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希臘文学中使用口述材料十分普遍，然而其在希腊史学——特别是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充分运用，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社会文献材料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希波战争的时效性。这也反映出希腊民众对口述史料的偏爱和主动选择。口头材料是希腊史学编纂的主要材料来源，为后世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其运用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尽管如此，口述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历来也争议颇多，在评价这一问题时应注意将希腊史学置于历史语境中，认识到“客观”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并充分考虑希腊史学家的历史批判精神。
关键词：口述史料;《历史》;史料来源;历史叙述体;真实性
1948年，阿兰·内文斯在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口述史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设置了口述史的研究项目。学术界一般以此作为现代口述史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近几十年来，口述史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口述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真正的复兴。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口述传统在希腊史学中扮演的角色，对今天的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界研究状况
自《历史》诞生以来，对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讨论和研究从未停止。最初，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历史》的真实性。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不点名地批评道：“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1]19。修昔底德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希罗多德的评价。希腊化时代，普鲁塔克曾说，希罗多德的道德品格“不仅是‘似是而非的不公正的顶点，也是一种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心并以良好的幽默和坦率掩饰的假象”[2]33。罗马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西塞罗将希罗多德誉为“历史学之父”，但同时也称他为“谎言之父”[2]48。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拥抱世界，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人们可以广泛地游历各地，并欣赏希罗多德自由谈论各地的风俗和不羁的语言风格，加上各种铭文、钱币的发掘，使《历史》中的许多情节得到了印证，引起人们重新评价希罗多德，其著述的真实性得到普遍认可。
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口述传统和时代背景，更深入地分析希罗多德对口述材料的使用及其意义。英国学者罗兹虽然认为要慎重利用古典史家的资料，但是也提出：“希罗多德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更多依赖口头传说的社会，而且他成功地处理了那些口述的材料”[3]156-171。加拿大史家伊文思通过分析希罗多德及其时代的关系，高度赞扬了希罗多德搜集史料的方法[4]146。施林普顿和吉利斯则通过光盘检索法对希罗多德引用的188条有出处的口述材料进行分析，证明其并不是在编造故事[5]235-239。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则相对薄弱。学者们多是将希罗多德运用口述材料的情况置于口述史发展的脉络之中，充分肯定希罗多德的历史地位，认为《历史》是成功运用口述材料的最初范例却着墨甚少。值得注意的是，张广智教授曾在《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一文中对口述史学的源头做了详细梳理并进行中西对比，认为“如果没有口碑（口传）史料，希罗多德是不可能完成他的传世之作《历史》的”[6]18。吴晓群女士则多次撰文强调反对“以今人的知识架构来看待古人”，认为要重视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时代特征及“希腊语境”，即“口述传统的背景和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7]19。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希罗多德所使用的口述材料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将其与希腊史割裂开来，因此仍有将其置于希腊史学的框架中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希腊史学大量使用口述材料的原因
如前所述，口述史研究在20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复兴。口述传承最初表现为先民的神话传说等，文字产生之前，知识都是以口头方式传承，比如像西方的荷马史诗、中国的格萨尔王传等。希罗多德时代文字早已成熟，有了记载、保存史料的载体和功能，为什么希腊史学依然大量使用口述材料呢？
首先在于古希腊实地资料搜集的局限性。公元前5世纪，希腊就已经出现了学校。但是在古典主义时期书籍还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东西，书籍都是手抄本，这些书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在朋友之间、少数文人团体或在职业朗诵者手中流传”[8]81。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世界才出现书籍买卖的现象以及专门生产和销售书籍的人。随着书籍流通的增多，普通书籍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但是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拥有大量的藏书还是十分困难的。当时也没有对外开放公共图书馆，只有一些收藏家拥有私人图书馆，如柏拉图和萨摩斯的僭主波里克拉特。因此只有极少数希腊人才能在家里存放大量的书籍，大多数人了解文字材料的途径可能是学校所读的书，或者是在公共场所的听讲。
希罗多德出身于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哈利卡那索斯城，他的家庭是当地名门望族。所以，他从小就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即便如此，在那个书籍极其缺乏的年代，他从书中汲取的知识也十分有限。为了获得一手资料，希罗多德从不到三十岁起开始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年左右的旅行，足迹北至黑海北岸，南达埃及最南端，西到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东抵两河流域下游地区。正是在这些地方，他通过对当地风俗习惯的观察、与当地民众的交流沟通搜集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将其使用于《历史》的写作中，这在书面资料贫乏的古希腊社会是极其正常而且必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希波战争史的时效性。大约在公元前447年，也就是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结束两年后，希罗多德来到雅典，在友人们的鼓励下，他准备撰写一部关于希波战争的著作。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著述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9]1。《历史》之所以被后世史家冠以《希腊波斯战争史》之名，也是因为其内容主要围绕希波战争展开[10]12。正如其他当代事件一样，希波战争的当事人许多还存活于世，对战争的记忆还十分鲜活，因此探求事情的经过没有比口头资料更实用的了。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是希腊人对口头讲述的偏爱。古典主义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是为了在听众面前阅读或者表演而撰写的，如写抒情诗是为了在贵族宴会上和抒情节上朗诵，写喜剧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型狂欢节上表演，甚至历史作品也可以当众朗读。据说，修昔底德曾专门到雅典广场上听希罗多德朗诵其作品，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8]81。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是服从于讲述的，一篇作品只有向人们讲述出来才算是最终完成，在此之前，其内容很少为人所知。讲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作者若想引起公众的兴趣，就必须让人们在公共场所听到他的声音。因此，无论是对于演说家、诗人、剧作家还是智者、政治家来说，能够在许多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当众朗诵其作品，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三、口述史料在希腊史学编纂中的作用
通读《历史》可以发现，口述材料在《历史》的全部材料运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代史家基本认同口述史料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构成这一观点[11]42。那么，是否可以借此说明口述传统在整个希腊史学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自西塞罗以来，《历史》就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真正的史学著作，希罗多德也因此享有“历史之父”的美誉，并得到现代史家的普遍认可。意大利古典史家阿納尔多·莫米利亚诺强调将对希罗多德的研究置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历史》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历史著述的开端，是因为其放弃了神话的形式，直接以叙事的散文体描述人类的经历，“‘历史这一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希腊人或希腊社会的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即从对神、人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全面关注、从对遥远的时代的兴趣转化为对当时代的兴趣”[11]31。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及其《历史》是“空降兵”，产生于一望无垠的沙漠。
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希罗多德的书写对前人有着深深的模仿和借鉴痕迹。希罗多德自幼便酷爱荷马史诗，无论是在语言、形式、情节结构还是在叙述手法上，《历史》都带有浓重的荷马风格，甚至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最荷马的”。在口述史料的运用方面，《历史》与荷马史诗也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当代学者通过严密考证，普遍认为荷马史诗的基础是特洛伊战争后流传的英雄短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被民众反复传颂、加工，不断添被加新的内容，至公元前8世纪左右，经过盲诗人荷马的整理逐渐定型，公元前6世纪才最终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荷马史诗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部口述史汇编，这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希罗多德。此外，赫克泰乌斯也对希罗多德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赫克泰乌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散文纪事家，曾著《大地旅行记》和《谱系》两书。在《大地旅行记》中，他记录了自己游历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各地的所见所闻。以赫克泰乌斯为代表的散文纪事家对口述材料的采纳以及他们的求真精神为希罗多德所继承。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希罗多德比同时代的人看得更高、走得更远，却不是唯一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他的作品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同时代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求真纪实而闻名，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我所使用的材料）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1]20，修昔底德的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实地采访获得的材料。就口述传统的运用方面而言，《历史》在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史上拥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可以认为将《历史》作为希腊史学的代表是十分恰当和合适的。那么，口述传统在《历史》以至希腊史学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口头材料是希腊史学编纂的主要史料来源。
古希腊社会文字资料十分缺乏，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充分利用各种传说和口头材料。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的过程中遍访各地，腓尼基、叙利亚、巴比伦城、埃及、西西里岛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每到一处，他必定详细考察当地的人情地貌和风俗习惯，并且探访当地居民，特别是访问知识渊博的祭司。因此，口述材料在《历史》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在这全部历史里，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9]193。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有四类：一是文学作品。不仅包括《荷马史诗》和书中多次提到的散文纪事家赫克泰乌斯，还有来自各地诗人的作品。二是神谕。这些神谕绝大多数来自德尔菲神庙，不仅包括希腊本土神庙，也涉及蛮族神托所的神谕。作者引用大量的神谕和神托的话，使人们猜测他有可能阅览到成册的神谕。三是纪念物、档案和铭文。这些材料希罗多德较少使用，但作者反复强调自己曾亲眼见到这些材料，以此来证明叙述的真实性。四是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来自于民间传说，大部分来自于他对所要记述地区居民的实地采访，甚至有一些是来自于希波战争亲历者之口。考虑到口述史料之多以及每一条口述史料之长，不难得出口头材料是《历史》乃至希腊史学编纂的主要材料来源这一结论了。
希腊社会中的口述传统不仅主导着希腊史学编纂，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财富。《历史》虽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是内容却涉及当时希腊人已知的全部世界，堪称古代社会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12]114，为今天研究西亚北非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资料。“直到今天，他（希罗多德）的《历史》仍是我们研究希波战争和东方历史文化的最好资料。没有希罗多德，希腊史和东方史的研究不会在十七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取得那样大的进展”[13]12。
第二，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和编纂体裁——历史叙述体。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行文中总是不断地打断自己的叙述，并且经常在一件事尚未讲完时就插进相关的背景介绍，甚至还有“插话中的插话”。传统观点认为其叙述混乱、主线不清楚、主题不明确，是史学萌芽之初写作技巧不完善的结果。吴晓群表示反对，她指出“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这种叙事方式与其所引用的口述材料直接相关，“因为他（希罗多德）是在面对听众讲故事，这种讲述就可能因为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断地打断他的叙述”，讲述的人和台下的听众有一种即刻的、直接的交流，通过这种讲述方式，讲述者向人们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的、单线条的固定的叙述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单独讲述，并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东西”[7]19-20。这种新的讲述方式符合希腊历史语境和社会习惯，因而受到民众的欢迎。直到现在，历史叙述体仍然被奉为西方史学编纂的通用体裁。
第三，使历史叙述更加生动活泼，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希罗多德将大量的口述史料运用于《历史》的写作中，使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更加鲜活生动，再加上他高超的语言技巧，达到了艺术性和真实性的完美融合。在多方搜集口头材料的基础上，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尤其是借梭伦之口表达出事物变化无常的观点。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情节经过希罗多德在公共场所的宣讲，增添了史学的道德垂范和人生指导的意义。
因此，口述材料的使用不仅对古希腊史学编纂乃至后世个学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还对希腊社会民众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
希腊语境中的口述传统意义重大，却并不能掩盖其瑕疵。探讨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口述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希腊史学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在评价希罗多德是不是“谎言之父”的问题上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关于“真实”的评价标准。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人为的”探究学科，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和承载的角色和意义也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史学研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有鉴于此，在学习、研究希腊史学时首先应当尊重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古希腊历史语境中，客观地进行评价，而不是以今人的思想观念和方式去猜度古人。在当代社会，“真实”是客观和科学的代名词，而在希腊社会情况则大不相同。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认为话语具有神奇的力量，功绩只有被称颂才能永存，讲述成为保存公共记忆的重要手段。他们追求的是以吸引人的风格讲述精彩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人文主义色彩，而不是像当代学者那样关心作品的严谨性和每个细节的准确度。希罗多德记述的是别人告诉他和他见到的事情，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真实。当然，记忆的不可靠性使得这些话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希罗多德刻意撒的谎，不应过分苛责。
第二，文献材料与口述史料的比较。
传统观点将文献材料与口述史料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文献材料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这也是其客观性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排除文献资料作伪的情况，尤其是当事人不想让后世研究者发现事情的真相而刻意作伪，就大大增加了辩伪的难度。而且，文献资料在整理成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沾染记录者的主观色彩。口述史料的产生则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即根据访谈者的要求回忆相关内容。虽然回忆充满了主观性，但主观性并不是必然的伪内容。历史并不是事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当事人感受的复杂集合体，没有人能够拥有上帝的视角。作为具有专业素养并身处研究事件之外的历史学家尚且不能摆脱自己时代的影响，遑论作为参与历史的讲述者。
第三，希罗多德的批判精神。
口述史最初在希罗多德那里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和手段来使用的，但他对自己所听到的材料并不是不加筛选地采纳，而是经过多重批判和检验。首先是博采众说。对于同一事件，他会把不同的说法记录下来，在《历史》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希腊人是这样说的”“波斯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这样说”“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诸如此类的语句。其次是逻辑推理。对于可疑的材料，希罗多德通常会将他们写下来，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是实地考察。如为了证实一种带翼的蛇的传闻，他专门长途跋涉去阿拉伯进行考察。因此，有些学者对希罗多德不加选择地使用口述史料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正如汤普逊所言：“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14]35。这种批判精神在修昔底德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修昔底德将希罗多德个案化的历史批判提升为一般方法论，特别强调追求历史的真相，这种一脉相承的史学批判精神成为古希腊史学的重要遗产。
五、结语
黑格尔曾说：“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膚”[15]57。不可否认，在口述史料运用方面，希罗多德——作为希腊史学乃至西方史学的奠基者，有着那个时代无法逾越的局限性，如过分依赖口述材料，对史料的鉴别和批判也略显粗糙，难免失于轻信等。但是，相对于公元前5世纪来说，21世纪具有更加优越的外部条件。知识民主化使更多民众积极主动参与历史实践，科学技术进步使口述材料的搜集更加客观和规范化。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口述材料的另一重要价值。他们不再刻意回避口述材料的主观性，而是跳出传统观点的束缚，转而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过渡，正如托什所言：“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16]181。总的来说，口述史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将是口述史研究更加蓬勃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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