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心怡

　　

　　摘 要：近代中国的黄金十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书籍的出版和体育的发展也达到了高峰。本文通过整理各官方出版的书目，从时间来梳理1927-1937年内上海各出版组织所出版的体育类书籍，结合其时期发展背景来分析时间分布情况的原因。一个时期的政治发展、教育制度、体育发展等方面与该时期的体育类书籍出版关系紧密，社会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体育书籍;近代体育;体育教育

　　1927-1937年被称为“黄金十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书籍的出版和体育的发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该时期出版的体育类书籍书目有631种，结合时间背景和书籍出版的数量，可以将上海十年间的体育类书籍出版分为三个时期。在1927年和1928年，上海的体育类书籍出版书目较少。上海的体育类书籍1929年至1933年的出版书目总体呈增长趋势，并在1933年达到高峰。1934至1937年的书籍出版书目数量波动较大，在后期呈下降趋势。

　　一、1927-1928年的体育类书籍出版书目少且种类多

　　1927-1928年上海的体育类书籍出版书目较少，包含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多种类。究其原因，可从政治和教育制度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在政治方面。1927年初-1929年初的上海仍处于政局较为动荡，社会不太稳定的状态。3月29日上海临时特别市政府成立前上海工人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直属南京政府。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势力完全被挤出上海，张群出任第三任市长，从这以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才算相对稳定下来。1927-1928年的還未真正稳定的政治环境导致了体育和出版的缓慢发展，这两年上海的体育类书籍也随之出版较少。

　　第二，在教育制度方面。这两年上海政府的重点多在于统一上海的政局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上，有关于教育部门和体育方面的制度还处于开始阶段，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一份截至1931年的海关报告中的文字提到了教育局所处的情况，“上海市教育局于1928年7月成立后将原有各公立学校收归该局管理，并合并了一批教育机构。...上海市教育局的教育经费，1928年仅293276元，1931年增至1107761元”，所以由于教育部门仍处于建设阶段，体育仍分散在军事、教育、娱乐等各个领域，这导致该时期上海的体育类书籍出版少，且种类较多和分散。

　　二、1929-1933年的体育类书籍出版书目呈增长趋势

　　1929年3月之后国民党在上海统治的稳定，为体育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上海的体育类书籍1929-1933年的出版书目总体呈增长趋势，并在1933年达到高峰。究其原因，可从政策、教育、体育制度和书籍出版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在政策方面，1929年后开始逐步展开的“大上海计划”也进一步推动了该时期体育的发展。黄郛当市长时提出过改造上海的设想，张群继任市长后，于1929年7月正式决定把江湾闸殷路以南、翔殷路以北、淞沪路以东、黄浦江以西约7000亩土体划为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域。随后成立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陆续制定出一系列计划，这些计划被统称为“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中涉及体育的部分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体育场的建设是大上海计划的一项重要工程。二是体育被列入平民及工人新村的规划之中。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及体育的普及使得这一时期上海的体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关书籍也因为体育的新发展而出现。

　　第二，在教育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教育体制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重要的两条是1929年4月教育宗旨的发布和1932年课程标准的颁布。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课程标准的颁布则进一步统一规范了对中小学课程的要求。结合这两方面，当时的教科书呈现出“叫嚣的气焰低了些，目的也逐渐正确了。各科教科书，大概都能依照部定的各科课程标准编辑。”在1929-1933这四年，上海出版的体育类书籍数量激增，其中每年关于学校的体育类教科书的书目较之1927年和1928年有明显的增多。这说明教育上改革政策的推出和实行对于体育类书籍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在体育制度方面，国民政府于1929年4月16日颁布了《国民体育法》，于1931年5月2日颁布了《上海市政府组织规则》。《国民体育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它确立了国家体育政策，也明示了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课程在学校体育目标上的地位。该法令表明了体育的目的是：“务使循序发达，得有应具之健康与体力及抵抗力，并其身体各官能之发育，使能耐各种职业上特别劳苦，为必要效用。”《上海市政府组织规则》将市政府下设一处八局，既秘书处、社会局、公安局、财政局、工务局、教育局、卫生局、土地局和公用局。在这之中，和体育有重要关系的是教育局。这使得原先各个层面的体育在政治制度化中得到了明确的归属——教育局。到 1933 年教育局把分工再度细化和专业化，成立了上海市教育局体育委员会和健康教育委员会，对两个委员会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从而使得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具体规划。体育更有规划的发展也为上海体育类书籍的出版与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发展方向，这使得1929-1933年的出版书目数量大且种类多，并在1933年在数量上达到了最高峰。

　　第四，在书籍出版组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申报》体育记者马崇淦在1929年创办了体育专业书店——勤奋书店。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社大量出版发售体育类书籍，以出版体育类书籍为主的勤奋书店的出现也成为1929-1933年体育类书籍书目大涨的原因之一。勤奋书局在1929年至1937年共出版体育类书籍79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位居第二。

　　三、1934-1937年的体育类书籍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1934-1937年上海体育类书籍的书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并波动较大，只在1935年出现了小高峰，其余年份的数量都较少。究其原因，可从政治和体育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在政治方面。1934年2月在国民党在沪查禁文艺书籍149种。后又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是1934年上海体育类书籍种类骤降的原因之一。國民党对于图书审查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使得商务印书馆、勤奋书局、中华书局等大量出版体育类书籍的出版社在1934年仅出版了个位数的体育类书籍。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是影响书籍的原因之一，当时上海市政府十年的建设被毁，各体育组织、场地均遭到破坏，1937年所出版的体育书籍种类降至50本以下，是自1929年书籍种类形成上升趋势后的最低谷。

　　第二，在体育方面。通过查阅《上海体育志》可知——“1935年6月2日，上海市体育协进会成立。1935年10月10～20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市体育场举行。”1935年上海市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举行，推动了上海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导致该年体育类书籍的增多，其中不乏有关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和赛事规则的书籍。

　　四、1933年的体育类书籍数量达到高峰

　　上海体育类书籍出版的十年间在1933年达到了最高峰，该年上海出版业共出版体育类书籍120种。在这一年书籍出版数量出现高峰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首先1933年是“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政府致力于恢复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秩序，国情较为稳定。政治和经济的复苏为体育类书籍的出版创造了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书籍的大量出版和印刷。在教育部门设置方面，上海市教育局专门成立了体育委员会和健康体育委员会，使得体育渗入民众的生活中，同时也促使了大量适用于民众的体育书籍的出版。在出版业方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业开始了一系列复兴活动，包括大量出版丛书新书和重版经典书目等。各大出版机构均出版了教科书、体育项目、体育规则等多个种类的书籍，商务印书馆和勤奋书局两个出版量前二的出版机构，也均在1933年达到了十年间出版量的高峰。

　　其次，1932年政府颁布了《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三部课程标准对体育教材作出了新的规定，其中《小学课程标准——体育》要求教材主要包括游戏、舞蹈和运动类，高年级将拳术和其他武术作为了小学高年级的选用教材，《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要求体育教材包括游戏、机巧、器械、球类、田径、国术等，《高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中要求主要体育教材基本以游戏、球类、田径、国术、团体混合连续器械运动、舞蹈等为主。1932年三部课程标准的颁布和新要求使得各大出版机构在1933年出版了大量适用于中小学的新版教科书。

　　五、结论

　　综上所述，1927-1928年由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还未真正的稳定以及体育分散在各个部门，这两年所出版的体育类书籍较少。随着上海政局的稳定，“大上海计划”、《国民体育法》、《上海市政府组织规则》、《课程标准》等政策制度的颁布，以及教育部的改革，1929-1933年间的体育类书籍出现井喷式发展，并在1933年达到最高峰。1934-1937年由于政府的政策、体育赛事的举办及战争的开始，这期间的体育类书籍书目出版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并在上海沦陷的1937年达到1929年后的最低值。由此可知，社会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前提，一个时期稳定的政治发展、合理有序的教育制度、健康快速的体育发展等方面会带来该时期的体育类书籍出版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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