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

　　摘 要：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领导干部身份，确保人生大航向不偏离正确轨道，要深入学习研究《曾国藩》中关于修身处事济家一些原则。2014年4月，中纪委向领导干部推进了56本书，其中一本是唐浩明的《曾国藩》。作者精心研究曾国藩近20年，心得独具而厚积薄发，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扎实的文学素养，著成《曾国藩》，对当前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干部队伍建设;用人之道

　　一、学习《曾国藩》的必要性

　　现在领导干部偏离人生正确轨道现象比较多。例子不胜枚举。据统计，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形势下，各种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依然不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领导干部稳不住心神，管不住行为，守不住清白，发生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讲，既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问题，也是立身、处世、济家原则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领导干部，对立身处世存在一些模糊观念，需要认真澄清，否则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都很严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建立正确的立身、处世、济家原则和标准，十分紧迫，十分重要。

　　曾国藩如何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先后平定“太平天国”和推行“洋务运动”，成为驾驭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曾国藩去世以后，有副挽联这样概括他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1]可见对其影响之大。曾国藩在立身、处世、济家、治军等方面一些重要观点，使得《曾国藩》不失为一部指导领导干部修身处世的好教材。撇开阶级属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研读《曾国藩》，对于严格立身处世标准，正确把握人生航向，科学培养识别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抵制腐朽思想观念和庸俗人际关系影响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体现在哪些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曾氏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余人，而后官居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连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重臣，都是受其举荐。他在《冰鉴》一书中曾这样写到：“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项，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2]

　　（一）广收，即不拘一格选干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识才。他择取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要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办事的方法，首要的是能够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就是官吏對于人命案、盗窃案等重大事情，要必须亲自深入第一线，巡视、察看，了解真实情况。心到，就是凡是必须仔细分析大条理、小条理、起始的条理、终结的条理，分析其头绪，再综合其类别。眼到，就是要专心致志地观察人，认真的阅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以及事情的关键，勤作笔记，防止遗忘。口到，就是在使用他人做事，既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程序上既要有公文，还要苦口婆心地叮嘱，是问题不要偏离主意。二是求才。“求人才至难，当如鹰隼击物，不得不休”。[3]这是曾国藩求才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求人自辅，时刻不能忘记这个道理。人才很难得，求人才必须如同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不得决不罢休。这样便可以得到一个人才，进而得到其他更多的人才。同时，要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三是衡才。衡才是曾国藩的一个主要观点。他认为，如何衡量人才，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评价的问题。在用人上不仅要重视选拔人才、评价人才，而且还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应该立一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能让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无闻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的灵，有活泼乐观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甘为下流;有见识就知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者缺一不可。凡作大事小事都要有恒心，只要有恒心没有什么事情事不可改变的。曾国藩曾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不倦，只是钻研孔、孟之学，谁又能阻挡呢。若是自己不立志，就是每天与尧、舜、禹这些圣人住在一起，也还是他是他，我是我，一点也不管用的！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二）勤教，即苦心孤诣塑干部。古语有云：玉不琢不成器。干部的成长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优秀干部往往是千磨万砺锤炼出来的。“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勉励磨练而出耳”。这是曾国藩用人才的辩证法所在，他明确提出人才由陶冶而成的主张，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今天应当讲究的尤其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和陶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奏折上。早年的新科翰林李鸿章来拜访曾国藩，等得走后，曾国藩便对夫人说道：“李安部郎的世兄，我瞧他非但声朗气清，且是鹤形，异日的名位，必定在我之上。” [4]后来他多次考察李鸿章，折服他的傲气，李鸿章大彻大悟，遂脱颖而出，成为清政府一代名臣。

　　（三）严绳，即建章立制管干部。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员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使得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曾国藩针对这一情况，力主惩一儆百，提出了“治乱世用重典”的主张，以严刑峻法来痛惩不法分子。但在同时也把握了一定的尺度，对于下属的一些程度较轻的错误，处罚时则适当从轻，以向下属展示自己的仁爱之心，从而赢得下属的拥护。正因为这种用人之道，使得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及后来的北上剿灭捻军的时候，虽然也打过不少败仗，遇到不少败仗，但是曾国藩统帅的尊严仍然能够很好的维持，下属对他的尊重也很深，他手下的大将没有一员投降对方。[5]

　　（四）慎用，即德才兼备用干部。俗话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半成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无德无才是废品”。 曾国藩认为，才与德，两者不可偏颇。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与我们目前所提倡的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完全一致。也就是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人才。其次是要按能力的大小分配认为。他认为人才如果得不到合理安排，则可能还比不上平庸之辈。对于善治军者，要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备战时之需;对于善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理财、运输等工作;对于善创造者，安置其到制造局，做造船制炮工作，务必使其人尽其才。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曾国藩认为，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以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不如用斧子好用;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使用人才。当国家处于战乱时，如果不是掌握胜负之数的人，虽然有大德，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生平喜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世上药物虽多，但大多不对病症。曾国藩所说的“虽然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潘鼎新最早是投靠曾国藩的，曾国藩认为潘鼎新这个人才不适用自己，但是他没有埋没了他，把他推荐给了左宗棠，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

　　三、如何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一）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首先，在干部选拔中，我们要按照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身份、不唯职称的标准来选拔人才。创新干部选拔方式，形成自荐、推荐、考察、考试、竞聘等多渠道选拔，真正让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其次，组织要放手使用，不求全責备，尽量给干部压担子，提高干部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交流力度，让干部经历基层岗位的锻炼。领导要定期谈话。曾国藩很善于通过书信、面谈及饭前闲谈来对部属进行培训、教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上级领导要经常与干部交流，关注干部心理健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最后，自身要爱好学习。既要多为干部提供岗位培训的机会，还要让干部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因此，干部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真正重用那些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信仰坚定、品德高尚、忠于人民的干部。一方面高度重视干部考察，严把“入口关”，坚决杜绝“带病提拔”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坚持量才适用，准确、客观分析干部的优缺点，做到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真正扬长避短，人尽其材。

　　（二）为干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首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就要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学风建设、严格执行制度，努力打造一支善谋实干、勇于开拓、甘于吃苦的干部队伍，切实优化发展的“第一环境”，为本地区的发展追赶和跨越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只有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才能让干部成长健康有序。一方面要严明赏罚，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任用机制，对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要提拔重用;对工作推动不力、业绩平庸的干部要降职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大问责查处，对群众反映较差的干部要及时问责谈话，对违法违纪的干部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

　　（三）干部自身应廉洁自律。以树立良好形象为抓手，强化干部生活纪律。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就体现在他躬行实践强化道德的修养方面，体现在他的“力行”哲学中。一个人成功与否，理念的确立、信条的明晰、见识的高下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品质。 曾国藩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完人”，具有“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于当前干部队伍的建设，首先是严格执行各项禁令促健康生活情趣形成。严格执行禁赌令、禁酒令和禁驾令，净化干部生活圈、社交圈，养成健康的生活情趣。其次是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促良好习惯形成。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向组织、纪检报告家庭、财产等重大事项和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最后是严格执行廉洁承诺促廉洁有守品格的形成。严格以《廉政准则》的要求规范干部言行，落实干部廉政承诺制度，养成廉洁有守的品格。

　　国以贤兴，政以才治;为政之要，惟在用人。[6]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对于当今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进而完善我市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唐浩明.曾国藩[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曾国藩.冰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4]徐哲身.大清三杰[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5]陈鹏飞.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及启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33）.

　　[6]肖兆权. 老实人的评价机理分析及任用制度设计[J].领导科学，20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