庙岁修办事处已获得款项三万七千余元，文庙维修得以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

　　五、总结

　　对于天津本地的尊孔活动来说，社会教育办事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成员多为清末民初兴办新学的士绅，在社会上颇有名望。他们尊孔并非将孔子视作教主，而是视之为教育家，其尊孔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推进包括西方科学知识在内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亦能保存传播他们所认为良好的旧有道德和传统文化。社会教育办事处的尊孔活动虽然得到官方的支持，但由于民国初年政府财政紧张，故捐助实际上是天津尊孔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而在此情况下，天津文庙乐舞得以恢复，祀孔典礼盛况空前，文庙也得到大规模的整修。从中均可看出，绅、商、学界对尊孔活动的大力支持。而祀孔典礼中的文物展览、科学实验等项目更使尊孔活动成为颇具进步意义的大众活动。社会教育办事处对民众道德、文化、科学知识的培养，对古迹的保护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的思想主张在今天看来也同样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林墨清等主编.社会教育星期报（民国）[J].

　　[2]姚惜云.天津孔庙春秋祭丁典礼[J]天津：天津政协文史资料.2001.

　　[3]天津市档案馆编辑.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